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最有争议之人，当时都以为是奸臣，后世却评价他为千古名相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汴京的夏天热得反常。四月的太阳烤得青石板路发烫，可街头的行人却裹紧了破衫——自入春以来，黄河以北的旱情已持续三个月，赤地千里，连汴河的水位都降到了从未有过的低位。

这日清晨，一辆沾满泥污的马车停在宫门前。车中走出个形容枯槁的老农，怀里紧抱着卷成筒的绢帛。守宫门的宦官正要呵斥，却见绢帛展开，竟是一幅血泪斑斑的《流民图》。

画中老妇跪在树下，用草绳捆着小女儿的手，旁边写着“卖女偿青苗债”；青年汉子抱着拆下来的房梁，木头上还钉着“青苗钱契”；最边上是个光脚的小娃，趴在母亲尸体上啃树皮，身后歪倒的木牌上歪歪扭扭刻着“拆屋卖材，以还官贷”。

这幅画的作者是京东转运使郑侠。他本是个不起眼的官员，却因亲眼见到新法推行后的惨状，冒死将画呈给宋神宗。

当神宗接过那卷绢帛时，绢上的墨迹还未干透，画中灾民的哭嚎仿佛穿透了宫墙。史载，神宗“观图长吁，夜不能寐”，次日便下旨暂停青苗法、募役法等新法。

这场由一幅画引发的朝局震动，不过是王安石变法争议的冰山一角。自打这个江西临川的书生开始主持变法之后，他便成了北宋朝堂的“风暴眼”。

支持者称他“拨乱反正，再造乾坤”，反对者骂他“变乱祖宗，祸国殃民”；而他自己的生前身后名，也因这场变法有了两个极端评价。

有人说他是 “兼济天下的贤相”，有人说他是 “祸国殃民的大奸臣”，至今王安石仍是北宋最具争议的人物。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从小跟着为官的父亲宦游各地，百姓疾苦和社会现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身上的印象，有了“苦读从政，有补于世”的志向。

他在《忆昨诗示诸外弟》里写道：“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辅佐君王，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这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一生的信仰。王安石属于一旦他专注一件事情，他必定会心无旁骛去干的人。

他的家人备好了一大桌子菜，好让他多吃一些。可是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书卷之上，光吃自己眼前的那一盘菜肴。每次草草吃完饭之后，又一头扎进了书房之中。

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高中进士第四名。吏部先任其为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职，后他放弃了众多文人学士梦寐以入馆阁的机会，只愿为地方亲民官，以解生民之困。”

多少人汲汲营营只为留在汴梁，他却甘愿远赴鄞县，顿时让朝野愕然。

王安石任鄞县（今宁波）知县时，面对“田亩荒芜，民不聊生”的困局，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上报“灾情”了事，而是带着衙役翻山越岭，用三个月时间丈量全县土地，绘制《鄞县田亩图》。

他发现，农民最苦的不是天灾，而是“遇旱则贷粮，丰收则还息”的高利贷盘剥。于是他推出“鄞县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以二分利息贷款给农民，秋收后偿还。这成了他后来主持变法时“青苗法”的雏形。

在鄞县的四年，他睡过农家的土炕，吃过粗粝的麦饼，甚至为了查看水利工程，亲自下到齐腰深的泥沟里测量，打着火把沿着鄞江巡查堤坝。

后来他离县时，百姓自发在江边立了生祠，他却悄悄命人拆了——“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他不在乎一时的歌功颂德。

他的清廉近乎“苛刻”。有次客人来访，看他桌上只有糙米饭配咸菜，惊讶道：“相公何苦如此？”他笑着说：“我平生所学，不过是要让天下人都能吃上饱饭。自己若先贪了口腹之欲，还谈什么‘利民’？”

他从不沉溺于财利酒色，私人品德 “近乎无可挑剔”。有一次，有人送给他一块稀有的砚台，说此砚 “呵之可得水”，王安石却笑着拒绝道：“纵得一担水，又能值几何？” 其清廉可见一斑。

这种“经世致用”的学识与“视富贵如浮云”的操守，让他成了北宋士大夫中的异类，也让神宗将改革大计交到了他的肩上。

变法改革哪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时候不都伴随着流血牺牲。

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开始就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地主抱怨“青苗法”断了他们的放贷财路，官员不满“募役法”让他们失去了摊派徭役的权力，甚至连太皇太后都哭着对神宗说：“王安石乱天下！”

更致命的是，新法的执行出现了严重偏差。《流民图》里的惨状，并非王安石的初衷。

他设想的是“自愿借贷，低息偿还”，但地方官为了完成政绩，强行摊派：农民不想贷款？派衙役上门“劝贷”；还不起？拿房子、土地抵债；

甚至有官员把“青苗钱”当成了“政绩KPI”，不管灾情轻重，一律按户摊派。郑侠画中那个“拆屋卖材”的老农，正是被扭曲的新法逼到了绝路。

王安石品质高尚，私德不亏，但是他手下的官员很多都是投机分子，借变法之命谋权夺利之人不在少数，反对者抓住这些弊端，将矛头直指王安石本人，说王安石是大奸臣。

苏洵与王安石素无交集，却在文章里痛骂：“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谈诗书”。

说他穿得像俘虏，吃得像猪狗，蓬头垢面还装模作样读圣贤书，“此必大奸慝也！”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嘉祐集》，成了后世攻击王安石的“经典弹药”。

南宋的官方定调更彻底。《神宗实录》由旧党主导编写，称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致靖康之祸”；元朝修《宋史》时，直接将他列入“奸臣传”，说他“挟其私智，以紊成宪”。连明朝的杨慎都跟着骂：“合莽、操、懿为一人，宋之南迁，罪魁祸首。”

这些评价看似荒诞，却有现实的逻辑——南宋偏安，需要为北宋灭亡找替罪羊；后世帝王需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权威，自然要否定改革者。

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安石的形象被负面评价所笼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改革者们在黑暗中寻找火种。梁启超在《王荆公》里写道：“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翻遍宋代史料说：“当时之所谓君子，实则乡愿也；所谓小人，实则国士也。”在他看来，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正是变革者最需要的勇气。

国际视野里，王安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列宁称他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特别肯定他“均输法”中对国家调控经济的探索；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1944年访华时，特意提到王安石的“青苗法”：“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中推行的农业贷款，灵感正来自中国的这位古代改革家。”

这些对于王安石评价的背后，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和视角，这才评价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

王安石的争议或许还会持续下去，但他作为一位改革者的理想与操守，以及他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都不应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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