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五大书记”之一，叶剑英元帅誉他为“党的骆驼”

【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6月13日，武昌的党中央扩大会议现场气氛凝重。会议伊始，23岁的任弼时多次要求发言，却遭陈独秀压制。但任弼时并未退缩，他愤怒地大声回应，随后毅然掏出《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进行报告。陈独秀对此极为恼怒，甚至失态地撕毁意见书，还斥责青年团无资格发言。任弼时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表示“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并继续口头报告，强调党应迅速组织武装，与国民党右派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事变。在被陈独秀多次打断、喝止的情况下，任弼时始终坚定，高呼“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握住任弼时的手，对他和团中央的觉悟与胆识给予了高度夸奖 。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迁往北平。在党中央领导同志中，毛主席、朱老总的身体一向很好，一路上都是精神抖擞，唯独任弼时精神萎靡，事实上饱受疾病折磨的他，因为劳累过度，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从西柏坡出发到北平这段路上，任弼时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中型吉普车里。

任弼时在中央五大书记中，年龄最小，身体却最差，1948年春，中央辗转来到西柏坡时，任弼时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为此苏联特别派医生来到中国，为任弼时诊治病情，结果诊断出，任弼时患有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任弼时正值壮年的年纪却患有老年人的疾病，可见高强度的工作，已经压垮了他本来已经很脆弱的身体。

抵达北平后，任弼时获得组织命令强制休养。

然而，他体内早已埋藏着危险的种子。

1948年西柏坡时期，苏联专家便已确诊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等老年疾病！革命的重担，早已压垮了他本不强健的身体。

组织上曾多次考虑减轻任弼时的工作，但他却始终不愿意，可同志们越是关心他，他心里就越感到愧疚：“我自己有三怕，第一，害怕不能为党工作；第二，害怕花费太多的钱；第三，害怕麻烦了同志们。”

他曾对身边人喟叹：“我是活不长了，所以才要抓紧时间工作啊！”

每念及此，便不顾医嘱，在油灯下埋首文件堆中，常至深夜。

任弼时身体的崩坏，非一日之寒。

1928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书记尹宽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造成了很大损失，考虑到安徽严峻的形势，中央于9月派任弼时以特派员的身份巡视安徽。

任弼时到安徽以后，很快就扭转了安徽的种种不利局面。然而任弼时与徐厚昌在前往城西北香油寺参加团的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不慎被敌人逮捕。随即被押送到国民党南陵县党部，好在这次出门任弼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机密文件，敌人也不知道任弼时的身份，最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然而此次被捕后，敌人对任弼时曾施以酷刑，导致任弼时出狱后身体十分孱弱，本来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任弼时应该休养一段时间，但任弼时是个坐不住的人，才躺了几天，就坚持要求工作：“我已经康复，完全康复了，现在就可以继续工作！”

然而到1929年，任弼时在江苏工作期间，再次因叛徒告密被捕，好在他在被捕前，及时吞掉了身上的机密文件，身份这才没暴露。

此次入狱，敌人为了问出他们想要获知的情报，对任弼时采取了更加严酷的刑罚，直接导致任弼时的身体上出现了不可逆的伤情，在狱中任弼时几次被电刑电晕过去，以至于后背上被烙出了两个拳头大小的洞。尽管敌人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线索，但他们认定任弼时身上一定有秘密：“一般人受刑到了这个程度，就算真不是共产党，也会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以求不要再用刑，像你这样油盐不进的硬骨头，我们还能冤枉你不成？！”

幸亏周恩来的中央特科通过关系，这才将任弼时营救出狱。

两次炼狱，如同被抽去了筋骨。从此他常感头晕目眩，血压如失控的野马。长征路上，他执意拒绝战士抬他过冰冷的河，结果高烧不退，生命悬于一线。延安时期，他每天工作超过十五小时，三十多岁面容却如五十老农。有人劝他休息，他眼中便浮起深重的愧疚。

他心中那“三怕”，在延安窑洞的灯光下愈发清晰。怕不能工作，怕组织耗费资源，怕给战友添麻烦——这朴素到令人心碎的“三怕”，铸成了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主调。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看望在这里养病的任弼时

1949年4月12日，任弼时强撑病体代表中央向青年团大会作报告，被推举为团中央名誉主席。会后，他终于住进北平西郊玉泉山静养。然而仅仅二十多天后，他竟陷入昏迷。医生发现他脑部血管已出现器质性病变，眼底渗血。

开国大典在即，他渴望登上天安门城楼：“抬也要把我抬上去！”毛主席含泪严令：“必须安心静养！”这成为他心中巨大的遗憾。

11月，中央专门研究其病情，决议年底前停止一切工作，赴苏联治疗。任弼时虽万般不舍，最终服从了组织决定。

1950年1月，周恩来赴苏访问，百忙中抽身探望。病榻前两人细数峥嵘岁月。任弼时轻声恳求：“我还是想回去工作。”

周恩来紧握他的手，坚决摇头：“养好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

任弼时与夫人陈琮英

在苏联治疗五个月后，任弼时终于带着苏联医生“可适度工作”的证明，于1950年5月17日提前回国。

毛主席亲自批示：“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

然而，这“四小时”的枷锁，对一个习惯了如骆驼般负重前行的人，无异于一种精神酷刑。他仿佛要追回所有被病床偷走的时光，埋头文件之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南海的灯火彻夜通明，讨论是否出兵。任弼时看着战友们熬红的双眼，再也无法安坐。他悄悄延长工作时间，翻看朝鲜地图与战报，血压在无声中悄然攀升。

医生忧心如焚，只能用他最大的心愿来规劝：“不保持健康，主席心疼，今年国庆又不让你登城楼了！”

这一招果然奏效。

1950年10月1日，任弼时终于如愿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精神焕发，众人欣慰，以为病魔已退。谁能料到，这竟是他生命舞台上最后的光华。

1950年10月1日国庆，任弼时在天安门城楼上

国庆当日，毛主席收到金日成求援信。任弼时不顾医嘱，全力投入工作。

虽然那时中央已经规定了任弼时每天工作不能超过4个小时，可任弼时每天还是在操劳工作，半刻也不得清闲。

1950年10月19日，为筹备召开党的组织工作全国会议，任弼时邀请河北省部分领导干部在办公室谈话，10月21日，为《中国青年》杂志创刊27周年发表纪念文章。

周总理为讨论出兵朝鲜事宜，准备赴苏联，离开之前特别到医院去探望任弼时，结果因他在动手术，没能见面，然而任弼时出来以后，却向妻子感慨说，没见到他正好。

事后陈琮英才透露，任弼时之所以不愿意见老友周恩来，是因为不愿意让他看见这副虚弱的样子，什么也做不了。

然而这事儿终究成为周总理永远的遗憾。

1950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日子，这天凌晨任弼时刚动完手术，还在静养中就突然出现中风的症状，血压止不住的上升，整个人陷入昏迷之中，医院也给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尽管医生竭尽全力地治疗，但任弼时最终还是因抢救无效，于1950年1月27日病逝，享年46岁。这位革命“骆驼”永远停下了脚步。

当周恩来从苏联归来，惊闻噩耗，如遭雷击。

一年后，他专程到任弼时家中。握着陈琮英的手，看着满屋稚子，往事如潮。向来克制情感的总理，竟在回忆中失声哽咽，最终演变成难以抑制的嚎啕大哭！

任远志慌忙上前为他拭泪：“周伯伯别哭了！”小弟亦拉住他的手大哭不止。哭声交织中，唯任远芳后来一句点透：“我父亲和周总理，是真正的亲密战友。”

任弼时同志生命虽短，其精神却如山岳。叶剑英元帅誉其为“党的骆驼”，背负最沉的担子，耗尽生命于事业柳暗花明之际。任弼时的一生尽管短暂，但他的功绩必将为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