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春军：《洛洋村海上仙游诸君义墓志》与甲戌风灾

岭南气候多变，夏秋之际的台风更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些灾难在碑刻中偶有记载，勒石于清光绪元年的《洛洋村海上仙游诸君义墓志》，就是记载“甲戌风灾”善后事宜的一通碑刻。该碑刻为花岗岩质，长177厘米、宽46厘米，阴刻楷书。原在珠海市南屏镇北山社区约1公里的洛洋村墓葬地，1960年代，村民将其移到北山村，现收藏于珠海博物馆。

1874年9月22日夜晚，台风袭击粤港澳大湾区，给沿海群众带来巨大灾难，这场风灾发生于同治甲戌年，故史称“甲戌风灾”。《洛洋村海上仙游诸君义墓志》较为详实地记录了风灾过后，香山县北山村安澜堂埋葬澳门死者的善后事宜。上述碑刻文献最早被《珠海文物志》收录，受限于当时整理条件，录文时有讹误和缺漏；谭棣华主编的《广东碑刻集》移录旧文，未修正原误，反增新讹。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对照碑刻，重新录文并句读如下：

洛洋村海上仙游诸君义墓志

盖闻：“水漂风溺，乃天地之偏灾；而掩骼埋胔，实吾人之公义”。我乡处海滨之地，飓风不测，况澳门东环大海，为患尤甚。

同治甲戌岁八月十二夜，飓风骤作，海潮氾滥，凡估船蛋艇，以及濒海居民，多遭沉溺。阅日风止，淹毙者随流上下，僵扑满岸，令人目不忍睹，然多是无主之尸。爰捐金雇役，自石角嘴至大道围前沿海一带，拾而掩之，共得男尸三百二十九，女尸三十一，男女幼孩五十六，均不知其姓氏，但志其男女长幼而已。独是：海滨沙岸，卑湿之速朽堪虞；麦饭豚蹄，清明之望祀可悯。岁之三月，复相地于乡之东郊，土名洛洋村，检遗骸、易瓦塔而迁葬之。题其碑曰：“海上仙游诸君之墓。”分其男女，平列三坟，幼者附焉，示有别也。更醵金为安澜堂会，以为登茔致祭之资，俾墓祀无阙。

呜呼！家乡难问，应生异地之悲；而魂魄有归，庶免重泉之泣。爰襄义举，曷尽哀矜，并勒贞珉，备陈颠末，是为志。

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冬十二月吉日 北山乡安澜堂主人立

《洛洋村海上仙游诸君义墓志》名为“墓志”，实为竖立在葬地的墓碑，立碑时间为“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冬十二月吉日”，也就是公元1875年12月底到1876年1月中的某日，系当时人记当时事，其真实性确然无疑。洛洋村位于珠海北山社区东一公里处，晚清曾为一个比较小的聚落，故县志无载，后为掩埋死者的乱葬场，现为驻澳部队基地。同治甲戌岁八月十二日夜，就是公元1874年9月22日夜，一场台风，给粤港澳大湾区带来了巨大灾难。碑文云：“海潮氾滥，凡估船蛋艇，以及濒海居民，多遭沉溺。”这次台风，人口损失最大的就是澳门商船和珠江水面上的疍民。

“进入晚清时期，随着澳门华人人数的增加，华人逐渐控制了澳门的主要经济行业，甚至传统上主要由葡萄牙人经营的海上航运和贸易，也逐渐由华人占据了主导地位。晚清时期澳门港口海上贸易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华人商船队伍发展壮大，并成了澳门港口进出口贸易活动的重要力量。”（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珠海商贸史料辑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48页）据当时的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发布的报告称：

根据前引澳葡当局统计官员曼努埃尔·德·卡斯特罗·桑巴约对1868年澳门华船贸易的调查报告，在该年1月25日这一天，停泊在澳门港口的属于澳门居民的各类华船2471艘，总载重量571032担。其中，海舶1艘，载重3360担，头猛船80艘，合共载重109200担。除了一万多名澳门华人外，船上还有来自广东各地的华人4281名。是日在澳门停泊的还有不属于澳门居民的各类民船806艘，船上居住人口有6228人。

除了华人商船外，澳门海面所停泊的就是疍民为主的民船：“是日在澳门停泊的还有不属于澳门居民的各类民船806艘，船上居住人口有6228人。”疍民又被写作“蛋民”，显然有歧视之意。屈大均《广东新语》云：“诸蛋以艇为家，是曰蛋家。”疍民是海上流动的居民，居无定所，直到民国时期仍维持这一生活方式。吴金喜在《珠海南屏疍家人居住环境的变迁》一文中云：“那时的疍民，船既是家，又是生产工具，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白天把船篷收起，棹桨下网去捕鱼；晚上把船篙一插，又把船篷张开就是寝室。今天在这河边住一宿，明晚又转移到别的地方居一夜，总之就是没有固定的地方。”（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珠海文史资料精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7页）居所简陋，又濒临大海，夜晚入眠，所以就无法躲避午夜突至的台风了。

按照碑文记载，那些死于台风的不幸之人，最初埋葬在沿海一带：“自石角嘴至大道围前沿海一带，拾而掩之”。第二年，按照本土风俗，迁葬于洛洋村：“岁之三月，复相地于乡之东郊，土名洛洋村，检遗骸、易瓦塔而迁葬之。”粤地习俗盛行二次葬：“但在岭南最具地方特色的是二次葬式。它是在人死入土安葬三年以后，待人体软组织完全腐烂、分解，再打开棺椁、捡骨，用白酒洗净，然后按人体结构，脚在下、头在上、屈体、装入陶瓮（罐），重新埋入地下。这就是二次葬，亦称之为洗骨葬或捡骨葬。盛骨陶瓮称为金罂、金塔或金城。”（司徒尚纪著：《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200页）人死必归葬故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丧葬习俗，《礼记·檀弓上》：“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韩诗外传》曰：“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而土葬则认为魂魄有依，《礼记•郊特牲》云：“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所以埋葬者一方面为不能归葬家乡的亡魂而遗憾，另一方面也给死者以些许安慰：“家乡难问，应生异地之悲；而魂魄有归，庶免重泉之泣。”

岭南宗族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一些望族都有自己的堂号，最早的堂号是记郡望的，后来的堂号只是代表家族，如香山实业家唐廷枢三兄弟的堂号为“纬经堂”，而唐廷枢父亲家族的堂号则是“树德堂”。碑文云：“更醵金为安澜堂会”，这里的“安澜堂”不同于家族堂号，而是临时筹办的善堂组织。“安澜”为“水波平静”之意，蕴含“风灾不再”之意。事实上，对贫困者施舍粥饭、对死者捐助葬费的民间善会，这些赈济活动在民间行之已久，甚至形成了一种制度性安排，这就是岭南善堂善会存在的价值所在。香山县的每个村落基本都有常设善堂善会，基本都是民间自治组织：“慎终会在上恭镇那洲乡，由谭光宇倡设，合众力捐助而成，现置有义田二百二十五亩，藉给乡人丧葬之费。”（厉式金修，汪文炳等纂：《香山县志续编》卷四，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38页）“安澜堂会”这种民间自治岭南善会，完美体现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自治理念，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在这次台风的袭击下，澳门的不少建筑物也被摧毁，现存碑刻也记载了祠庙的重修状况。如《重修妈祖阁碑记》：“迨至同治甲戌十三年八月，忽遭风飓为灾，海水泛溢，头门既已倾跌，牌坊亦复摧残，瓦石飘零，旗杆断折。”（谭世宝著：《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重修莲溪庙碑记》：“同治甲戌之岁秋八月，飓风陡作，沙石飞扬，廷楹为之而圮，禋祀莫得而陈。”（谭世宝著：《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2006年，第303页）《修整后楼碑记》：“缘因庙之后楼壹座，在于同治十三年八月，为风飏吹塌。”（谭世宝著：《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2006年，第324页）

留存在珠海市和中山市的祠庙碑刻，对这场台风也有不少记录：《观音岩庙碑》：“岂料岁逢甲戌，时值中秋，潮涨滔天，飓风拔树，廷合倾倒，什物漂流，远近咸知，数难追究。”（谭棣华，曹腾騑，冼剑民编：《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24页）《太保庙碑》：“庙之建也，不知创自何时。我朝嘉庆、咸丰间，叠经修造；迨同治甲戌，圮于飓风；光绪丙子乃重而新之。”（林广志主编：《唐家湾碑刻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3页）《古鹤“重修庙宇碑记”》：“甲戌八月，鸠工未竣，复被飓风，财帛、北帝两庙俱皆倒塌，真君庙亦多摧残。”（中山市文化局编：《中山文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一些新闻报道可与《洛洋村海上仙游诸君义墓志》互相印证：“三点钟之久方静，后经查看海面漂流各物，以及大小尸身，亦及澳门口岸，皆不堪入目，己变世界矣，惨哉！”（《澳门大灾而至汕头》，《万国公报》第306卷，1874年，第16-17页）

碑刻是对一时一事的记录，而方志则往往是宏观描述：“十三年秋八月十二日，飓风并海潮大作，坏房屋船筏无算。风从东南海上起，顷刻潮高二丈，浊若泥滓。澳门坏船千余，溺死万人（捡得死者七千），香港死者数千。缉私船亦坏，自参将以下武弁死者十余人。香山、顺德围破塘决，沿海民被淹受伤最重；东莞、新会、新安次之，南海、番禺又次之。风由东南上西北，至肇庆止。”（(清) 瑞麟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广州府志》卷八十二， 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444页）

方志对这场风灾的记述基本都是官方灾后统计，受限于治理模式和统计方法的不足，具体死亡人数和受灾状况各种官方记载也是相互抵牾，据当时的澳门户口登记部门统计，仅香山县死亡人数就达到两万人：“澳门司理户口册者登记，因风灾死者，计香山一县至二万人之多。”（《续述澳门风灾》，《万国公报》第310卷，1874年，第23页）《申报》则认为全省死亡人数为万人之多：“前日港澳飓风一事，又谓曰广东一城虽幸不大罹其害，而省内之滨海各地方，亦多有摧坏室庐、漂没船只之处。统计省内各处商民之殉此灾者，殆不下一万人云。”（《粤省风灾续述》，《申报》1874 年10月19日）。事实上，海上流动客商及疍民难以列入管理，就粤港澳大湾区的具体死亡数字来说，更难有确切数字，所以关于这次台风的受损统计数字，基本就是一笔糊涂账。

关于1874年甲戌风灾的碑刻记录，现存不少，但往往都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而《洛洋村海上仙游诸君义墓志》记载更为细腻。从语言角度来看，这方墓志语言简括，记载事实详实，骈体文的使用，使得语言颇为典雅。从史料角度来看，当时人记录当时事是大多数碑刻的特点，故碑文有其他传世文献不能替代的史料价值；但碑刻书写主题常常流于歌功颂德，内容往往单薄且流于庸常，故难以为研究者提供更深入的史料。《洛洋村海上仙游诸君义墓志》突破了传统碑刻记事的局限，无疑值得历史研究者关注。

本文刊发于2025年《寻根》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