信阳事件：原组织部长阮坐检讨自己的罪过

来源：信阳事件档案材料（已网络公开，且有书籍由官方出版社公开出版）

我所犯罪恶和错误事实的检查

原中共商城县委监委副书记、

组织部长 阮坐

一、违法乱纪方面：

1959年10月20日左右，在原上石桥公社双铺管理区蔡大队芦湾生产队搞粮食征购，当时为了完成任务，这时已经没有粮食了，但我不相信，搞了几天，搞不出来了粮食，在这时思想发急，所以就采取不清手段。

错误的（应为“地”——编者注）听到下边干部的汇报，说本湾中农芦新成，30多岁了，他企图杀生产队里的猪，又听说他瞒产知道，因此，我有一天夜晚叫人将芦叫到菜场场长叶光成住屋，我问他不承认，这时我就大发邪，我说早知道，你是个坏蛋，反动富裕农民思想，并用一根大母（应为“拇”——编者注）指粗的一根竹棍，照芦屁股上打了三棍。后为了威胁芦报出粮食，又叫人将芦捆到屋柱子上冻，并说明天非法办他不可，到半夜听说他跑了，实际上是将他放了。第二天我又去他家里，他母亲说他病了，以后也没弄出粮食，也没怎样他。

59年12月9日夜间，我和朱德田一块到张畈大队羊场去，我背了一支长枪，发现地主张恩明偷羊场的羊吃，当时认为贫农没有杀羊吃，你地主胆大，不论怎说，将张拉出去假枪毙，张头走，我后边走，我不拉开枪栓，走到离羊场六、七十步远南半山坡上，威胁张你想死想活，你这个反动地主，后又叫张走头里，走着走着，我就用枪拖（托）子照张的头上狠狠打了三下子，走到屋内我记得又用一根劈柴又照屁股上打了三下，将他打坐在地下。当时因是黑夜，随后就走了，也不知道打坏了没有，这是实际经过。

59年11月分（应为“份”——编者注），因郭砦大队一个生产队长岳德权，贫农，因生活被逼杀牛，这是大队派人送到管理区，我看见后，捆的（应为“得”——编者注）不紧，我又捆了一道。当时王志刚当时在专搞这些杀牛犯，所以将人拘留到管理区，王志刚管理了。一天半晚上时，张念仲在学校召开干部大会，讲富裕农民的破坏花样，所以有的干部就提出来将岳带到会场，当时我记得有陈砦支书杨玉科又捆又打，我不但没有禁止，还说叫起来，装驴熊。我没有用脚踢岳，后这人还是交给王志刚了，送县死了。

59年12月9号早起，我在张畈大队办公室发现富裕农民胡继金20多岁，是大岗大队人，因生活所迫注（应为“住”——编者注）入到鸭棚子里放鸭子，偷吃鸭子，当时我认为是破坏人民公社，所以我当场指示付（应为“副”——编者注）支书汪付先，先捆后吊，吊有一尺高，有一个多小时，我还用一把粪铲子，照屁股上打了三铲子，打的（应为“得”——编者注）直叫喊，我还骂你这个反动富农，胆不小！脸上的汗直往下淌，棉衣都湿透了，没吊打坏。晚上打电话给喻支书派人带回大岗的，中午也没给饭吃。

59年11月上旬，关于管理区私自扣押人问题。当时我认为张念仲带的公安局长、干部专搞打击五类分子的，所以，我当时是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一扣几天不给饭吃，下面送来捆在柱子上，里边死人，我知道，我即（应为“既”——编者注）没有设法解救，又没有提出我的反对意见，这是我要负责任的。

1959年12月17日，王志刚和我商量研究集训五类分子，当时分工是：我负责下通知集中，王志刚负责集训，中间我提出来每三个人带锄头、铁铣（应为“锹”——编者注）和大箕子，这我要负责任，叫这些人集中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冬修（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坏、右）。地主出身的子弟不参加，因病和妇女孩子多不能来时不来。最后集中了多少人数、啥成分，我一次没有去，又没严格审查。但在下大雪时，我还与侯正钱布置叫修塘，要求修五尺高，旧历年前完成。虽然塘未修成，造下（应为“成”——编者注）的损失很大，这我要负一部分责任。

59年10月20日左右，由蔡店大队支书艾有周与我打电话汇报周岗瞒产很多，叫我和霍新宇一块去看看，并说怎样处理。当天上午我两个一块去的。到那湾时，一看屋内埋的都有粮食，三、四十处，约有三、四百斤稻子。我当时一看，怪惊奇，认为就是瞒产不少。当时为了教育干部认识清楚富裕农民在粮食上的斗争花样，加速完成征购任务。当时因为叫去听电话会，所以不能参加，当场与艾友周布置：全区九个大队，每一个队来一个大队长或支书，还来一个生产队长，蔡店大队干部全部参加。方法上先看，后开会，说明粮食是有。看工作深入不深入？干劲大不大？到底是思想问题是实际问题？到会约有六、七十人。这个会议对全区的干部违法乱纪是一个很大扩展，因为看到了一点粮食，我在电话会议上表扬艾友周，应象（应为“向”——编者注）蔡店学习。这个责任完全由我自己负。

59年10月7日由粮食局干部徐于克反映中农苏玉亭军属瞒有产，我当天晚上把苏叫到食堂门口问，你瞒多少，早知道，看你说不说。苏不承认，我就在发邪气，又说到他家搜，结果我指示粮局三个干部到他家搜的，当时搜出有稻、大米、面，共有二十来斤，还有大半洋油桶高梁。共计搜查了两户，这是我亲自领导搞的。还将这个湾的社员集中到食堂开会，叫报粮食，开了半夜也没有的（应为“人”——编者注）报出来。这是我作我为的。还在蔡店大队芦湾生产队长（应为“反”或“查”——编者注）瞒产，又怀疑生产队长彭作荣和作业组长肖大虎，我指使积极分子斗争，在斗争中还炒盐豆子，冤枉了好干部，这我应负责任。

59年10月15号，我和霍新宇在龙堂大队部对门召开全区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因天下大雨，人未到齐。这次会议的目的，也是贯彻反右（此处疑缺一“倾”字——编者注），鼓干劲，解除思想顾虑，报出粮食，完成征购任务。共到有一百八十多人，并在会议上表扬了龙堂核产成绩大，前后共搞出两万多斤粮食。动员干部看那个队的干部听党的话，回去搞出粮食与管理区争先报喜。这次会议也同样促使了干部的违法乱纪的深入发展，这是我逼的。

59年11月20号霍新宇去地委学校学习，我这时负责全区工作，又到张畈大队关桥生产队搞反瞒产，组织了蔡文金、彭光启、杨光亚、王国钧、蔡德银等五人，一边搞了六七天也没有搞了粮食。有一天我在（此处疑为“碰到”或“逮住”——编者注）这个食堂作业组长沈均金、会计付登义大骂人家说：“瞒产你两人知道，不报出来非法办不可，你这两个坏蛋，反动富裕农民思想！”这种作风，今天回忆起来，确实是和国民党的作风是没有分别的。

59年10月分（应为“份”——编者注）上石桥公社党委在周砦区山坎大队召开大队以上反瞒产的现场会议，主要是参观粮食多的。在会议的中间党委给我们反映，龙堂大队党员周道海，瞒产私分大米一千多斤，请示我能不能对这样的党员当场处理后报县批准？我答复说可以，这样教育意义大，因为各队主要干部都来参加了。结果我就以县监委书记的职权，当场宣布开除了周的党籍。由于这种作法，对干部的压力是很大的。为了不犯右的错误，也同样促使干部的违法乱纪的发展，这是与我有责任的。

59年10月组织公余粮入库至11月15号为止，不顾灾情如何，当时怕反右倾，因为有以往的老经验，先征购后统销，先完成征购任务不反我的右倾其再讲。所以我在10月和11月的上半月，在完成征购任务时是最积极的，一超再超，所以把王店大队36万斤任务，超额62000斤，阁（？）楼大队同样超额34000斤（稻）。如果两个队完成任务，不叫再超，群众不至遭到这样大的灾难，这个责任我要担。

59年11月王店大队电话汇报（天已黑透了）沈先汇报的说捉住一个杀牛的（未杀），这人是张畈大队人，将牛拉到王店亲戚家杀的，后又说他企图放火烧办公室，请示怎样处理。我答复连人带牛一块送管理区来。后来又说走到半路走不动，又回到王店大队了。当时认为牛没有杀成，这怎样处理呢？后未追问了。

于60年2月分（应为“份”——编者注）在上右桥办公室，由张昆山交给我一封群众向中央写的一封信，主要是反映粮食问题。写信的是蔡店和张畈两个大队的，有七八人说食堂停伙，人被饿死。叫我找到这些写信人谈谈话，说明人家反映的是事实，解释解释。但我把信积压起来了，没有向中央回答。当时认为害怕，不敢向中央回答，所以到7月分（应为“份”——编者注）才交给吴善彬了。在态度和作风粗野简单，特别是在工作中没有坚持耐心地说服教育，而是批评、指责，致使在工作中丧失阶级的革命感情，对任务不是从实际出发，老是要求过急过严。这样以来，使下面基层干部失去考虑研究的机会，这样不但脱离群众，同时也脱离了干部。

在生活上，59年冬在双铺管理区拉用民用布证17尺，关帝庙大队的6户。

对犯罪和犯错误的认识：

我身为领导干部，又是负责和执行党的纪律的人，本应模范的（应为“地”——编者注）遵守党纪国法，可是我完全相反，带头违犯了党纪国法，竟然带头违法乱纪，这样以来对党员、干部的影响是很大的，直接的（应为“地”——编者注）破坏了党的纪律，违犯了宪法，这是明知顾（应为“故”——编者注）犯的。由于这一条，给党和人民群众造下（应为“成”——编者注）的损失是很大，深刻地接受这一教训。

另外，我经过了一年多的学习、劳动，在党的关怀、帮助、教育、等待（此处缺一“下”字——编者注），深深的（应为“地”——编者注）认识到这次民主革命补课的英明正确和适时。这次运动既挽救了人民群众，发展了生产，又挽救了广大党员、干部，挽救了我。如果再发展一年，群众死的还多，干部犯罪在（此处疑为“更重”——编者注），这是无数的事实证明了的。

关于一切问题从实际出发，这条对我教育也最为深刻，从思想上，彻底干净的（应为“地”——编者注）肃清“五风”，同时也更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革命干部，无论在任何时候要坚持真理，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战争时期执行了，而在和平建设时期没有执行。这一条从主观上检查，主要是个人主义，怕反自己的右倾，一切为（应为“唯”——编者注）己为重，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应有的高尚品质。

另外，从客观上说，当时也有糊涂认识，越集体越好，粮食问题可能全国都受灾了，党不好解决，对反右倾，鼓干劲，劲可鼓不可懈，反对党的领导与反映真实情况分不清楚，所以当时思想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有的执行了，思想上是不通的，不是愉快的，认为是上级党布置的错了，由党负责，也不光我一个人，也缺乏集体研究，盲动的（应为“地”——编者注）把工作做了还不知对不对，不严肃，不认真，光考虑直接领导上的意见，而没有认真的（应为“地”——编者注）对照党中央的历来的方针政策和考虑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去做。所以这一教训慎（应为“甚”——编者注）为深刻。

说起来，我当时也有同情群众大量死亡和挨饿的一面，我也（此处缺一“有”字——编者注）害了不少群众的一面。确实，当时的立场是两面摇摇（应为“摆”——编者注）的，这是我今天的反省，回忆的真实思想，我愿意将我所犯罪恶和错误的事实经过、当时思想全部交给党，交给群众，今后便以帮助教育我。

今后的态度和努力方向：首先，认罪认错，我在思想上深刻地接受信阳事件的血的教训。我既有罪也有错误，这次集训我不亏，我不愿（应为“怨”——编者注）党和任何人，只是怨恨我自己。所以我虚心的（应为“地”——编者注）听取和接受党对我的处理，就是开除我党籍，回家生产，也要好好当一个社员，再不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准则。我是帮工出身，任何时候不背判（应为“叛”——编者注）我的无产阶级，不与党三心二意。今后还可以看着，还要兑现才算。

我深深的（应为“地”——编者注）体会党和人民群众对我的宽大，如果允许我工作的话，愿意将工作做好，再不重犯此项错误，并在工作中还要尽力尽心，尽量克服苦闷情绪，与干部搞团结，搞好工作，以往的事已经过去重新来，别的想法没有了。

检查人：阮坐

1962年元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