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佑民，5，离别幼子稚女，夫妻闯关东

天公作美，突破敌人包围圈

1943年2月，曾希圣自军部回来，主持七师工作。他带 来了不少干部，主要是地方政府工作干部和一些军事干部。

按照中央规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成立新的区党委，以曾希圣为书记、李步新为副书记，部队也正式分了三个军分区， 成立了三个地委。

正在开会期间，突然发生日寇大“扫荡”。 司令部通知各单位转移，离开中心区。就在当天夜里，我即 同保安科的同志一起转移到巢南山里。

天亮时，才发现大部队都到了山里，敌人分几路已把这个山包围了(这个山，东 西南北各不过四十里路，位于巢县南，西靠巢湖)。我了解到司令部也转移到这里来了。

敌人从山的中间插了进来，把这 个山隔成几块，如果敌人搜山，必然发生问题。必须立即研 究如何出去的问题。

司令部通知进来的单位各自突围，因为部队自己要突围出去，省得机关拖累。

我碰到行政公署的许多同志，张恺帆、陆学斌、郑曰仁等，他们问我怎么办?

我告诉他们，准备夜间突出山去，敌人包围的情况不了解，已派人侦察去了。

我问他们的打算，他们还无主张，想同我一 起出去。我同意和他们一起，但是我也说明白，我自己没有把握，突不出去不要怪我，只要我能出去，大家都可出去， 我出去不了或有牺牲，那也就无法了。

这些同志在当时都是 比较负责的干部，我不能不说清楚，因为我那一班人也是新 的，对他们的脾性还不清楚。于是大家都同意了，即做准备。

首先是弄饭吃，接着把带的东西都埋伏起来，准备爬山，走小路。天将黑时，我们就开始了行动，在路上碰到我们一个主力部队(一个营),他们同我走在一条路上，我同他们联络，我走在他们的后面，但是他们不管我们，由我们自己负责。我希望他们知道后边有人，不要发生误会。

不料将近半 夜，突然大雨倾盆而下，对面看不见人，这倒增加了突围的好机会。就这样突出了敌人的包围。

在天将拂晓时，已到达原来司令部住的附近。由于下大雨，又经过一夜的行军，田里到处都是水，我不小心掉在一个水塘里，一下没有上来， 队伍停了一下，我的警卫员随即拉我出来。

上来后，队伍已看不见了，天马上就要亮，离山很近，我随即退到旁边一个 小村子。这个小村我十分熟悉，就叫一家开门。门无人开， 我即将门抬开(这个门我知道开法)。开了后群众看到是我，他们才放心。

当时那个区的区委书记朱合喜就出来了，他问 我怎么来的，我告诉他刚才突围出来，他才知道刚才过去的 部队是我们。他看我穿的军装，说这里离鬼子太近，趁天还未全亮快走。

这样，我们三人一起向南走到了三水涧，在那 里搞饭吃。还未搞好，鬼子来了，我们又向南走，过了几个 村子后停下来吃饭，饭后我即到南苏区。

第二天在羊山头附 近一个村子里见到了曾希圣、傅秋涛、李步新等领导同志。 他们是在白天从山上突围出来的，因他们住在一个山洞里， 鬼子搜山中间，利用空隙，从山上跑下来，十分危险。几个 警卫的同志都非常好，安全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这次“扫 荡”,在皖中来说是最大的一次，敌人企图一举消灭我司令部 机关。所以当天夜里，我们有些单位，敌人碰到也不理，打 枪也不理，敌人直奔目的地，扑了空，就把山包围了。

“扫 荡”持续了一个礼拜才结束。我们的人员和队伍没有什么大 的损失 。

3. 皖江公安局(即七师锄奸部)(1943.4～1945.12)

大“扫荡”结束后，区党委根据一元化领导的精神，把 行政公署的保安科合并到七师锄奸部，成立皖江公安局，并 叫我任副局长。

我本来是想搞点临时工作才去的，从此正式 搞起公安工作来了。局长是李丰平，兼锄奸部长，在当时来 说，他比我有经验，知识也多，我是在学习做工作。皖江公 安局成立之后，地方公安机关相继成立，各县都成立一个公安局。无为县没有成立，区的工作由皖江公安局直接抓， 一 直到“抗战”胜利都是这样，没有变动。

我在这一段工作期 间，主要是学习，在李丰平部长领导之下，做了一点地方方 面的工作，而在地方上大多是了解情况，回来向上面报告。

对于案件我始终没有抓过，倒是看过他办案子。在敌人“扫 荡”或顽固派进攻时，我带着机关和少数犯人，打游击。在 这个期间出了几次差，到过和(县)含(山)和沿江各县， 没有什么特殊任务。

这两年多的时间，最大的一个政治运动， 是在中心区展开的坦白运动。当时破获了国民党的一个地下 县党部，抓住了书记长，搞出了成套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牵 涉到当时几个县(在国民党看来是一个县),涉及到的人是 很多的。这个案子差不多搞了一年多，胜利地结束了。

如果 说我学了一点锄奸工作知识，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学的。我们 在运动后做了总结。在运动中，完全体现了毛主席在1942年 所指示的九条方针，主要是靠政策，靠广大群众，捉人很少。

根据我的体验，基本上是做群众工作，把坦白的、揭发的材 料，加以认真、仔细地查证核实，决不轻易捉人，经过群众， 分别实行宽大处理，贯彻了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 针。

总之，当时我们认为是成功的，在人民群众中有了好的 反映，这主要是毛主席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威力。

所谓专门工作，也只是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做一点研究和查证核实的 工作。我至今印象尤深，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叫做“依靠 群众，政策胜人”。

1945年，区党委分批集中干部，进行整风审查，我是第 二批去的。在这次审查中，我把我的家庭和入党前后以及工作时期的思想表现等都向党做了交代，对当时我思想上存在 的个人英雄主义作了清算和比较深刻的检查，接受了同志们 的批评 。

离别幼子稚女，夫妻闯关东

“8 · 15”日寇投降，我参加了一次打巢县的战斗。回来 后，李丰平部长就任政治部副主任，决定我任锄奸部长。“双 十协定”前夕，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撤退到苏北集中。 我随师部过巢湖经路西，到路东再到达苏北。

“双十协定”公布时，我们正在路上行军。毛主席安全 地回到了延安，大家兴高采烈。

我当时有一个天真的想法， 以为将来一定要有一场战争，这是没有疑义的。可能有暂时 的和平，苏北这个地方我们会让出来的，但是东北我们一定 会占住的，因一路上就听说大批干部到东北去。

我到苏北之 后，在思考着我做什么工作。这两年多的锄奸工作给我一个 感觉，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我毕竟是半路出家的，没 有这方面的丰富知识，也没受过训练，再加上受到一些传说 的影响，在一些干部的口里也常听到保卫干部有一些优越感的倾向，我认为我只能做点一般的工作。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做这个工作终生不许改行。

我在七师地区，领导对我是 重视的，我也是满意的，已经做了锄奸部长，地位也不低， 正因为如此，我决心写一封信给曾希圣政委，要求他批准我 离开部队到东北去学习军事工业。

我的出发点是，这几年抗 战，为找枪支弹药真是费了好大力气，想了很多办法，干部 之间、部队之间，为了武器弹药，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我在 “九 ·一八”事变时，就听说沈阳有兵工厂，我自己又喜好 工业，目前又有可能，为了将来的打仗，应抓紧时间学习这 方面的知识。

这封信，曾希圣接到后，即回了我一信，他说 一定满足我的愿望。我接信后高兴极了。

为了行动方便，我 当时有三个孩子，都很小，行军真成问题，在永丰镇把第二 个孩子送给一个群众了。

当我到淮阴后，见曾希圣时，他告 诉我，你的愿望是对的，当时马上回信给你，是因为中央已 决定七师全部去东北，后因棉衣赶不及，故决定别的部队去 了。

关于我的问题，他希望我就不要去了，我当时坚持了我 的意见，他也同意了，最后他说给你两年时间，学点知识再 回来，就搞军工这一行。我答应了。他给我写的介绍信就是 这样写的。

从此我就离开七师开始到东北去， 一路到山东分 局转关系。又把我的小女孩也留在山东分局托儿所。

从山东 分局招待所出发时人就多了，同其他地区的干部一起，其中 有叶林等人。在诸城又碰到周纯全，也去东北，由他带领我 们这一伙“散兵”,一路过胶济路到龙口，乘船到东北庄河 上岸。

这是1945年12月30日的事，结束了我在华中的 七 年 。

到东北学习工业的幻想破灭了

一、本溪——抚顺(1946.1～1946.4)

我在庄河上岸后坐车到安东(今丹东),由安东乘火车 到达当时东北局驻地本溪。

组织部看了我的介绍信后，因信 上说的搞军工，即送我到参谋处。当时伍修权参谋长接见了 我，谈了话，他对我想搞军工有点奇怪，从他的口气里看来， 好像不是时候。

最后他说：那你就负责把本溪所有工厂里的 机器看一看，把能搬走的需要的搬到通化再说。

就这样，我 回到招待所。我向别人打听东北的形势和情况，有些同志说， 沈阳已被国民党占领，苏联红军同我们还不能公开站在一起， 经常受到形势的干扰，现在工作还是很乱的。

我打听本溪到 通化怎么走法?有无火车?

他们说通火车，但要经过沈阳。 我到本溪市去看了看，那么多的工厂(好像乡下人进城，眼 花缭乱),机器那么复杂，我又不懂，不知哪些能搬，哪些不 能搬，又怕发生了问题。

这时感到伍修权参谋长口气里面好 像大局未定，还要打仗，机器搬到通化，是安排后方的意思。 但是，这些机器到后方怎么用?我也想不清楚。这都是新的情况，同我到东北来的设想完全不一样。

我的思想跟不上形 势，因此决心改过来，不能想得那么天真，准备参加战争的 工作。这样，我又到组织部，找到李之连(当时的干部科 长),向他说明我的想法，军工暂不能搞，希望分配做别的工 作。

他说，你是做锄奸工作的，可否到军队做锄奸工作。我当时说锄奸工作在军队搞，我不懂；如果一定要做锄奸工作， 就在地方做也可以，并希望他给参谋处说一下，我不去他们那里了。

过了两天之后，组织部通知我到东北局社会部去分配工作。

我记得，到社会部接头之后，答复我第二天早上来。第 二天一大早，我到了社会部。去时他们正吃饭，机关在收拾 东西，看样子要行动。他们带我到了部长的饭厅里，当时许 多人都在那里，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下汪金祥部长。

汪说，我 们今天出发，我同几个人先走，你同机关一起来，我们组织 了机关行军的大队，委你为大队长，负责路上的行军事宜。

他介绍了社会部机关的几个人，并说沿途有土匪，还把一个 排的队伍、一个路线图， 一起交给了我，未等我说话，他就 匆匆忙忙地和一些干部乘汽车走了。

随后，我简单地了解一 下情况，把机关队伍集合起来出发。在路上走了四五天，安 全到达离抚顺不远的一个村庄住下，在这里等候汪金祥通知。

过了两天，汪派人来找我去抚顺他住的地方。汪同我见面后， 同我谈话，要分配我留在他们机关做二科科长。

我告诉他我的情况，对于做机关工作很不适应，而且对锄奸工作基本上 是外行，在领导机关更成问题，希望在下面做点工作，什么 都行。

过了两天，又谈一次，我坚持不在机关。

这样，汪金 祥随即说，你到抚顺去吧，我同意了。

至于到抚顺做什么工 作，汪金祥一句也没有说。我带着介绍信到了抚顺地委，当 时刘子载接见了我，刘看了介绍信后，问了我几句，说先住 下再说。我住在地委机关，这大约是1946年1 月下旬 的 事 。

抚顺当时的地委书记是吴亮平，我在此间住了几天。吴 亮平调走，省委调饶斌任地委书记，才开始分配我的工作。

饶斌同我谈话时说，他不知道我来做什么工作的，省委也不 知道，介绍信上也只是说到这里分配工作，什么也没有说。

当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像你这样的干部，我得请示省委 后再定。

过了几天，饶斌说省委意见，要我做地委委员、地委社会部长。

这时对我来说，做什么都行，我也没有什么意 见，就这样定了下来。

三月下旬或四月初，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又从抚顺撤 退出来。我在这一段时间内做了不多的工作：

1. 在工人中组织了一个小的短枪队伍，约二十人左右， 这个队伍在抚顺撤退时我带出来了。

2. 破了两起国民党建军案，逮捕了两个司令。

在抚顺期间，东北局在抚顺开过一次会，我听了两个报 告：

一个是彭真，说的是形势大好；

一个是林彪，说的是扎扎实实建设东北根据地。

由此我对东北的形势才有了一个比 较明确的认识，这就是准备打游击，准备在农村扎根。

撤出抚顺后，我在郊区带着那个工人组织的小分队坚持 了一个短时间。以后，地委调我到兴京去。

到兴京后，地委 开会，饶斌传达省委决定，抚顺地委和另一个地委合并，调饶斌、严佑民、刘子仪等干部到北满。

这样，我同抚顺市公 安局撤出来的一些干部一起，随同饶斌到新宾，乘火车经梅 河口到长春。

当时四平战斗激烈，我们经梅河口时，敌人飞 机炸了车站，引起停在车站上的军火和汽油列车爆炸，我们 幸而逃出，所有的行李全部炸完。

到长春后，听了吉林省委书记林枫的报告，说的是形势 大好和建设根据地的好条件。据饶斌传达东北局决定，我们 去吉林工作。这样，我们即转到吉林。

在军调处小住

二 、吉林——三人执行小组(1946.5～1946.12)

到吉林后，住在市委。当时要我做市委社会部长。我带 来的几个干部，都送到市公安局工作。

不多几天，情况还未 能了解，长春就撤退了，吉林也要撤。在退出前，省委决定 把吉林市公安局的在押罪犯(主要是日本军官，还有点中国 人)先行退到延吉，决定要我带走。我的任务就是把犯人带到延吉，放在监狱里；其他清理审讯等一套工作，概由市公安局长巩维民负责。

这样，我们就乘车把犯人送到延吉专区 所属的监狱里，共五百余人。我们走后不几天，我方就从吉 林退出来了，我在延吉等候市委分配工作。

六月间，吉林省委通知，要我到敦化，同军区的孔石泉 一道走。

乘火车到了敦化，省委书记陈正人找我谈话，在场 有孔石泉。

他说，要成立一个三人小组，住在我区新站，决 定由王振乾任组长(已经去了),孔石泉做副组长，何锡麟 做翻译，要我去做副官，管生活和保卫工作。

我正式提出来 不想干，说了一些理由，我要求做群众工作，到前方搞游击 队。陈正人不同意。我见此情势，说服从决定。

第二天，孔 石泉也同我一块去了拉法新站，到达之后，即进行筹备。

过 了几天，美国人、国民党的人都来了，三家住在一个楼上， 吃饭在一个饭厅，各有电台。在这里，我的工作任务是管三 方面的吃饭问题，每日无事，实在好气又好笑。

当时我区正 根据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开始了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大量 干部下乡，而我这个人却在这里替美、蒋人员搞饭吃，再加 上来的时候又勉强得很，所以在这里工作实在不安心。

当孔 原(当时的省委委员)到拉法检查工作时，我找了他，反映 了我的情况，把这里的情形也说了一下，我认为用不着我在 此工作。只有三个美国人、三个国民党的人，都是公开的， 穿的是他们那一套，他们出门也怕，只要找一个管理员接替 我即可。希望他向省委反映，调动我的工作，留在拉法做群 众工作也行。他答应向省委反映。

为了给这些人物弄吃的， 我出了一次差，到哈尔滨去采购，同时到总部要求替我方执行小组人员解决冬衣问题，当时组长准备在这里过冬。

我到 哈尔滨后，见到邹大鹏副部长(偶然碰面),他很惊奇地问 我做什么工作?到哪里去了?

我即将自抚顺后的一段情况告 诉了他，并把我来的任务说了。

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干部， 而你那里无事干，你现在的工作完全可以换一个人去做，我 们想办法把你调回来。

大约是十月间，省委通知调我回延吉。回延吉后住了几 天，陈正人找我谈，要留我在吉林工作，我说希望能回到东 北局去另行分配工作。他要我休息几天再说，并很关心地问 我冬衣准备了没有，缺什么东西等生活上的事，并通知总务 科替我补充。

还有一些同志也找我谈过。省公安厅(当时称公安处)长于克找我，要我同他一起在公安厅工作。我很感谢他们，但是我要求离开吉林，最后他们同意了。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要，只按制度发给我路费，到了图们。当时饶斌在图们做办事处主任，我的爱人林轩在我离开延吉后无人管，饶斌自吉林退出到延吉时，就把她带到图们(因她也是吉林市委的干部),住下来生孩子。在图们住了几 天之后，乘火车去哈尔滨东北局。

1946年在图们，和林轩、严晓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