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谢宇案的诸多讨论中,有个细节一直让人揪着心 —— 他的舅舅自始至终都不肯出具谅解书。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当你看到这位长辈如今的生活模样,或许就能明白这份坚持里的沉重。
吴谢宇案刚曝光时,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个从小被夸懂事、成绩拔尖的孩子,竟然对含辛茹苦养大他的母亲下了狠手。而作为受害者谢天琴的亲弟弟,吴谢宇的舅舅从那天起,生活就彻底掉进了冰窟。
谢天琴在福州一所中学教历史,同事们都说她性子温和,对学生特别有耐心,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她和弟弟从小感情就深,姐夫走得早,姐姐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弟弟但凡有空就往姐姐家跑,帮着修修水管、换换灯泡,姐弟俩总在厨房边忙活边聊天,那是舅舅记忆里最暖的画面。可这一切,都被吴谢宇亲手打碎了。
出事那天,舅舅接到警方电话时,手里还攥着刚买的姐姐爱吃的海蛎饼。赶到现场时,警戒线外的风刮得人发抖,他看着被抬出来的担架,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后来处理后事,光是整理姐姐的遗物就花了三天。
书架上摆着吴谢宇从小到大的奖状,衣柜里还挂着给孩子新买的羽绒服,阳台上晒着没干的床单,一切都像在等主人回家,可那个总笑着喊他 “小弟” 的姐姐,再也回不来了。
日子就这么被劈成了两半。以前的舅舅在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虽说工资不算高,但稳稳当当,下班能陪老婆孩子逛公园。可姐姐走后,他三天两头走神,操作机床时差点出事故,领导找他谈了好几次,他自己也知道不能再这样,咬着牙递了辞职报告。
没了工作,家里的担子全压在了妻子身上。她在超市理货,一个月两千多块钱,要供孩子上学,还要付房租。舅舅抹不开面子跟亲戚借钱,只能去劳务市场找活干。
五十多岁的人了,跟着年轻人扛水泥、搬瓷砖,一天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晚上躺在硬板床上,一闭眼就是姐姐的脸。有回在工地上摔了一跤,膝盖肿得像馒头,他瞒着家人,自己买了瓶红花油揉了揉,第二天照样去上工。
他们原来住的老房子离姐姐家近,步行十分钟就到。出事后,舅舅每次路过那栋楼都喘不上气,后来实在扛不住,跟房东赔了违约金,搬到了城郊的棚户区。十五平米的出租屋,摆了张上下铺,儿子睡上铺,他和老婆睡下铺,角落里堆着捡来的废品 —— 那是他晚上睡不着时,在路灯底下一点点攒的,攒够一麻袋能卖二十多块。
去年冬天特别冷,出租屋没暖气,舅舅的老寒腿犯了,整夜疼得睡不着。老婆偷偷给他买了副护膝,他知道后心疼了好几天,因为那钱够儿子半个月的伙食费。有次儿子放学回来,说同学笑话他穿的鞋子破了,舅舅听了没说话,第二天一早就去废品站把攒了俩月的纸板卖了,给孩子买了双新鞋。
最难熬的是逢年过节。以前一大家子都在姐姐家过年,姐姐会做他最爱吃的佛跳墙,吴谢宇会缠着他教写毛笔字。现在他不敢看春晚,不敢听鞭炮声,就坐在小马扎上,对着姐姐的照片发呆。照片里的谢天琴穿着红色毛衣,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那是吴谢宇考上北大那年拍的。
吴谢宇的辩护律师来找过他三次,每次都提着水果牛奶,说孩子年少不懂事,现在知道错了,求他高抬贵手。舅舅每次都把东西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他说:“我姐教了一辈子书,最懂道理,可她到死都没等到一句对不起。我要是签了字,夜里怎么敢见她?”
有人说他太固执,得给年轻人一个改过的机会。可只有舅舅自己知道,有些伤口永远长不好。他现在最怕下雨,雨声会让他想起姐姐遇害那天的雨夜;最怕看见穿校服的孩子,总觉得像吴谢宇小时候跟在姐姐身后的样子;最怕听到 “谅解” 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的重量,比他扛过的所有水泥袋加起来都沉。
法院开庭那天,舅舅没去。他说怕控制不住情绪,在法庭上失态。他就坐在出租屋的小板凳上,听着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报道,手里攥着姐姐给他织的围巾 —— 那是姐姐去世前一个月送他的,针脚有点歪,因为那时她已经被吴谢宇的异常行为搅得心神不宁。
如今的舅舅,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见人不爱说话,只是偶尔会跟工地上的工友念叨:“我姐这辈子,太苦了。” 这句话里藏着的,是一个弟弟对姐姐的疼惜,是一个长辈对亲情的绝望,更是一个普通人在命运重击下,用尽全力守住的最后一点尊严。
所以你问他为什么不原谅?看看他膝盖上的伤疤,看看出租屋里昏暗的灯光,看看他提起姐姐时红透的眼眶,答案其实早就写在那里了。有些伤害,不是一句 “对不起” 就能抹平的,就像碎了的镜子,拼不回原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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