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与大学研究

作者：Terence Kealey

来源：加图研究所（Cato）

在哈佛大学失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27亿美元资助后，总统特朗普继续加大施压力度，正试图禁止哈佛招收国际学生。

当然，遭遇资助撤销的并非哈佛一家：NIH已终止对哥伦比亚大学的400多项资助，康奈尔大学则收到国防部的75份停工令，联邦政府还冻结了原定拨给布朗大学、西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17亿美元资金。但哈佛因对总统措施抵制最激烈，成为舆论和政府最关注的靶心——当哥伦比亚大学等校选择配合政府要求时，哈佛始终拒不妥协。

学界普遍认为联邦政府削减高校科研预算将引发灾难，舆论一致警告美国高校科研缩水将损害国民健康与经济福祉。但本文认为：只要政府慎重地实施资助削减，结果将利大于弊。

关于科研领域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在政府未大规模资助科研的情况下，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全球领先。而当时，法国和德国政府为本国科研提供了大量资金，但其人均GDP却无法达到接近英国的水平。

与英国经济趋同并在1890年实现赶超的国家是美国，其政府也没有为研究提供大量资金。

当时英美联邦政府仅资助"任务研究"，即类似国会图书馆、海岸测量局等政府机构为履行职能而开展的研究。相较于法国和德国庞大的政府实验室，英美的任务型研究始终聚焦狭窄领域且资金有限，所有其他研究都依赖于私人资助。

美国两大科研使命是国防与农业，但二者对经济影响均有限。和平时期国防研究规模始终很小：联邦政府虽然在内战和一战期间设立研究机构，但战后即停止拨款。同样，成立于1941年、资助过曼哈顿计划、MIT辐射实验室等二战大型科研项目的"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也于1947年关闭。

另一重要使命农业研究，则面临产能过剩导致农民贫困的悖论：提高农业生产率，反而加剧问题。因此，联邦和州政府资助农业研究的动机本质是出于政治考量，贫困农民人数众多且手握选票，政客们需要看上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简言之，到1940年，联邦和州政府的科研投入，仅占美国研发资金的23%和美国基础科学资金的10%，且这些投入对经济增长或提升健康水平几乎没有影响——国防研发几乎不产生经济效益，农业研发则供过于求。

这种科研自由放任态势在1950年发生逆转。为满足冷战科学需求，美国创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并扩大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后，美国更效仿苏联政策成立了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新机构。

这些举措彻底改变了顶尖大学的生态。当时美国大学多属文理学院，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新增科研资金大量注入高校。1950年代，教授们需要被说服才愿意写资助申请，正如NIH官员Fred Stone回忆，战后"每年飞行20万英里"去高校拉科研项目实属常态。

大学一旦尝到联邦资助甜头便形成依赖，如今常春藤联盟已成为附带教学职能的科研联盟。这场转型的奠基者艾森豪威尔总统晚年对此深表遗憾，他在告别演说中哀叹"自由大学——历史上自由思想的源泉"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合同几乎取代了知识探索"的机构，这里孕育的"科技精英"可能威胁民主制度本身。

联邦政府从科研自由放任转向干预主义时，曾面临意识形态困境：依赖政府资助进行研究暗示苏联式社会主义优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兰德公司通过资助Richard Nelson和Kenneth Arrow撰写两篇关键论文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两篇论文被奉为科学经济学的基石。在他们的论文中，Nelson和Arrow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

首先，他们假设知识是显性的，因此会在企业间自然溢出，这种溢出效应被认为会阻碍企业投资自身研究，因此政府必须通过资助科学来补偿。然而，知识本质是隐性的，现实中，知识只会向从事同类研究的实体溢出——因为只有它们才懂得如何获取这些知识。这解释了为何市场能自主资助其所需的全部研究。企业固然会积极模仿竞争对手的进展，但除非自身也处于研发前沿（只有顶尖药企才能复制药理学突破，只有领先的手机制造商才能复制尖端电子技术），否则根本无法效仿。正是这种竞争压力迫使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简言之，正是知识的隐性特质推动了私营部门对科研的资助。

第二个论点更为荒诞：他们声称由于企业拥有专利知识会导致市场"不完美"，所以科研只应由政府资助。某些经济学家钟爱的"完美市场"概念，实则是虚构的乌托邦。将这种乌托邦模型推论至现实世界，实属职业失德。

但这类虚构论点恰是游说者的利器。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科研资助从未真正刺激经济增长，反而会挤占私人投资——当顶尖研究者离开企业涌入高校和政府实验室后，产业界只能雇佣次等人才，导致经济、技术和医疗领域的进步迟缓。换言之，政府资助科研存在巨大机会成本。

大学的核心职能从来不是研究（研究可以在其他地方进行），而是不受任何因素干扰的真理传授。为支持教学，大学当然应该促进学术研究，也应鼓励科研，但这些理应由大学自有资金和私人基金会来资助。

哈佛等研究型大学如今在特朗普政府的攻势下终于意识到：依赖政府拨款已损害其学术自由。理想状态下，它们会寻求与联邦政府合作制定渐进式"断奶"计划，让私营部门能平稳吸纳这些新释放的研究人才，确保整体科研事业不受震荡。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