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晚年的一场论战（段华）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窗前朝外兀望着，他的思绪在白云与青山间飘游：不知道是他想起了在晋察冀的战斗岁月，还是那些情同手足的伙伴；他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侧面，一幅无言的剪影……

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孙犁全集》的时候，韩映山的大儿子韩大星给我提供孙犁致韩映山的全部信件里，有一封1993年11月23日的长信，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讲的是孙犁晚年因一封信惹来麻烦的事情。孙犁因为这次麻烦，在1994年写了好几篇文章进行反击，这在他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而且这一次的论战对孙犁晚年的身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谁都知道孙犁一生谨小慎微，不轻易做出冲动的事情，但这并不说明孙犁对什么事情都逆来顺受。上个世纪50年代，诗人鲁藜因受胡风案件的影响，孙犁帮他说过一些公道话，差点自己也受到打击。1946年，孙犁回到冀中区工作，有一次区党委召开会议，会议开得很隆重，冀中军区司令员和区党委组织部长都参加了，在会上一个管戏剧的小头头忽然提出：“秦兆阳反对演京剧，和王实味一样！”孙犁刚从延安回来不久，对王实味“问题”的性质、严重性他很清楚，尽管心有余悸，一听这话他还是马上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扶着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椅背大声说：

“怎么能说反对唱京戏，就是王实味呢，能这样联系吗？”

孙犁出人意外的举动，激昂的语气，使得司令员回头望了他半天。好在组织部长和孙犁有一面之交，替他打了几句圆场，他才有惊无险地过场。当时秦兆阳不在场，事后一直到秦先生去世，孙犁也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再过不久，写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孔厥夫妇来冀中区下乡、写作，土地会议时三言两语还没说清楚罪名，组长就宣传：开除孔的党籍。孙犁坐在同一条炕上再没有说一句话：前几天他已经被“搬了石头”，没有说话权了。

孙犁晚年这次的与人论战，与替鲁藜、秦兆阳说话当然在性质上不同，那两件事政治象征的成分多，一说这事大家都能理解。这次的论战却是范围不那么广泛，只限于圈内的人知晓———甚至只是圈内的某些人知道来龙去脉：论战的双方只有他和对手两个人，论题也仅限于他们两人文章里的某些话。严格来说叫两个人的论争吧。

事情的过程说起来也简单：

1992年，贾平凹要创办《美文》杂志，就给孙犁写了一封信派人到天津向孙犁约稿。4月25日，孙犁先生先给贾平凹写了一封信，谈到当前的散文，说有些名家也不注意语法修辞。写到这里，孙犁要举个例证，正好旁边有一张广州赠阅的一份周末性质的报纸，有一句不通的话映进了他的眼帘，他就随手写上了：

我仍认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大不通，遑谈美文！例如这样的句子：“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他本意是肯定的，但连用三个否定词，就把人绕糊涂了。

贾平凹把孙犁这封信在《美文》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不久有几家刊物做了选载。现在看来，孙犁的这一段话，不会有什么恶意，因为双方素不相识，谈不上恩怨，也从来没有其他事情的过节。但大约那位作家认为孙犁是存心讥讽，所以，在看到《美文》杂志创刊号刊登的孙犁这封信不久，就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智慧之美》———可以说是反击的文章吧，发表在天津的一家晚报上；在天津另一家自由谈文学的杂志上发表《要么回家 要么闭嘴》，借球王贝利的这句话喝令孙犁“要么闭嘴！要么回家”。

此后几年，这位作家陆陆续续又写了不少这样的文章发表，孙犁看到一些后，也都没有说什么。但没有说什么并不代表孙犁没有想法，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生气的。在《智慧之美》刊出几天后，那时候我还在南开大学，有一天下午到孙犁家里去，刚到门口，碰到保姆杨玉珍，她就急切地告诉我：“你快去看看吧，大叔正为×××的《智慧之美》生气呢。”我进到屋里，看见孙犁先生正独自坐在书桌后面默默地往外看着；孙犁先生有抽烟的习惯，现在却也没有抽烟，窗外明亮的光线与室内暗一些的光把他成一幅剪影；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给我倒水，拿糖果吃，只简单地指指沙发说：“坐吧。”我们俩坐了好几分钟都没有说话，我开口刚说：“听说您在生气……”孙犁马上摆摆手说：“段华，你还年轻，不要打听、不要掺和这事。”当时我才22岁，孙犁先生是认为我还是大学生，对世事涉处不深，牵涉进来会有难以承受的麻烦；话说到这份上，我当然不能也不会再掺和这事儿。坐了一会儿，我发现孙犁先生也没有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而是沉默寡言，一直默默地望着窗外，回想着什么。我只好告辞，他也没有像以往一样送我到门口，只是简单地说：“你走好。”

此后两年多，我多次到孙犁先生那里去，无论是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还是有其他人在场，我都再也没有听到他谈论这件事。但现在从他给韩映山的这封信里看，对方的文章对他的刺激还是很大的。1994年4月18日，梁斌文学研究会成立，我到天津参加会议，会议中间我和徐光耀、韩映山一起去看孙犁；他们三人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恪守孙先生的话只是静听一句也没有插言；谈到这件事情，孙犁说的中心话题只有两个含义：一是自己没有恶意，二是看那个作家有没有胆量把这句话别改动，收进文集里去。韩映山当时表示写一篇文章进行反驳，孙犁先生马上进行了劝阻。

但是，人对任何事情的容忍都是有限度的，伟人如此，凡人如此，孙犁也是这样。反击的文章一篇篇映眼而来，一向冷静的孙犁一忍再忍，终于忍不住了，从1994年8月15日开始，到9月20日结束，连续写了8篇文章，对那位作家进行了反击。我曾经说过，晚年的孙犁每一个阶段写文章都对题材、体裁有侧重点，而他写杂文却以论战作收笔，不能不让人觉得扼腕和叹惜。

孙犁反击的主要论点

孙犁首先说明了为什么写论战文章，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语言学家对一些青年作家———包括孙犁在内的病句，进行了批评，并标出作者姓名和篇名，看过以后，大家就记住不再犯就是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例证，同行朋友间互相指责、改错，成为佳话；叶圣陶先生在刊物上还办过“文章病院”，专挑有毛病的字句。但在今天，则行不通，偶尔举个不通的句子，既不提作者姓名，也不标病句出处，也未能得到宽容。“偶然指出他的一个病句，便怒火冲天，连续写文章攻击人家。整整三年了，还未停止”，“这并不是文学规律发生了变化，而是作家素质和观念，发生了变异”；“当我看到第一次攻击我的文章时，以为究竟是个作家，好面子，发泄一下，也是应该的，我就没有说话。”

对于对方说的“你的风光已经过了，不服气不行”，孙犁说：“我没有好风光，谈不上过去不过去，我的文学之路，是战争的路，是饥寒交迫，风雨交加，枪林弹雨的路。不是出入大酒店，上下领奖台的短促的路。”也许有人认为孙犁这一代进入了“被冷落”、“有失落感”的状态，孙犁说：“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革命一生，虽无多大的功劳，但也有一些苦劳，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及至老年，本身虽无能为力，国家和人民，也不会轻易就无缘无故把我们打入冷宫，叫我们度寒岁”，“回顾一生，巡视周围，自己好像总是处于中间状态，或称中庸，或称中流，或称中等。仰望浮云，俯视流水，无愧于己心，无怨于他人。”

至于对方把孙犁和青年对立起来，孙犁也不以为然。解放初期，孙犁仅仅36岁，编辑《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确实为刘绍棠、从维熙等青年作家的成长，做了不少努力，那时候孙犁也在青年作家之列。孙犁第二次和青年作家联系紧密，是在1978年以后，孙犁实事求是地对几个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评论。但他发现凡是说了一些不同看法的，关系就冷却下来，谈了好处的来往就多了一些。但孙犁并没有马上洗洗手脸，跑到他们面前伸出友谊之手求得他们的原谅：他是以一个艺术家的姿态在和青年人交往，他也从来不希望自己的身边有一拨人围着他转。说孙犁对“继往开来的一代作家不尊重。”孙犁困惑地反问：“我不明白：为什么指出一个作家、一篇散文的一个病句，便是对一代人不友好。”

对于说他独霸文坛，孙犁更是不以为然。文坛本是香火地，官场是在文艺团体，及其庞大的附属机构。孙犁一向对这些地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历次文代会，几乎都未参加，更未广交朋友，结为团伙，拉选票，谋职位。当然，孙犁也是关心文艺前途的，他说：“因为文艺和国家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革命一生，不希望共和国有什么不幸。因为我青年时曾为它做过一些牺牲和贡献。”

孙犁从十几岁爱好文学，对此道充满了幻想，并以此为指引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奉献了青春和幸福。自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文协工作以后，到解放后进城工作，孙犁也没有断绝和文艺团体的联系。总的来说，解放初期这些文艺团体的工作还是很认真和严肃的。在新时期以后，孙犁出于激情，以为一切可以恢复旧事，1978年就曾到北京参加一次作协代表大会，并在李季的鼓动下作了简短的发言。但是，参会的结果很使孙犁失望，那些参加的人物的举止、言谈，都使他坐不下去，主席刚刚宣布开会，孙犁就托词头痛，退了出来。这是孙犁最后一次和这种文艺团体接触。所以，孙犁在给贾平凹的那封信的末尾说是要离文坛远些了。孙犁在反驳对方的文章里说：“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但是，一种职业一种环境，你想进入里面，当初并不容易；及至你产生厌倦，想离开它也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何况孙犁一生的工作都为文坛作了贡献，树了典范。孙犁愤怒地反问：“文坛乃人民之文坛，国家之文坛，非一人一家，一伙人之文坛。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注视它，这能禁止得住吗？不许人盯着它，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对有些似乎是人身攻击的话“下楼腿软，迎风流泪”，孙犁也反驳：“我虽然身体不好，但两条腿，因为当年的锻炼，一直很好，不只下楼如履平地，而且走路健步如飞。眼睛，虽然有人观察过，说是混浊，但视力颇佳，现在还可看新5号甚至6号小字，更没有迎风流泪的毛病。”“尤可使一些人失望的，是去年大病手术之时，经权威医生鉴定：我的心脏、血管、肝、胰、胆，都出乎意料的好，不似八十岁的人，而像六十岁。因此，专家预测，可跨世纪……完全可以再和这些人周旋一段时间。”

论战对孙犁的影响

孙犁在论战中一共写了《“病句”的纠缠》、《当代文事小记》、《文场亲历记摘抄》、《我和青年作家》、《我与文艺团体》、《我观文学奖》、《反嘲笑》和《作家的文化》8篇文章。综上所看，双方论战的论题，似乎并不重大，不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国防文学”之类的论战，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说，也谈不上对等的论战：双方是你写你的，我谈我的。张学正先生在《巴金、孙犁的晚年心态》一文（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17日第五版）中说晚年的孙犁“回顾过去，充满伤感；面对现实，一腔忧愤；展望未来，感到幻灭”，恐怕不是事实，有点以偏概全———但这次论战对孙犁最后几年的身心和写作产生的不良影响，甚至说对孙犁最后两年写作情况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引起孙犁的幻灭感，倒是事实：例如，一篇反驳的文章里甚至这样写道：

“我每天兀坐在楼台上。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我没有想再得到什么，只觉得身边有很多累赘。

“我时常想起青年时的一些伙伴，他们早已化为烟尘，他们看不到今天，我也不替他们抱憾。人有时晚死是幸运，有时早死也是幸运。”

孙犁，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不被宽容中无可奈何地甚至可以说是悲怆地说出这些话，实在让人心中潸然，这不仅仅是对对手说的话，更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无奈。

孙犁先生去世二年了，在他生前，除了看他这些文章，我没有再和他提过这件事一个字。在他写反击文章的时候，他在给我、徐光耀、韩映山和他老同学邢海潮、《羊城晚报》的万振环等人信里轻描淡写地写到过此事。但我从他在1993年11月23日给韩映山的信里知道，他是实在忍不下去才写那些文章的：虽然是称为写，实际是把他平时读到对手的文章时所随手记下的感想连缀成篇而已。

那个对手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在我和他的交往中，我从未提到过他和孙犁先生的这次论战，也没问过他看到孙先生八篇文章后的感想。从维熙先生几次告诉我，说那位先生几次在从先生家里说和孙犁争论错了，我倒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次论争难说对与错，只是双方对对方的理解有偏差罢了，但对孙犁先生而言，似乎受伤害的程度更大一些，对他晚年日常的生活和写作影响更消极一些。

外围的观众并不会看明白是谁在和孙犁论争，论争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有机会把双方论争的文章都放在一起，外围的观众也不会把此事弄得心里一清二楚。这当然是一个遗憾，无论是对观众抑或对孙犁，我相信孙犁先生是带着这个遗憾的，一直到2002年7月11日离开这个世界；也许他的灵魂不会遗憾，而是像他年轻时一样意气风发地战斗在如火如荼的峥嵘年代。

而现在，我面前所出现的，就是孙犁———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窗前朝外兀望着，他的思绪在白云与青山间飘游：不知道是他想起了在晋察冀的战斗岁月，还是那些情同手足的伙伴；他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侧面，一幅无言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