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箱袁大头换上千斤粮票，哪个更值钱？

本文为老玩家口述，润色而写。

常看到各位泉友们分享精彩的故事，我也说说自己的吧。不算精彩，但刻骨铭心，现在还有网友调侃我叫“周大藏家”，他们不懂那些过往的记忆。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 从记事起就看见爷爷那架老式雕花床最深的角落，摆着一个樟木箱子。

箱子上挂着一把铜锁，钥匙永远挂在爷爷的裤腰带上。小时候我最爱缠着爷爷开箱子，因为他说里面装着最值钱的宝贝：四五百块袁大头银元。

AI绘图

偶尔他心情好，会摸出几块，让我听听那叮叮当当清脆的碰撞声。

"这可是硬通货。"爷爷总是一边擦拭银元，一边跟我念叨："当年爷爷我在上海滩的码头上闯荡，积累了这些身家。"

那时的我哪里懂，只觉得这些冰凉的玩意儿既不能吃，也换不来小人书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世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金贵。

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后面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先是饭桌上的粥照得能见人影，后来连这稀汤寡水也成了奢望。

母亲常常端上来的是一锅黑乎乎的野菜糊糊，咽下去刮嗓子，肚子胀鼓鼓的，可人还是饿得发慌，胃里像有个填不满的窟窿。

老照片：50年代的饺子馆

父亲的脸颊一天天塌陷下去，眼神也像蒙了灰。他蹲在门槛上，端着那碗清汤，望着院里光秃秃的枣树，喉咙里滚出一句：“不能干饿着啊。”爷爷听到这话没有反驳，他是默许了！

父亲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一步步走向爷爷的床。将那个乌沉沉的木箱子拖了出来，那熟悉的叮当声又响起来，不知怎么，听得人心头发紧。

我缩在墙角，看着爷爷珍藏的“真东西”被倒在旧包袱皮上，心里空落落的。

父亲把十几块银元仔细裹好，塞进怀里最贴身的夹层，顶着寒风出门了。我和母亲守着冰冷的灶膛，等着父亲带回来好消息，最好有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大部分人家的祖传物件：粮票、铜钱、银元

不知过了多久，门轴吱呀一声，父亲回来了。他脸上的愁苦仿佛说明了结果，他默默地把那个小包袱放回木箱盖上，声音干涩：“都问了，都说难！粮票？那是命根子，谁家敢松手？”

这时候邻村的张婶来串门，瞥见敞开的箱子和散落的银元，叹了口气：“他叔，如今这年月，这东西不当吃不当喝啊。要不，你匀我几块？我寻思融了给我闺女当首饰。”

母亲疲惫地看了她一眼，没接话，张婶讪讪地住了口。是啊，连肚子都填不饱，银镯子戴在腕子上，不过是多一圈冰凉的累赘。

父亲默默地把银元一枚枚拾起，重新锁进木箱子。

上世纪的社员证、购粮证

日子在难熬的饥饿里一天天拖着。就在我们几乎要认命的时候，隔壁那个总闷头刨木头的王木匠，拿着几张粮票过来，算下来足有七斤四两。

他一把塞到父亲的手里说道：“我能余下来就这么多，给你家应个急。”

王叔话很少，但外冷内热。我们家对他真的千恩万谢，爷爷还硬是拿了30块袁大头，好说歹说让他收下了。

那之后，父亲的工作终于又稳定下来，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70年代国营工厂老照片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接替父亲进了工厂。彼时物价很是稳定，那时候光有钱可不行，许多商品都是凭票供应。

厂里每月发二十八斤粮票，保自己生活绰绰有余。可我还是忘不了小时候挨饿的滋味，每次领到粮票都要数好几遍，生怕少了一张。

粮票最大的用处是除了吃饭，换柴米油盐布（如布票这类），还可以当钱使用。我结婚晚，1982年才经别人介绍认识了妻子。

当时我们就拿着粮票，暗地里找小商贩换搪瓷盆、锅碗、花生芝麻甚至鸡鸭鱼。因为是私下里偷偷换的，国家禁止，所以价格比较高，我记得一个不锈钢的锅，足足花了我95斤粮票（是面额不是重量）。

彼时爷爷已经走了，父亲直接把那个装着袁大头的箱子传到了我手里。打开一看，还剩400多块银元，当时已经从计划经济逐步转为商品经济，我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

祖传袁大头

厂里有个老师傅，有一次我跟他商量，直接用100块袁大头换了他三百斤全国粮票。

妻子知道后心疼得直跺脚："你傻啊？这些银元留着以后没准有用。"

我笑着没说话，她没挨过饿，不懂粮票的金贵。那三百斤粮票，我换了几床新棉被，一套十几件搪瓷用具，各种零食，还给妻子买了件喜庆的大衣。办喜事那天，亲戚们都夸我们置办得体面。

后面几年，粮票越来越"值钱"了，几乎和人民币一样耐用。我把剩下的银元几乎全兑了出去，前后换了大概八百多斤粮票。

靠着这些工资之外的粮票，我们家添置了缝纫机、自行车还有收音机，还经常能吃上肉。我的两个女儿，生活得也算挺幸福。

装裱的银元和粮票

1993年，国家正式取消粮票，我家里还剩100多斤。在去兑换的路上，我突然想起当年爷爷擦银元的样子：时代一直在改变，这些曾经比命还金贵的小纸片，转眼也变成了“废纸”。

一晃我老了！最近这些年，我的两个女儿一直在我耳边唠叨："爸，听说现在一块袁大头就要上千元，稀有的甚至要上万元，咱家当年要是留着那些银元，现在不早发财了？"

是啊，400多块袁大头，总共换了上千斤面额的粮票，到底值不值？

我没跟她们争论，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子。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一些东西：几张发黄的粮票，几块乌漆麻黑的袁大头，还有我的粮油供应证。

这是还剩下的一点，我把它们装裱起来，留个念想。

票证时代的供销社记忆

现在每次吃米饭，我都会不自觉地多盛半碗。老伴总让我为了身体着想，别吃得太精细。

可她不知道，这是挨过饿的人才会有的习惯。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还会想起那个樟木箱子开合时吱呀的声响，想起银元碰撞的清脆声，想起粮票上那熟悉的市井气味。

说到底，值钱不值钱，得看是什么年月。在吃不饱的年代，再多的袁大头也比不上半斤粮票实在。

就像现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当年全家人围着一锅热粥时的那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