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被原配纠缠18年，至死未成功离婚，去世后，原配出席葬礼

1965年，享有“司马迁之才”和“国士无双”美誉的蒋廷黻博士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默然不语，只是流下了两滴泪水。

第一滴泪，是为他自己而流。毕生最大的愿望，是撰写一部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以此作为传世之作。然而，由于政务缠身，这个宏大计划始终未能实现，仅仅留下五万余字的提纲。

第二滴泪，则是为他的两个妻子而落。他对与自己反目成仇、纠葛了18年的原配唐玉瑞，心中充满歉疚；同时，对陪伴他走完人生旅程的沈恩钦，他担忧她未来可能会孤苦无依。

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从政者，蒋廷黻都是那位最耀眼夺目的存在，被誉为“鲁殿中的灵光”。然而，这个在外人眼中极具洞察力的人，却无法看清那些曾与自己最亲密的人。

一、天才儿童到海归博士：初登历史舞台

1923年春季，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书桌上放着一份求职简历：

蒋廷黻，湖南省宝庆府人士。11岁入明德学堂接受西式教育。17岁赴美留学，在派克学院半工半读期间，组织俱乐部并积极参与社团活动。

25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学习，并曾担任美国东部各大学中国学生夏令会主席。

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参与“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并负责英文刊物编辑工作。28岁完成论文《劳工与帝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张伯苓阅毕简历后略加思索，即拿起聘书郑重盖章，将蒋廷黻聘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年轻的蒋廷黻能够成功应聘成为大学教授，得益于他的天赋、努力以及些许运气。

天赋：蒋廷黻自幼便展现出非凡记忆力，那些需要背诵并默写全文的课文对他而言毫无难度。他常说：“我当时成了天才儿童。”长辈们也将他视作读书的一块好材料。

努力：成功离不开努力。17岁的蒋廷黻独自赴美，由于学费不足，他选择半工半读，每日用三个小时体力劳动换取两个小时学习时间。

在异国他乡，他因语言障碍和繁重工作感到困扰，并一度病重几近丧命，但凭借坚韧毅力，他在养病期间坚持阅读英文小说，从而攻克英语难关。

运气：蒋廷黻早年的幸运不可忽视。他在幼年时被二伯视作可造之材悉心培养，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资源，否则很可能就随父亲去做小商人了。在长老会学习期间，蒋廷黻结识了林格尔夫人。

这位女士不仅为他安排好了赴美的一切事务，还在生活中给予了诸多关怀。28岁那年，他以年轻博士的身份归国，满怀雄心壮志，准备在历史舞台上大展拳脚，这一刻无疑是他事业的巅峰起点。

二、特立独行的学者

蒋廷黻进入南开大学后，从中国近代外交史入手，大量查阅史料，并积极搜集民间资料，以填补研究空白。

在南开的六年半时间里，他与学生一起进行实地调查，与那些埋头写书的教授截然不同。直到离开南开时，他才发表了一篇文章，但已在历史界崭露头角。

1929年，清华大学邀请蒋廷黻担任五年的历史系主任。

那段时期，中国相对和平团结，使得他能安心工作。学校资金充裕，他大量购买档案用于研究，以至于书商们每周三都排队等候，为他展示各自的书单，这成为清华历史系的一道风景线。

文化人之间为了抢夺稀有书籍，有时不免施展“小诡计”。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和蒋廷黻一起拜访私人收藏家，两人互相监视着找资料，都声称对对方选中的书没兴趣。

分手后，蒋廷黻急忙赶回去买自己看上的小册子，却发现袁同礼已捷足先登，让他不禁叹息。

在清华五年间，蒋廷黻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外交史，并出版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他意识到仅限于外交史太狭窄，于是将研究扩展到整个中国近代史领域。

有时，在故纸堆里发现前所未见的资料让他欣喜若狂；有时则因长期没有收获而感到失落。正如他说：“我努力工作，有时因为伟大的发现而高兴，有时因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而失望。”

尽管作为学者非常称职，但蒋廷黻并不是个“称职”的教授，因为他从未专注于为本系招揽生源。一旦有学生申请加入历史系，他总是给他们泼冷水，提醒他们读历史可能会长期贫穷。

他深知除非做出重大真伪发现，否则很难成名，而毕业后的就业前景也不乐观：虽然可以去中学教书，但待遇低、资源匮乏，不利于个人发展。

三、跨界游刃有余

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引发广泛关注，其中也包括了当时的重要人物——蒋介石。

蒋介石曾三度召见蒋廷黻，1935年，蒋廷黻毅然辞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一职，以独立学者的身份加入国民政府，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尽管他在政坛毫无背景，却在此后的近三十年中活跃于政治舞台。

蒋廷黻决定从政的消息传开后，他的朋友们议论纷纷。有些人劝他三思而后行，认为政治圈如同火坑，一旦踏入可能会身败名裂；还有人说那是一个泥潭，会玷污他的学者风骨。当然，也不乏因嫉妒而冷嘲热讽者。

蒋廷黻自己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坚信“政治并非金钱堆砌的荣耀”，更将其视为一份工作，“和教书一样充满高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