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评论20家】之耿占春研究

初次知道耿占春老师，大概是2001年旁听他的一次课堂讲座。虽然已经淡忘讲述的具体内容，但当时那种不明觉厉、高山仰止的感觉依然记忆犹新。而阅读他的著作正是从那次讲座之后开始的，如《隐喻》《话语和回忆之乡》《观察者的幻象》等。到张宁老师开设文学批评课，以耿占春2002年新出的《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为重点讨论文本，则是为我们打开了他文化诗学思想的大门。由于耿占春不仅从事文学评论、文化诗学研究，更是创作有多部诗歌和哲理散文，这使得他无论哪种文体的写作都富有一种隐喻特质，总是彰显着他对语言、修辞、叙事和社会生活关系的哲思。《叙事美学》作为耿占春专门研究文学叙事的首部作品，可以说是集中展现了他对文化工业勃兴以来叙事转进的深度思考和由此进行的文化诗学理论建构。这部著作于我而言，时隔廿载之后再读，依然收获颇丰。

20世纪初期，因现代印刷和电影、摄影、广播等现代媒介艺术迅速发展而勃兴的文化工业，直接导致廉价文学艺术作品充斥市场，从而出现“媚世”（kitsch）的审美现象。究其根本，是因为现代技术诱发了文学艺术在创作方式、感性形式、传播媒介等多维度的新变。正是在艺术产业化和产业艺术化发展道路交互影响的促使下，西方理论界对此很快便从艺术整体认知和文学创作新变两个主要层面作出了深度回应。就前者来看，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1936年）中对文化工业生产所导致的艺术创造转化进行了美学探析，并提出了著名的“灵韵”问题；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1935—1936）中，诉诸物——作品——真理的解释学循环对何谓艺术进行了现象学哲学追问。就后者而言，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1936年）中，指出讲故事的人和故事的衰落以及现代小说兴起的重要原因在于，现代技术进步引发社会生存方式变革导致个体的经验能力缺乏和经验贬值；卢卡契则是在《叙述与描写》（1936年）中区分文学叙述与描写效果的差异时，指出了细节的独立化、全知全能叙述人的消失、情节进展的现场性等现代小说创作新风格。这两种理论路向，都表明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具有深层互动性关联。

显然，本雅明、卢卡契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文学叙事转向论，随着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跃变而相应发生新变。《叙事美学》便可谓是基于20世纪末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叙事转向演进的“接着讲”：从研究问题来看，接续研究叙事在文化产业时代中的人文价值，且延续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多重切入视角，而没有采用重点讨论言语、语义、结构、叙述策略等叙事要素的理论范式；从研究方法来看，所采用的辩证模式和历史转义论方法，具有鲜明的文艺社会学特质，即通过建构文体及文体形式变化与其所处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发掘并呈现虚构叙事的演进规律。据此，《叙事美学》得以聚焦于文学叙事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向“百科全书式”小说的演进，并在呈现文学叙事往昔与当下的过程中提出了建构“个体的神话诗学”的理论设想。

在耿占春看来，叙事形态与“社会—历史”结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社会—历史”结构的变革必然相应引发叙事结构的变革。20世纪中叶之后，科技进步对社会生存结构的重构重塑效应日趋凸显，富有时代性的生存悖论的审美超越自然要求诉诸新的文学艺术形态与内容。诚如耿占春所言，虚构叙事的小说俨然被报纸副刊、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业形态所取代：“古老的叙事艺术和讲故事的能力在认真严肃的小说叙事领域没落了，却成了一本万利的文化工业。”相应地，虚构叙事追求真实的功能也为新闻、信息等所取代。现代小说相较于传统神话、史诗、现实主义小说等，主人公行动能力的丧失致使内容出现“向内转”，人物心理自然成为叙事的重点所在：“现代小说更为关注的是一个丧失了行动能力和行动意义以及行动的可能性的激烈的内心过程和病理性的内心经验。”

耿占春认为，传统经典小说的叙事模式已无法描述现代复杂的历史生存境况，虚构叙事没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历史、个人生活丧失崇高感、从悲剧转变为喜剧；时间价值观念和空间感知体验的深度变革导致个体生存经验贬值甚至变质；“现在时”的长度变短、速度变快、重复变多，使得自身丧失了故事空间和叙事性；人文个人主义和经济个人主义，则是加剧了经典叙事的危机。尽管经典叙事的没落具有时代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虚构叙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是充分表明它在演进中需要调整和重建。

至于虚构叙事的发展走向，《叙事美学》提出了“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的论断。现代社会生存的偶然性、多义性、碎片化，致使小说叙事出现了主题多元化、叙事破碎化、意识观念多中心、叙事主体和叙事角度多元化，从而最终促发以“百科全书”作为叙事方法的小说的出现。百科全书式小说，因大量引用已有文本而呈现出结构的未完成性、内容的开放性、叙事的探索性、主题的多样性等鲜明特质。如果从叙事本身的演进历程来看，百科全书式叙事是现实主义小说叙事高峰之后，文学创作基于现代乃至后现代生存人类状况和叙述方式之间的关联性作出的一种积极探索。依据《叙事美学》的相关论述可知，福楼拜的《布瓦尔与佩居谢》、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备忘录》、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埃科的《玫瑰的名字》和纳吉布·马哈福兹《杰巴拉维的孩子们》等，都是属于探索新虚构叙事方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在解析小说叙事如何走向“百科全书式”的过程中，《叙事美学》从文艺社会学立场出发，重点讨论了如下问题：叙事与历史之间的模仿关系，提出“不是叙事模仿了历史现实，而是历史或人类社会模仿了故事”；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交织，认为历史叙事的情节化彰显出了历史的虚构性；叙事中的“元语言”与“方言”，强调“方言”承载着不同于“元语言”的“世界观”“评价体系”和“价值体系”；叙事是否是故事判断依据，主要包括故事的内涵、讲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功能三个方面，且叙事无论以神话、史诗还是以历史形式呈现都承载着知识建构传播功能；相较于线形时间及其所蕴含的进步史观，圆形时间及其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对叙事影响更深，但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商人时间”观念对节日时间、仪式时间、神话学时间、宗教时间等形成了解构；叙事时间是附加在自然时间、历史时间之上的想象时间，时间的色彩与形态、事件叙述节奏、情节构成了叙事时间的尺度。通过从社会学、哲学、文化学、历史学等视角切入阐释叙事的当代转进，《叙事美学》不仅为深度理解生活、历史、文化等提供了新路径，而且展现出对西学观念的反思和对新文化史观的建构。如关于史诗、神话型叙事关于族群“起源”的追溯叙事，他指出：“把世俗权威和世俗权力诞生的基础追溯到创世和初始时间，把某个统治集团或家族世系追溯到上界，把家族的谱系追溯到诸神的谱系，以确保世俗权威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这是古代社会论证权力合法性的方式。”毫无疑问，这从根本上言明了古代政权更迭后新王朝统治者建构族群历史叙事的目的。再如，关于启蒙史观中的“进步”观念，耿占春强调：“进步只是一个更大的轮回之圆环上的一个极短的直线时段，是一段有限的时期内的编年史的观念。或者只是从空间中的某个悬点向其对跖点的重复摆动。”这就对重识重估历史演进中的“非同一性”“复古性”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

《叙事美学》最为重要的一个理论贡献，莫过于“个体的神话诗学”的提出与建构。所谓“个体的神话诗学”，是以“个人”神话作为创始，采用“仪典—神话”叙事方式，呈现循环特质的圆形时间，在集体意识、集体经验、人类历史背景下讲述个体生存，揭示现代社会历史的存在秩序。“个体的神话诗学”类型的小说，是在近现代“社会—历史”观念变革下随着社会结构重组进行的小说结构重构，和“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小说一样，是“百科全书式”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顾名思义，“个体的”是与神话、史诗、传统小说等的集体作者创作相对立的，表明了“作者”的变化；但“个体”又不是脱离集体、脱离社会的“个体”，而是富有社会生存经验、集体意识、集体经验的“个体”。正如耿占春所强调的：“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所要做的是建立一种个体的批判的神话诗学是对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的重新‘引用’。”可以说，“个体的神话诗学”充分呈现了叙事演进中的矛盾性、复杂性与多元性特质。

通览《叙事美学》可知，耿占春的文化诗学理论不仅注重研究叙事元问题，而且富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对叙事演进转化过程中“人文主义个人”的关注，更表现在关涉作品文化来源的丰富性、历史观念的复杂性和哲学观念的多元性。虽然《叙事美学》是以研究小说虚构叙事为主线，但叙事本身关涉着文学、历史、哲学等，叙事结构因“社会—历史”结构变革而发生的变革同样存在于多个学科。“小说写作和整个人文学科一样，是复现、转述、阐释他人话语的一种方式。”正如“个体的神话诗学”彰显的人文主义目标所表明的，他的文化诗学最终旨在呈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复杂关联，展现生存方式的多元一体。以关于“连续性”的论述为例，从情节的连续性到时间的连续性再到历史的连续性的宏大叙述，实则是以“起源论”为根基、隐藏着“发展”“进步”“解放”等价值判断。所以，《叙事美学》强调了“非情节化”叙事的价值，发掘出那些散乱的、异质的、断裂的、破碎的内容和共时性、非同一性的成分。“个体的神话诗学”便能将“情节化”与“非情节化”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叙事张力，展现出多元开放的人文内容与价值。

尤为需要述及的是，《叙事美学》本身呈现出了鲜明的“百科全书式”写作特征。耿占春没有运用通常的论证言说方式，而是采用讲述、转述、引述等方式来剖析叙事的现代转进。他貌似在转述讲解本雅明、卢卡契、巴赫金、利奥塔、福柯等人的思想，实则将自己观点暗藏其中，以隐在方式呈现出来。这部著作虽然没有实现他创作虚构叙事作品的愿望，实际上却以理论话语的方式呈现了“百科全书”叙事方法的魅力，依托观点转引在“互文性”中凸显出文化诗学建构的理论纵深。

在虚拟影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和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重读《叙事美学》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类真实生存经验与虚拟世界之间关联性如何建构叙述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讲好故事”凸显“叙事”重要性的时代背景下，文学艺术的叙事演进更加复杂多变。或许可以说，在真实生存世界与赛博虚幻世界之间开辟叙述空间的“百科全书式”叙事，正在彰显魅力的路上。

歌不应该与小说散文区分，成为越来越边缘化的文体

“从八十年代初首次发表诗歌评论，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虽然中间有职业上的变动，也有不同时期写作上的阶段性兴趣，但一直保留了对现代诗的阅读，耿占春把读诗视为个人思想灵感的源泉，激活感受力与理解力的途径，让语言处在某种开端状态和语义生成状态的方法，换言之，也是防止语义固化和语言腐败的方式。

耿占春谈到，在我们的传统中，诗属于六经之一，而这里有一个深刻的区别，其它经书如礼乐属于一个时期社会性的规范性知识，而唯有诗属于非规范性的描述性知识，也就是说，它描述经验、思想、感受，而不是企图规约它们，诗让我们保持思想、感知和语言的活力。故而有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章学诚所说，自汉以后，对后世著述家影响越来越深远的是诗，而非其它制度性的知识体系。

“在此意义上，诗不应仅被理解为与小说、散文、评论区分开来的一种文体，而且越来越边缘化的文体，夫子的教诲仍然具有当代意义：不学诗无以言。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发生过从诗歌转向思想的时刻，这种转换在每个有抱负的时期都可能再次发生。因此，诗歌不只是诗歌批评家的专业，而理应成为当代人文思想的一种共享资源。”

红星新闻：你已是获奖无数，而这次摘得星星年度评论家奖，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意义？谈一谈你对这一奖项的认识？

耿占春：获奖不是从事自己喜欢做的工作的初衷，不过获得星星诗刊这样无需个人申报也不知情的奖，还是愉快的，它意味着来自同行的一种认可。

红星新闻：作为当代文学的观察者，你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耿占春：我其实更关注文学的一些功能，比如：语言、叙事、修辞。因为这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在很多领域都是很重要，比如叙事，在新闻调查、司法调查等很多领域都是需要的。之所以考虑语言、修辞、叙事这样的问题，是为了观察这些文学性的要素，在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运用和扩展，由此，也可以观察给语言、修辞、叙事带来变化的外部环境。比如打个比方，就像现代小说的多人称叙述，多角度叙述，而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人，这种重大变化，我觉得更多来自于社会生活中的叙事变化，比如说司法调查，或者说新闻调查都会不只有一个叙述人和一个角度的叙述。一定是多元的话语，多角度的叙述，多人称的叙述，因为每个人都是某个事件的不完整的见证人，不完整的叙述者，所以他采用了更多人称的叙述。所以，我会关注语言、叙事、修辞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红星新闻：做一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最需要具备什么品质？

耿占春：作为一个批评家，肯定首先是一个很好的读者，当然这个阅读，它既包含了对文学作品、艺术的解读阐释能力，也包含着对这个文学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关系的解读和阐释。

红星新闻：如今大部分文学批评家，没了批评，只剩吹捧，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说法，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成为做到不被束缚，敢于批评？

耿占春：现在确实如你说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批评家所写的文章，对作品的肯定有些是多余的，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社会时代人际环境的因素。另一种，就是批评家力图向读者推荐比较好的作品，而有一些可能比较差的东西，他就不一定去写评论，所以就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批评家所从事的工作，赞扬赞赏多于批评。其实，这也是给批评家的一个批评，就是批评家还是要更多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对作品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一个批评性的判断，不能把批评变成一种现在大家都不满意的这种状况。

红星新闻：创作需要肆意，而批评却是挑剔的。你是评论家也是诗人，这两者是否会给你带来矛盾？

耿占春：批评和写作写诗之间应该也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像我们的前辈诗人里边有不少的诗人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比如闻一多，作为一个学者，他同样能够写出很好的诗歌，这二者的协调是可能的，当然我力争能做的更好一些，能够有他们这些诗人、批评家的优良传统。

红星新闻：你觉得当代诗坛，有哪些现象是我们需要警醒的？

耿占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一下谈得清楚的，尤其在现在的这样一个语境里边。通常我们希望作家，诗人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历史，但实际上，我们经常会在这种倡导下，又恰恰躲开了。因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和作家，肯定是要在自己时代的经验中去思考、表达，所以，可能这个问题，仍然还是关注如何处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关系。

原载《大观·东京文学》2025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