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借助战争，国民党内部派系，哪些被蒋介石顺便斗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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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党几乎成为一个仅是各个派系的凑合体，而对领袖间的派系纷争或采取不闻不问态度，或无力约束，甚或蓄意培养，达到互相牵制作用而巩固自身的地位。

1、国民党内的派系

（1）CC系

依照一般人理解，CC系成立于1927年夏，因为当时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完成北伐，但是他在党内资历较浅，面对党内许多享有历史地位的老同志，和汪精卫的改组派，再加上在党和政府中占据要职的中共党员，因此需要培植忠诚追随者去进行斗争，削减对手的势力。

1928年，陈果夫出掌中央组织部，使蒋介石获得广泛的党务干预权，利用党员重新登记程序，清除了一大批潜伏党内的共产党员及其同路人，同时吸引了一批人员成为自己党羽，而安插到若干省党部任职。这个过程也促成了党内秘密警察组织——中统局——的成立。从宏观时间顺序而言，国民党早已经成立多年，山头林立，党历浅薄的蒋介石只能希望任用陈氏兄弟，去把一个已存在的组织主导权抓在自己亲信手中。纵使这个做法未必可以让蒋介石把党机器运用裕如，但是可以使之不产生事端，是一种压制党内纠纷和保持安定局面的消极组织手段。

C C系在很短时间就占据了党员干部训练领域，在压低汪精卫、胡汉民等势力之后，又将势力打进了公立学校、出版、财政金融、商业和工业界。一个衡量CC系发展速度的标志是，它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成员人数的增加。据估计到1935年为止，在180个中央执行委员中，有50个可能是CC系成员，占总数的27％。根据另外一项估计，战前CC系成员最高峰达10000人。以地区而论，CC系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等省最为活跃。而这个新兴的CC系又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甚至连衷心追随蒋介石的黄埔系也成为排挤对象。于是形成党内派系各显神通，互相倾轧的风气日益尖锐化。

（2）力行社

力行社于1932年4月成立时，正式名称是三民主义力行社，通常以“蓝衣社”著称。最初多数创建者都是由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精选而来。更是广为人知的“复兴社”则成立于1934年7月。

实际上，复兴社是一个没有独立形式或成员的边缘组织，上至国家下至地方层次以复兴社名义举办的活动，实际上幕后都受力行社或革命青年同志会干部所操纵。相对CC派而言，蒋介石赋予力行社的任务，是成为他在党务活动领域中的“亲兵”。

陈氏兄弟的作用是抓住党的机器去压抑党内那些无法消灭的派系，抑止他们兴风作浪。而力行社的作用则是在旧党之外成立一股新而又革命的党组织，配合他此时的建军工作，希望有一个新党，从而占据政府要津，清除腐败分子。特别是蒋介石1931年被迫下野后，国民党许多领袖们基本上静观其变，更让蒋介石体会到必须要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政治组织，支持他的革命纲领，否则革命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挑选了某些值得信赖的黄埔学生，成立一个效忠于他个人的组织。

力行社基本上在三个领域内发挥最大影响力：军队政工系统由贺衷寒控制；别动队归康泽统领；军统局则由戴笠掌管。

在三者中，就组织复杂性、人员编制和功能分工而言，军统局规模最小。军队政工系统是通过灌输或者渗透和监督方式，来争取地方军事集团的输诚效忠；别动队职责则是运用非军事手段，在共产党根据地边区进行煽动和动员民众。

虽然力行社绝大部分领袖们的军人背景，照理说应该把他们的活动严格地限制在军事领域内，但他们工作发展的顺利程度，不久就鼓励他们朝新方向扩展。到了1933年底，它已经成功地渗入文艺界，并通过把军训课程列入学校正式学程的手法，在某些教育机构中也占据了一席地位。

笼罩着高度隐秘色彩的力行社活动，使我们难以估计它在战前的势力，但是日本政府的一份秘密报告指出，力行社的人数在1935年底已达到14000人。

（3）改组派

虽然在北伐战争前及北伐过程中，汪精卫在很多问题上已经与蒋介石产生分歧，但是促使他组织一个属于自己派系的原动力，却是清共后蒋介石权势急速上升所带来的挑战。

1928年春，“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建立，标志着汪精卫政治集团的正式开始。传闻成立不久，改组派追随者就达到10000人。只要粗略考察便可发现，改组派领袖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不是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集团。

严格地说，它也不是一个职能集团，因为他们当中虽然许多人在国民党具有资深地位，但都没有负责具体工作的领域。改组派迅速扩大的原因在于，它向国民党内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一个发泄对蒋介石不满的途径，团结在广受尊敬的汪精卫本人领导之下。

但是改组派内部的重大分歧也削弱了其团结性。1929年，汪精卫最终接受以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必要性，并且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共同召开所谓“扩大会议”。但是同盟军军事失利随即迫使汪精卫放弃反蒋计划。九一八事变促使蒋汪寻求紧密合作。

然而1935年汪精卫在暗杀事件中受伤后，被迫长期离开政坛，而1936年5月胡汉民又突然逝世，终于使蒋介石失去了继续与汪精卫合作的最大动因。因此当南京政府在1936-1937年逐步倾向战争时，改组派在政坛上随之丧失活力。1938年底汪精卫出走，他的追随者从此不敢在政坛上承认自己是改组派。

（4）政学系和西山会议派

早在国民党掌权前，政学系已经是一个组织缺乏定型的集团。该集团在1926年就与蒋介石建立联系，当时蒋介石正需要有行政经验的官僚去担任政府要职，而政学系成员中有知识分子、军官、银行家和金融家，特别熟悉经济事务。

因此，他们的活动范围集中在政治和经济力量庞大的大城市。在整个南京时期，该集团满足于在行政部门占据狭小势力范围，著名领袖如张群、杨永泰、黄郛，都是以蒋介石私人顾问身份，充当他的谋士。黄郛甚至不是国民党党员。这些领袖无论在政府职能部门还是在地方基层，都缺乏意愿去建立正式组织。因此政学系可以视作蒋介石个人权力核心中的一环，或是行政事务智囊团。

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所有派系中规模最小，组织也最单薄。尽管某些领袖如林森、邵元冲、叶楚伧先后都在政府中担任崇高职位，但他们的权势只是建立在坚定反共立场、个人声望以及在党内资深的基础上。

他们从未发展过正式组织，也没有在其旗帜鲜明的反共立场之外，提出过任何有特色的政纲。因此，尽管他们继续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但并没有给蒋介石造成威胁。这也说明为何他们在1930年代，能够被授予党政机关中那些地位崇高而缺乏实权的职位。只要国民党接受他们的反共路线，他们通常便置身于党内其他纠纷之外。但是蒋介石对他们外貌恭谨，内心却甚为反感，私下做过尖锐批评。

1935年蒋介石写道：

“老党员所谓西山会议派自称元老者，只知争权夺利。让与一切权利，犹以为未足，而必阻碍大计，反对国策。窥其意向，以抗日招牌而阻碍抗日，以不抗日罪名逼倒中央，使其为所欲为。”

以时间而论，1934-1935年，正是蒋介石、赛克特和法肯豪森将军暗地里拟定了此后的建军方向和规模，目的就是抗日，而来自这些元老派的指手画脚肯定让他怒火冲天。

（5）军事因素的影响

概言之，1930年代党内最激烈斗争，发生在拥蒋派和反蒋派之间，而在这个过程中，反蒋势力一再显示出他们组织策略和军事力量的不足。

事实上即使在1930年代，军人显然已经是党内斗争的最后仲裁者。随着蒋介石屡次战胜对手，拥蒋者自然获得更多机会扩张对地区和政府功能的活动范围。一般来说，战场胜利使以黄埔系为主导的力行社得以向新占领区发展。但是由于力行社缺乏足够人力去处理胜利者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CC系正好趁机开展常规党务活动，政学系也被赋予部分行政权。

蒋介石权力基础主要是因为他个人的核心小集团由这三种功能不同的成员构成一体。即使三者之间不时存在着摩擦 (如CC系反对杨永泰)，但蒋介石仍能施加控制，并防止其中任何一方超过另一方。虽然黄埔系在剿共区域占有优势，但多数情况下，这些派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均衡状态，并且只有蒋介石才能掌控全域。

相比之下，蒋介石对手们要么是一些传统型军人，无法摆脱旧军阀习气，要么是在党内根基薄弱的政治小团体。前者缺乏组织经验，而后者缺乏军事力量，只有当这两类派系力量联合时，才能对蒋介石构成威胁。然而在1928-1937年间，这两类派系要么是单枪匹马地向蒋介石发起挑战，要么是在少数联合反蒋事件中尔虞我诈，无法精诚合作，以致从未对拥蒋派系构成威胁。

然而这种斗争方式，也对拥蒋派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基本上，拥蒋派系变得过分依赖一种模式，那就是先由黄埔系军队在战场上击败对手，然后国民党开进业经平定的地区去建立党部，并把党务工作引入政府机构、学校和商界。

换言之，军事占领变成了开展党务活动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相比之下，孙中山原本设想的革命策略，是把党当成是革命运动先锋，动员群众，进入虎穴夺得虎子。而事实上国民党却养成一种惰性，那就是在其军队没有平定一个地区之前，党就不愿意冒险在那个地区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战斗。

随着时间推移，国民党便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依赖军事优势来扫除其他障碍的心理。国民党领袖们不是坚持密切联系民众，或用思想和纲领来唤起民众的方法，而是习惯于采用高度官僚作风、形式主义和命令手段来统御群众。

2、抗战时期国民党内派系斗争

到了抗日战争时，就极度地妨碍了党务工作的开展，因为无论在敌人占领区，还是在政府名义上的管辖地区内，党都不再享有军队保护的舒适环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营垒内部竟然会有派系存在的现象。拥蒋派并不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或社会经济纲领。

它们组成派系的目的是以缔结集体安全盟约为手段，去保护和增进领袖的个人利益。蒋介石虽然运用派系去和对手进行权力斗争，但是也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派系生活在本质上具有腐化作用。对那些兴致勃勃地参加这一政治游戏的领袖而言，他们的心态是把政治看成是权力的增减，而不是政策的取舍。

他们对权力变动细微差别的极度敏感，和他们对“胜利”或“失败”的至高关切，不免会产生一种风险，就是使他们将权力当成是政治过程的终极目标。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失去了对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关心，而正是这些问题，才是一个革命政党之所以能够不断获得其存在的价值和生机的力量源泉。

因此，尽管拥蒋派在战前因为发展空间大，而得以避免自相残杀，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严重地侵蚀了党的道德力量和革命信仰。派系现象对国民党造成的长期腐蚀危险，只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才变得更为清晰。因为一旦抗战开始，而国民党不再能依靠地域扩张或政府机构膨胀，作为权力依附基础时，党内派系就会迷失方向而堕落瘫痪。

几乎打从抗战开始，国民党领袖们就发现，在江南地区惯用的党务工作技巧无法适应战时需要，更打不进大后方基层社会。

内陆诸省实力派无意容忍外部（国民党中央）势力侵入而分沾权力，更不用说接受后者的指导。面对这个抗拒，国民党中央必须改弦易辙，提出一套新组织和行动策略，才能期望在大后方生根发展，否则就只能把自己局限于一个狭小的政治舞台，包括重庆市和某些省份省党部而已。

地方实力派领袖们加入国民党原始动机，就是为了在政治上获得好处，同时也在其势力范围和职权范围内，建立严密防御工事，阻绝党中央侵入。

事实上，地方实力派等于是把地方政府和社会划为禁地，国民党不可以进入，违反者必遭激烈抵制。这个局面对于中央级党领袖可说是前所未见，因为战前他们在江南地区总是充满信心，先由军队扫除障碍为之铺路，然后由党部安全地接管地方政府和社会。

但是在整个抗战期间，党中央既不能说服地方实力派自动迎接党势力，又无法从下而上地去鼓动群众颠覆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再加上前线军事发展又毫无起色。在如此内外交迫情况下，党中央领袖们不知不觉地陷入更深层保守思想，只图抓住眼前一切机会去维护自己的小组织。随着重庆政府实际控制范围严重紧缩，政治舞台也相形紧缩，派系活动空间就只能局限在中央层次，以及少数尚未被地方实力派霸据的省、地级的功能领域。

依同样道理，正是由于资源减少而竞争者众多，成为典型的粥少僧多局面，因此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就会增加。一旦派系领袖们领悟到他们对于战局前途完全失去控制力时，则他们也会领悟到在现存局促环境里最佳的策略，就是设法扩大本身当前的优势位置，以便在抗战胜利果真来临时，能够抢夺最大的胜利果实。这种心态在1943年底开始，发展得特别明显。

一方面同盟国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军事进展顺利，击败轴心国指日可待。另外一方面，国内战局日益险恶，尤其是1944年被打得遍体鳞伤。而当各党派面对如此情况时，它们的反应不是发奋图强团结一致地帮助国家共渡难关，而是舍命一搏地为自身力争优势。

就战争晚期观点来看，这些胜利果实包括控制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立法院、行政院和最终的总统大选。王子壮曾经试图剖析这个现象。

他问到何以国民党有党主义、组织、和领袖，却不能团结？

他的答案是：

“结症所在，则在党缺乏中心干部。中央干部则为总裁所信赖之若干人，此若干人并不能意志集中，团结一致。于是以人为中心而有若干之分歧，进而互相冲突，真正努力基层民众之党不可复见。一变而为若干互相抵牾之派别，虽有总裁在上而迄难有一组织严密团结巩固之党，是为目前最严重之问题。”

就是这个思路更使得派系领袖们在争夺中央层次利益时，不惜露出狰狞面孔，而对于广大地方层次的党务则全然不予关切。

很明显地，战时派系的区分和互动形式，与战前相比都产生了重大差别。

1938年4月，蒋介石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总裁地位，进一步削弱改组派的政治资本。由于蒋介石成为党内最高领袖，汪精卫被置于难以容忍的闲散位置。结果是，当汪精卫脱离国民党而投靠日本时，他的改组派也等于被判政治死刑。从1939年开始，改组派不再是政党政治一分子。

政学系命运略胜一筹，然而也完全无力发展自己的组织，依然脱离民众而寄生在政府高层机构之中。到了1943年，已经很难精确估计政学系力量。黄郛和杨永泰去世后，张群成为其首领。

政学系分子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个人，而他们的官职也大多来自蒋介石的布施。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和军权，因此在政治斗争舞台上力图采取低姿态，也因此而很少被其他派系当成攻击对手。

1938年底广州沦陷，使得以广东为基地的国民党资深党员丧失地盘。在此之后，个别广东籍领袖尽管仍继续担任党政高官，但是已成为光杆司令。同样地，西山会议派成员年事日高，被供奉在有名无实的高位上，也加速走向衰落。

这些发展把拥蒋派系推向短兵相接境地。因此，战时派系政治与南京时代最大的不同处是，它基本上是从蒋介石个人领导核心中，衍生出来的政治斗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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