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就出现了“报纸”，古人是怎么传播新闻的？老祖宗果然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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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翻阅历史的厚重篇章，会惊奇地发现：早在唐朝，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报纸”雏形！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伦敦与巴黎的博物馆中，至今仍珍藏着两份千年前的唐代报纸原件。

在信息高速流通的今天，我们轻触屏幕即可知晓天下大事。但你是否想过，在没有互联网、电视，甚至印刷术尚未普及的古代，人们是如何了解朝廷动态、战事胜负乃至街头巷尾的奇闻异事的？

谈及古代信息传播，要从战国时期的一封密信说起。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保存着苏秦写给燕王的数封情报信。

这些信件刻写在竹简之上，内容涉及各国军事动向，仅限燕王一人阅览。

苏秦在信中详述了齐国的兵力布防、赵国的外交走向，甚至包括秦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这种单向度的秘密通信，可视为中国最早的“情报传递”形式。

进入汉代，朝廷开始采用榜文形式发布消息。《三国演义》中就有描写，刘焉张贴榜文招募义兵，刘备在涿县看到后便前去应征。

这种将信息书写于大木板并张贴于城门的做法，相较密信而言进步显著，至少让更多民众能够接触官方信息。

最具趣味的是唐代的“露布”，每当取得胜利，将士们会将捷报书写于绢帛之上，再悬挂于长长的竹竿上，从战场一路送回京城。

这根竹竿上的布条在风中飘扬，路过的百姓一看便知，我军获胜！露布不仅标明“大捷”二字，还会详述哪位将领立下战功、俘虏多少敌人、缴获多少战利品。

这种传播方式尤为高效，既保证了消息的权威性——毕竟出自官方，又让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便开始扩散，沿途百姓皆可知晓前线战况。

相较战国时期的密信，这种传播效率提升了数倍。更妙的是，露布还能提振士气，北魏孝文帝就对此极为推崇。

同样在唐朝，还出现了另一种信息传播形式，称为“条报”。唐太宗征讨高丽期间，身边的史官会将皇帝每日行踪记录下来，再迅速呈送给留守定州的太子。

这种“飞奏”后来逐渐演变为条报。至开元年间，条报内容变得轻松，宫廷日常琐事也被记录其中，供人传阅。

虽然内容略显琐碎，但百姓对此颇感兴趣，正如当今人们热衷于关注明星生活。

从战国的密信到汉代的榜文，再到唐朝的露布与条报，古代信息传播方式日趋公开化与高效化。

尽管这些形式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但它们为后来报纸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那么，真正的报纸究竟出现在何时？这个问题曾引发史学家们的激烈讨论。直到一位名叫孙樵的唐代文人，在其《读开元杂报》中提及一事。

唐玄宗时期已有定期发行的“杂报”，专门记录宫廷大事。孙樵在文中写道，这些报纸按日期分条记录，每日更新内容，已与今日报纸极为相似。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种唐代报纸竟真实流传至今！目前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与巴黎国立图书馆各藏有一份，均为唐僖宗时期的“进奏院状”。

这两份珍贵的古代报纸以毛笔书写于纸上，无报名，也无现代报纸常见的报头，仅是按条排列的新闻。

内容涵盖朝廷大事，如皇帝册封王子、大臣升迁、边疆战况等。

谈及“进奏院状”，还有一段颇具趣味的历史背景。唐朝疆域辽阔，为管理边疆，朝廷设立众多节度使。

这些节度使权力极大，几乎成为地方“土皇帝”。至唐朝中期，全国竟设有四十余个节度使！他们在京城设有办事处，最初称“邸”，后统称为“进奏院”。

进奏院工作人员每日繁忙，负责收集朝廷各类消息，整理成书面报告，再派人快马加鞭送至各地节度使手中，这些报告即为“进奏院状”。

内容包括皇帝新政、朝廷人事变动、重大政治事件等。有趣的是，这些进奏院并非朝廷直属，而是节度使的“私人机构”。

然而，学者对“进奏院状”是否可视为报纸仍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此物仅供节度使一人阅览，具有高度私密性，与现代报纸相去甚远。

支持者则指出，进奏院状是在广泛收集社会信息基础上编写的，且定期发行，这些特点与报纸颇为相似。

不过，无论学界如何争论，进奏院状确实具备了报纸的基本特征：定期发行、内容涵盖时事、有固定的编写与发行机构。

尽管其读者群体有限，但这可能更多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而非本质问题。毕竟在识字率极低的年代，能有这样一份“报纸”已属难得。

更重要的是，进奏院状的出现表明，即使在千年前，人们对及时了解时事信息的需求已相当强烈。

节度使们愿意出资在京城设立办事处，专门收集与传递信息，这本身就印证了信息的价值。到了宋代，情况发生巨变。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民间小报。

这些小报不同于唐代的进奏院状，仅服务于权贵阶层，而是在汴京、临安等大城市街头巷尾公开售卖。

若问宋代民间小报缘何兴起，原因其实简单：朝廷发布的官方邸报内容过于正式，多为皇帝接见大臣、颁布政策等枯燥信息。

百姓对此兴趣不大，他们更愿了解宫中秘事、边关战况、官员绯闻等。于是，一些精明的胥吏与书商开始动脑筋。

他们派人潜入官府打探消息，或直接从接触官方文件的小吏手中购买情报。

收集来的内容比官方邸报精彩得多：朝廷机密、边关军情、宫廷秘闻、官员丑闻，应有尽有。

整理完毕后，他们便用雕版印刷制作成小册子，在茶楼、酒肆、集市上向好奇的市民售卖。

官方邸报再正经，也难敌百姓对八卦的热衷！这些民间小报抓住了受众心理，内容既有官方消息的权威性，又夹杂民间传说与小道消息，读来格外过瘾，难怪生意兴隆。

当然，朝廷对这种“野报纸”并不满意。毕竟其中常含未经核实的信息，甚至出现不利于朝廷的言论。

朝廷多次下令禁止，抓到售卖者即严惩。但这些小报如同春日野草，禁了一批，又冒出一批。

为何屡禁不止？一方面因利润丰厚，书商甘愿冒险；另一方面，百姓的信息需求过于强烈。

在信息封闭的古代社会，能够了解朝廷动向与天下大事，对普通人而言何其珍贵！即便冒被抓风险，人们仍偷偷购买阅读。

这种官方严禁、民间私传的现象，其实折射出一个有趣的社会变化：百姓的“知情权”意识开始觉醒。

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官方单一信息源，而渴望获取更多、更真实的消息。这种官民之间的信息博弈，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转折。

宋代民间小报虽内容参差不齐，常传播道听途说的消息，但它们开创了一个先河：使新闻传播真正走向民间、走向市场。这种“地下流通”模式一旦形成，便难以被彻底压制。

尽管屡遭禁令，要在朝廷管制下生存，这些小报经营者也摸索出多种巧妙“生存策略”，堪称古代版的“猫鼠游戏”。

最常见的策略是“化整为零”。小报经营者不会在一处公开售卖，而是分散至茶馆、酒楼、集市，由伙计悄悄递给熟客。

一些精明书商还将小报夹在其他书籍中一同出售，买书者回家后才发现“意外收获”。更有狡猾者频繁更换印刷地点与销售渠道，令官府难以追踪。

内容方面，这些小报也颇具技巧。他们不会直接批评朝廷，而是采用各种暗示与影射。

例如，明明讲述当朝皇帝之事，却写成“古代某君王”；明明揭露现任大臣丑闻，却冠以历史人物之名。

如此一来，即便被官府查获，也可辩称所写为史料，非时政新闻。

更有趣的是，一些小报还掌握了“官民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刊登官方邸报内容，以示“正统”。

另一方面又加入民间传说、市井趣闻、商业信息等内容，满足不同读者需求。这种“正经内容”与“八卦消息”结合的模式，既降低了政治风险，又保障了销量。

在缺乏现代法律保护、新闻自由概念尚未形成的年代，他们凭借对信息传播价值的敏锐洞察与商业头脑，在官方严密管制下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他们用智慧与勇气推动信息自由流通，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当然，官府的管控也并非全无道理。毕竟小报中确实夹杂不少谣言与不实报道，有时甚至引发社会恐慌。

例如，边关战事的虚假报道可能影响民心士气，宫廷秘闻的胡编乱造可能损害皇室威严。在缺乏现代媒体监管体系的古代，完全放开信息传播确有一定风险。

这种官民之间的信息博弈，实际上推动了古代新闻传播形式的不断创新。

为规避管制，民间小报在内容编排、印刷技术、发行渠道等方面持续改进。这种在压力下的创新，反而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可以说，没有管制就没有突破，没有博弈就没有进步。

至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与识字率提升，这种官民信息博弈达到新高度。

那些在宋代尚属地下传播的民间小报，逐渐演变为更加成熟、多元的信息传播网络。

回望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漫长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战国时期的密信、汉代的榜文，还是唐宋时期的邸报、小报，都体现了人类对信息的永恒渴求。

从苏秦的情报信件到唐代的进奏院状，从宋代的民间小报到明清的京报，每种传播形式的出现都有其特定历史背景，每次变革都承载着时代的印记。

古代新闻传播者用智慧与勇气，在有限技术条件与严格政治环境中，为后世留下珍贵历史遗产。

他们让我们明白，信息的力量历来巨大，而对真相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今日我们所享有的新闻自由与信息透明，正是建立在这些先辈不懈努力的基础之上。

当我们轻松刷着手机浏览新闻时，不妨想想那些千年前在昏暗油灯下抄写邸报的文吏，那些冒着风险售卖小报的书商，以及那些渴望了解天下大事的普通百姓。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真实信息的需求永远不会改变，而新闻传播的价值也将永远存在。

信源：人民网 《中国古代近现代报纸图集》出版

信源：山西新闻网 古代的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