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略论百年来中国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

20世纪中国文化一直处在一个文化的转型时期，而且走出这个文化转型时期大概还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一文化转型期中，文化讨论的内容无疑是“中西古今”之争，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受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建适应世界文化发展形势的中国新文化。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大体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的。“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这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界限与规范，使之得以巩固和凝聚。“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转型时期。

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往往并存着三种力量：即文化的保守主义派、文化的自由主义派和文化的激进主义派。这里我们使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仅仅是就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个意义上说的，并无其他意义，而且也并不和当时政治派别的分野有什么必然联系，因此对这三派都不包含褒或者贬的意思。在文化转型时期，这三种力量并存于同一框架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抟击正是推动文化以及社会前进的重要契机。而这三种力量归根结底都与如何对待“传统”有关。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在不同历史情况下，它们对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许多人往往认为文化转型时期只有“激进主义”对文化的发展才有推动作用，而“自由主义”特别是“保守主义”则是阻碍文化向前发展的。这个看法，我认为不正确，或者说至少是值得我们重新讨论的。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从文化上看它也正是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或者说，从19世纪末)直到今天，中国文化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走出转型时期。这个文化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的剧变和动荡，因此使中国文化呈现为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难以理清的局面。

“五四”运动前后，当时有《新青年》、《新潮》、《东方杂志》、《国故》、《学衡》等代表不同思想倾向的杂志展开着文化上的东西古今之争。继“五四”运动之后，1923年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它是一次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大冲突。这次论战是激进主义派联合自由主义派与保守主义派的对垒。但论争的结果看起来似乎是保守主义派失败，但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派与激进主义派的分手。因此，自20年代中后期起，在中国文化界就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论战不断，有发生在1927年后的自由主义派与激进主义派的“哲学问题”论战；有发生在1927年直至1935年之间的有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都参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有发生在1935年后由萨孟武等10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引发的“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论战，等等。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文化界在抗日问题上取得了某种共识，但在文化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所有这些论战与分歧都与“中西古今”之争有着密切联系。1949年后，中国大陆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文化上也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当时有所谓“一边倒”全盘倒向苏联的“全盘苏化”的指导思想。在文化领域里可以说是激进主义独领“风骚”的局面。这一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上的一场大灾难，它实际上一方面是一场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运动，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如神化领袖的造神运动等)极力倡导，这就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发展成极“左”思潮所造成的恶果。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三中全会后，结束了文化上的极“左”思潮的统治，又逐渐出现了对“传统”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分野的局面。自1984年起，在全国出现了“文化热”，这时中国文化界提出了文化上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主张，并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自90年代初，“国学热”一度兴起，而同时又出现了消解文化一元化的“后现代思潮”。到90年代中期，又发生了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争论，以及“国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和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争论等等。直至近一两年又有自由主义派与“新左派”的激烈争论和对“现代性”不同层面的思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进入90年代，文化上的多元化格局已逐渐形成。展望21世纪，在中国文化界这种多元化的局面将会继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反观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正是在这“中西古今”之争中前进的。

百多年来，在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古今中西”之争，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一直都关注着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如何使中国文化重振辉煌或者是中国文化应如何彻底改造。我们从已走过的这段历史是否能得到某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呢？我认为或者可以归为以下三点：

(一)在文化转型时期，在学术文化领域，学术文化的发展往往是多元的，正是由于有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并存，在这三种力量的张力与搏击的推动下，学术文化才不至于朝着单一的路向发展，而得以较为健康地发展。正是不同趋向的文化合力推动着文化的进步。在文化的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并存的情况下，由于具体形势的不同就不能用一种凝固的教条的价值标准判断他们的高下，特别是不能用某种外加的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他们的高下，这样学术文化才能比较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对这三种力量在不同情况下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作用作客观的、不带偏见的评价，这样才可以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作出合理的、合乎实际的分析。我们应该看到，激进主义派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一定阶段往往起着打破已僵化的旧传统、开创文化发展新局面的作用；但是如果激进主义发展到极端，将会成为全面否定传统的极左思想。而保守主义派则可以起着使传统不至于断绝，而使民族文化传统有得以继往开来的可能；但是如果保守主义把自己封闭在过时的传统之中，它定会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自由主义派则可为文化的发展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层面，保证文化能有一较为广阔的空间；但是如果自由主义脱离实际地扩张自我，这样就会走向相对主义。所以对这三派的功过都应根据具体历史条件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我们也还应注意到，文化转型时期决不是一个短的时期，春秋战国到西汉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定于一尊，经过了三四百年；魏晋到隋唐也经过了三四百年；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因此很可能还得有一个相当的时期中国文化才可以走出转型期，形成适应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中华民族的新的文化传统。

(二)百多年来中国文化所存在的“中西古今”之争，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偏向：一种观点认为“中西”之争都是“古今”之争，全盘西化派大都持此种看法；另一种观点认为“中西”之争都不是“古今”之争，国粹派大都持此观点。在当时的争论中，“中西”之争确有“古今”的问题，例如要不要“科学与民主”的问题，“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以及维护专制制度的礼乐制度是否合理等等，这些问题是要不要走出“前现代”，它是“古今”之争的问题，是属于时代性的问题。但并不是“中西”问题都和“古今”问题有关，例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德抗位”、“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等问题，特别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人的主体意识，这些问题并不因其与西方文化不同，也不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意义，它们完全可以随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中有这些深远意义的思想观点和对这些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新的诠释，我们的民族文化才可以在现代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今日之世界联系非常密切，无论哪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能不关注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就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所以世界文化只能是在全球意识下在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中得到发展。“全球意识”这是个时代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文化发展的“共性”问题；“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民族特色问题，这是一个文化发展的“个性”问题。在现今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应体现“共性”与“特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中西古今”之争很可能都是由于没有正确解决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引起的。

(三)在中国百多年来的文化发展史上，“古今中西”之争常常表现为把“启蒙”、“救亡”与“学术”分割开来，或者认为由于“救亡”压倒了“启蒙”而妨碍了思想的启蒙；或者认为“启蒙”、“救亡”影响了“学术”的自由发展；或者认为“为学术而学术”对社会进步起着消极作用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启蒙”，而且必须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时也应允许“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都抱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无论是希望由“边缘”进入“中心”，还是远离“中心”而甘愿“边缘化”，只要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有意义都应肯定。特别是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为学术而学术”可以使一些学者摆脱眼前的功利效用，而深入探讨关于人类社会命运的终极问题，即那些远离“实际”而进入“真际”的形而上学问题。甚至用新观点和新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新发现和新出土的文物)的整理和诠释，同样也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因此，我认为无论是以学术文化来从事“启蒙”工作，还是以它来服务于“富国强兵”，或者以它来实现某种“纯学理”的研究，都会推动中华学术文化的发展，都会使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当前我们的学术文化界也许考虑眼前的功利太多了，而对“纯学理”的研究太少了，特别是长期以来“重理轻文”的影响十分严重，这对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并非幸事。现在，我希望中国知识界应该有更广的胸怀，在发展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既可以坚持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也应尊重别人选择的研究方向，可以“和而不同”，这也许更符合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的精神，为中国学术文化界树立一种新的风尚。

（原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