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盐商视角下的微观中国近代史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是一部讲述天津盐商群体与城市发展的社会史著作，通过盐商的视角，揭示了明清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复杂互动。全书以盐商为核心，立体剖析其在经济发展、家族治理、社会文化网络构建中“亦官亦商”的矛盾性：一方面努力经营社会网络，向朝廷捐输，与士人交游，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其他家族互通有无；另一方面服务桑梓，用心于地方慈善事业，积极参与地方自治、教育改革等事业。书中，作者考索了天津大盐商家族的命运沉浮，系统梳理其从兴起、鼎盛到衰落，从积极参与政治到退步抽身的数百年历史，还原清代盐税征收、引岸制度运作、民商纠纷等细节，呈现了一段别样的天津明清社会生活史。

>>内文选读：

查氏家族：盛极一时的水西庄

张氏和安氏败落之后，查氏继起，成为天津盐商社会文化网络的领袖。查氏在天津的两个主要支派可追溯至江西临川。1590年，以查聿和查秀为首的一支迁徙到今天的北京郊区宛平。这个家族经历了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以“义不可辱身于贼”，一门“七烈女”自杀，被文人称颂。查秀的孙子查如鑑曾任扬州府江都典史，他去世时，其子查天行（1667—1747）才3岁。自此以后，这个家庭尽管陷入了贫困之地，却拥有相当多的社会关系。查天行由其任仪征知县的姐夫抚养成人，在他父亲诸多朋友的帮助下，事业迅速发展。他定居天津，先供职于工部关。这是一个虽地位低但有油水的世袭职位，缺份可以随意买卖。

但是，在查天行看来，长芦似乎更有诱惑力。于是，他成为张霖的合作者之一，牵涉入案，亦被查参，只有125081两银的资产，却向内务府称贷21万两。他被投入了监狱，并被判死罪。但是，查天行不像张霖，他与亲家金大中清偿了所欠的117500两银。察察为明的康熙甚至批评办理此案的官僚，因为贷款时议定分八年本利清还，而查、张案发时并未满八年，户部本利一并全追，康熙认为这样做“于理不合”，命令户部解释。大学士马齐为户部辩护，“恩出皇上，部中何敢议免”。这复奏让康熙阐释他对法律的看法：“虽朕之恩，亦据理断之而已。若无理，岂可断乎？”查获得了赦免，1709年被释放。

可是，此次教训似乎并没有抑制查天行的野心。三年后，他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更为严重：为他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串通作弊。据赵申乔的奏折：“本生（查为仁）卷面大兴与册内开宛平不符，榜发十日本生尚未赴顺天府声明籍贯，有无情弊，难以悬定，据实题明，乞敕部查究。”《清实录·康熙朝》1711年10月31日。后来查明查天行雇举人邵坡冒名为他的长子查为仁（1694？—1749），参加1711年顺天府乡试。这一舞弊行为的暴露，原因倒不是枪手失败，而恰恰相反，是枪手考了第一名。在市井传言中，作为解元的查为仁目不识丁，因而舆论哗然。朝廷准备再次调查，父子二人仓皇逃往南方，躲在浙江绍兴一个亲戚家里。1713年，两人被捕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但是，蒋良骐惊异地发现，查氏父子最终竟得到赦免，不像其他的盐商，也不像1711年江南和福建的相同科场案犯——他们都被立即处死。

关于查氏父子是如何化险为夷的，现存史料只有零星的载录。查为仁在刑部西曹的难友张照为查为仁的诗集《花影庵集》（花影庵是查给自己的监牢取的斋号）所作的序言里提供了一条线索。张照的同年进士赵熊诏告诉他，他的父亲赵申乔作为1711年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自感对查氏的处境负有责任。步军统领陶和气（托合齐）也介入了此案，目的是报复赵申乔建议参革铜商金、王两姓。陶（托）氏四处散布言论，说这科榜首与取中者多是富人子，是因为他们有行贿勾当，借以打击赵申乔。赵跟托是否有其他过节、赵对查的赦免是否真的起了作用还不清楚，但是，银子能使他们化险为夷。据说，查天行的妻子用2万两银子赎罪，查氏父子分别于1718年和1720年被释放。

无论如何，查为仁成为一位传奇人物，被载入史册和乡土教材。文人雅士们视他为天才，为他能在恶劣的环境下，从目不识丁成长为诗人中的翘楚，为天津文学增光而感到自豪。这些传奇式的说法，自然真假混杂。假如查为仁1713年入狱时目不识丁的话，那么他在创作《花影庵集》（集中最早的诗作于1714年）之前，仅有一年的时间学习诗作的格律与技巧。这是一件有可能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当然，这亦不排除枪手代笔的可能。

不论是否目不识丁，查天行父子继承张氏和安氏余绪，成为天津盐商文化网络的领袖。他们在城西三里购买了一百多亩地，建成“水西庄”，这里便成了查氏网络的大本营。水西庄位于运河南岸，庄里绿树成荫，假山奇石遍布，歌台舞榭等大小建筑掩映其间，房中罗列书籍、画卷、古玩。陈元龙与查昇是总角之交，二人曾同在南书房共事，陈还在各部及内阁担任过要职，如文渊阁大学士兼管礼部，致仕后旅次水西庄作《坐揽翠轩与天行述旧》一文，回忆两人总角之时，又作《水西庄记》，称“斯园乃尘世之丹邱”。陈的侄子、当时任户部侍郎的陈世倌称查天行为叔叔，在查氏七十寿辰的时候，敬献祝寿词一篇。另一位高官、湖南人陈鹏年，经查慎行和查浦的引介，亦作客水西庄，为查为仁的诗集题写序言。

地方官也是查氏网络的成员。首任天津直隶州（设于1725年）知州宋晶，1725年到任的长芦盐运使张璨，都常到水西庄酬唱。1726年任长芦盐运使的陈时夏撰文赞颂查天行的继室，言及他与查之间近二十年的友谊。英廉在担任天津河防同知时，曾频繁与查氏交往，与这里的诗人唱和。水利专家陈仪（第一章已述及）不无骄傲地宣称，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查天行了。陈宏谋任职天津河道期间，亦与查氏论交，为查日乾侧室王氏撰写八十寿序。查为义（为仁弟）故后，陈宏谋应查礼（为仁三弟）的请求，作《集堂府君小传》为纪念，“以俟后世之采风者”。

来到水西庄的更多是文人骚客。查氏海宁支系（南查）的查慎行（曾任职南书房，前已述及）视查为仁如同亲子，教他作诗。慎行的弟弟查浦在1700年成进士之后的两年时间中旅食水西庄，与查天行以兄弟相称，视水西庄为“隐逸之所”。厉鹗、杭世骏、万光泰、汪沆和符曾等来到水西庄时无不感到宾至如归。由查为仁命名的水西庄诗集《沽上题襟集》刻印后，一纸风行。查为仁笺注《绝妙好词》，厉鹗将查的笺注与他的笺注相比较，认为查氏堪称第一。这样，查作为诗人和学者日益声名远扬。

然而，当乾隆皇帝驾幸水西庄时，所有这些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都黯然失色。乾隆皇帝于1748年首次到水西庄，他认为这是一个惬意之所。随后他几次来到天津，也都下榻水西庄。只是这一特殊的荣耀，也使查氏付出一定的代价。既然皇帝如此厚爱此园，查氏便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将庄园的一部分修缮一新，专门奉献给皇帝。1771年，乾隆皇帝将此园御笔命名为“芥园”，从此这里成为皇帝亲临的圣地，其他人无论拥有多大权势、多少财富，也不能僭越了。

然而，这样的代价并不算大，查氏因此实现了他们追求的梦想——获得社会的尊重。尽管地方志编纂者对查氏是“流寓”抑或“乡贤”持有争议，但查氏宣称他们自参加科举考试起就入籍天津。他们的姓名甚至进入了本地方言，“阔查”成为富有的同义词。查为仁的二弟查为义曾任安徽太平府通判，致仕返回天津后成为一名盐商、诗人和业余画家。查为仁三弟查礼，1748年在户部任职，外放后领兵参与大小金川之役，最终于1782年任湖南巡抚（未到任）。查礼之子查淳，官至湖北布政使。确实，自查天行之后的查氏五代人，代代至少有一人中举人或成为进士。他们与海宁陈氏（本姓高）源远流长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查为仁次子查善和是陈邦彦的女婿。陈邦彦进士出身，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曾入值南书房，官至礼部侍郎。但是北查到了善和这一代，家道已经开始衰落。科场无论得意还是失意，候补或捐官，都耗资巨万。加上族人“花时载酒，累月流连”，不事生产，所托非人，连年涉讼，“遗赀几荡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