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战役：河南战场，日本人声东击西，如何让蒋介石落入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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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湘桂战役是一个大规模而长程性的战略行为，和往常一般的短期和局部性的骚扰行为不同，不久之后它也无法恢复原态。

而身在病中的蒋介石，虽然认为日军的企图是打通平汉铁路，而且命令汤恩伯部队必须坚守许昌，但是他自己也没有看清楚情况。5月7日，日军佯攻洛阳，蒋介石落入圈套，命令大量兵力驰援洛阳。到了5月28日蒋介石才首度看出日本一号作战的企图是最终打通平汉铁路，它有足够兵力（9个师团）完成任务，而中国没有足够兵力可以阻止，只能依靠地形和空军来对抗。他也认识到，这是1937年以来最大危机。

1、严重的误判

当蒋介石在5月31日回顾他在5月初命令大军集结防守洛阳时，承认是自己遭受日军欺骗，导致失败。他在日记中深刻忏悔自责，“此为毕生惟一之愧悔与无上之错误，不得不特书以明余之罪恶与愚拙。”

他也强烈怀疑，日军敢用500000兵力南下，又抽调关东军部队进入华北，事先肯定已经与苏联达成默契才敢将关东军调离日苏边境，因此也开始对苏联的动机产生疑惧。他此时认为日本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建立巩固的大陆基地与美国对抗。

但是对于徐永昌而言，即使到了6月中旬，当军令部的第一厅已经判断日军会在华中和华南持续攻击，他仍然认为敌人不会这么做，因为用兵太多，而且暴露它的战斗和补给线过长。

因此徐永昌认为日军的行为只是想寻找机会打击中国主力军和“混时间”而已。更何况，既然盟军已经在太平洋逼近日本本土，日军的上策只应该是从中国战场逐渐撤退。

几天之后，徐永昌似乎得到新的启示，认为日本之所以增兵来华作战可能是希望抢在英美主力来到亚洲之前，致力于一击而解决中国战争。如果果真如此的话，则昆明和重庆都将成为攻击目标，也就是中国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虽然徐永昌似乎终于把日本的局部战斗行动和一个宏观战略目标连接起来，但是他持续相信日本没有能力达成目标。

无论如何，开战后中方这一连串的误判和轻忽，都显示着它对于日本一号作战的军事情报严重疏失，参谋作业严重无能，最后导致最高当局严重误判。

2、豫中会战（日方称为“河南会战”）

黄河沿岸国军守军有21个师，但仅11个师有一定的战斗力，其中大多数部队归汤恩伯统辖。由于防线过宽，重庆政府只得命令每个师分散守备。

日军以12军为主攻部队攻击郑州，而以第5军佯攻洛阳。由于区域地形平坦，日军得以大量坦克、长距离火炮与机械化部队，作为进攻先锋。

从4月18日渡过黄河至5月26日占领洛阳，击毙国军21643人和击伤大量官兵，而日军仅战死1061人，受伤2966人，两军阵亡比例为20：1，可见日军在对阵国军时的绝对优势。

当第一战区把素质更低的国军投入战场时，情况变得愈发糟糕。5月9日至5月20日间，国军阵亡32390人，而日军只有760人阵亡、2032人负伤 412人，阵亡比例变为42:1。

正如中方战史学者日后所承认的，在平坦地形中，能够快速推进，又拥有装甲部队和有力火炮的日军攻击训练和装备都较差的守军，直如摧枯拉朽。

日军给国军造成的最惨重损失，其实不仅是官兵伤亡数量，而是国军指挥系统的彻底崩塌。在日军闪击下，国军全面溃退时遗弃了大量武器装备。早在5月初，军事委员会（刘斐）已经得到报告，第一战区原本誓言坚守洛阳，但是刘斐看出汤恩伯一心只求避战，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游击战。

他并且指出汤恩伯既不能掌握部队，又不能与战区长官蒋鼎文合作，尽管蒋介石对他期望殷切，结果反而激起敌人的企图心。徐永昌私下也深表忧虑，写道，“据闻汤恩伯一味飘忽，保存实力，蒋铭三（蒋鼎文）张皇失措。误事失机之咎，谁其负之？”

日军在1944年5月10日围攻洛阳，中国统帅部命令汤恩伯和其他军队集结洛阳，但是多数部队规避命令，以致司令部仓促出逃凌乱不堪，连电报员20余人都擅自脱队逃亡，电话机和密码簿散落四处无人理会，造成众多部队失去联络，指挥机制彻底崩溃。

兵站总监部干部擅自离职，又造成后勤业务全盘瘫痪。

在此期间，蒋介石心急如焚，在日记中严厉批评蒋鼎文无能和任用亲信私人，更指责他为了推卸责任，狡黠地事事报请蒋介石批示，还逼使蒋介石必须不断以电话和前线部队长直接联络，等于把蒋介石当成他个人的参谋，在重庆替他远距离指挥战争，还藉此表现他事事服从委员长命令的忠诚姿态。

蒋介石同时又批评汤恩伯不能控制军队，不知道部队在何处。总之蒋介石非常肯定，河南战事败坏其责任是指挥官失职，逃避责任，放弃阵地。事实上，蒋介石忧虑河南战争而忙碌不堪，以致他不得不停止他历来持之有恒的每天必定读书的习惯。

5月中旬，蒋鼎文向蒋介石要求转移阵地，躲避反攻，但是遭到蒋介石否决。尽管蒋介石直接打电话命令汤恩伯和蒋鼎文努力反攻，但是他们部队十之八九根本不知去向，已经完全无法执行命令。

讽刺的是，蒋鼎文此时竟然还向重庆政府要求按时拨发军饷和军粮，引起陈诚热讽冷嘲。正如陈诚指出，当蒋鼎文接到政府命令反攻时，承认部队失去联络所以无法下达命令，而当他向政府要钱要粮时却又声称严实掌握部队的明确位置。

气得陈诚反问，“如此矛盾，焉得不败？”显然是打了败仗还想捞一把。第一战区将领们被逼迫而承诺的反攻无法兑现，此事毫不意外，因为军令部从独立掌握的信息也得知，汤恩伯给蒋介石的军事报告多半不可靠。

长官部如此瘫痪和各个部队自由行动，导致全面崩溃。日军在25日进入洛阳，全军只阵亡896人，负伤2280人，就结束河南战局。

河南战事刚刚结束，蒋介石又为胡宗南部队的避战而气愤不已，因为胡宗南部队负责灵宝地区防务，而其属下各师长擅自撤退，以致所有作战计划成为泡影。

胡宗南在西北专心训练部队而不曾作战达5年之久，就是预备在最后反攻时派上用场。中外人士都一致把他们视为是中央军最强部队，但是在此次败退过程中，这个大部队依然军纪败坏和命令废弛，让蒋介石在6月10日感到“寸衷惭惶实为从来所未有，而痛心悲愤亦为从来所未有逮焉，不力一至于此，余将何面目以见世人也。”

蒋介石特别愤怒胡宗南“此种无智无勇之罪恶，更不能恕也。”

才过了3天（6月13日），蒋介石又接到报告称胡宗南部队又放弃阵地，愤怒写道，“而对前方敌情一任其前方部队妄报，毫不审察其可否与虚实，其学识与能力如此浅薄，何能使之担当如此重任？然而又无人可以替代，以后战局大难言。念所部人事不胜为之战栗也。”

再过了2天（6月15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再度忧心忡忡地写道，“胡宗南在关中专心训练十军兵力，为时已越五年之久。如果一旦失败，则全国军心民心皆难维持。”

即使在蒋介石日记中，如此密集地批评一个人，在整个抗战期间诚属少见。可见河南战争带给他的打击之大。当然，当蒋介石在8月底收到汤恩伯和胡宗南两位将军请病假的呈文时，又为之大发雷霆。

3、长衡会战（日方称为“湖南会战”）

河南会战结束后，日军随即开展第二阶段作战，把第1军与第12军调至华中战场，同时从南京调入第13军，并且还把若干驻蒙古方面军和关东军开至华中，增援驻扎武汉附近待命的第11军和第23军。

由于日方预料中美空军将更为活跃，因而专从本土调遣若干空军部队作为支援。总计日军集结了8个师团和1个旅团，共36万人，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庞大的作战部队。

淞沪会战后，日本军队原本或许未必打算进攻南京，但是看到中方防卫部署松懈后才大胆进攻。同样地在6月初，徐永昌对于河南会战中国军的无能大为失望，曾经预感敌人进击的速度与力度其实和国军的防守无能有密切关系。国军越是不能守，敌人就越是受到鼓励向前攻，甚至达到欲罢不能地步。而实际战况，不幸被他言中。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统辖下守军共有48个师，半数是中央军，总兵力接近50万。单纯在数量上，国军是日军的1.4倍，但是战斗力低落。根据第九战区呈报，该战区战斗力最强的步兵师每个师只有合格战斗兵约一千人，较次等的步兵师则只有数百名合格战斗兵。

换言之，每个师号称一万人，可以有效作战者只有5-10%。另外一个难题就是防线过宽，兵力不敷分配。难怪每个师都极感自己力量不足，希望政府能够征调其他新锐兵力作为增援。蒋介石也只得再次强调作战部队必须采取死守战术，独立自主地防守每一个据点。

在湖南会战中，日本攻击部队面临的困难远比河南会战时更为艰巨。武汉与长沙间遍布河流湖泊，而长沙以南直至中缅边境皆为多山地形，不利于日本机械化装备的的大规模运动战，导致日军只能将战斗局限于铁路沿线附近。但是日军也吸取了前三次进攻长沙的教训，在这次作战中改用大部队迂回战术，最终在6月18日攻占长沙。

长沙沦陷之快也是大出时人意料之外，因为广东籍第四军素有善战之誉，过去还被授予“铁军”雅号。但是第四军在长沙只守了1天（6月18日），军长和师长在没有战斗前逃离战场。他们手中的全新山炮和大炮，以及50000发炮弹都未经摧毁，全数落入日军手中。蒋介石不禁感叹写道，“第四军有名无实，十余年来之虚誉，其弱点至此始暴露殆尽。”

蒋介石甚至自责没有认清第四军弱点，把它派去守长沙是自己的错。

过不了几天，他再度写道，“号称英勇敢战者，万不料败退之速，一至于此。”这个事件甚至让蒋介石肯定杂牌军就是不能打仗。在他坚持下，第四军军长张德能遭到枪毙。（8月26日）

日军占领长沙后，下一个重要目标便是衡阳。在作战初期，日军在衡阳及邻近地区集结约15万人，国军约21万人，国军步兵及火力仅为敌人的1.5倍。按照以往经验，国内国军以一个师对付日军一个大队，处处打败仗。而在缅甸战场，则远征军一个师对付日军一个大队，就经常打胜仗。可见内地国军的武器和战斗力都太差。

至于此时衡阳守军是中央军方先觉指挥下的第10军，总共不过16000人。衡阳不仅是粤汉在线的一个战略要点，而且拥有湖南最大的空军基地。

衡阳防守策略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正如蒋介石心中所想，以往每次日军孤军深入攻击中国军事据点时（如长沙和常德战役），国军正确的战略是尽快派遣大量援军以数量优势去争取胜利。

但是鉴于此次日军进攻衡阳已经集结雄厚兵力，而且志在攻下衡阳后继续沿湘桂路向广西挺进，因此国军的上策是让日军进攻衡阳旷日持久，在日军久战无功耗能过度之后，才派援军去衡阳解围。因此，尽管军令部再三要求向衡阳派遣援军，都被蒋介石否决。即便是蒋介石已经内定派62军和79军作为解围部队，但是依然采取“暂缓不急”态度，按兵不动，眼看第十军孤军被围而坚持作战，感到“安慰”。

换言之，第十军的任务就是“死守”衡阳，消耗日军能量，牺牲自己去拖延日军南下广西的速度和力度。

而第十军果然不负所托，让日军在衡阳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考其缘由，是第10军善于利用地形和建筑坚固防御工事，坚持死守战术，把衡阳城整整守了48天。1944年8月8日衡阳最终沦陷，守城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1200人生存。

当然日军也为攻击衡阳而付出了高昂代价，共伤亡19380名士兵和910名军官。换言之，方先觉和第十军以一个中央军单位在湖南对日军造成的伤害，比蒋鼎文，汤恩伯和胡宗南以及他们麾下十多个军单位在河南对日军所造成的伤害，要超过数倍之多。前者的无勇无谋与后者的智勇兼备形成抗战末期最尖锐的对比。前者在大约60天时间，被日军以秋风扫落叶势态尽情侮辱，腾笑中外，而后者逼使日军付出血肉代价艰辛寸进，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4、衡阳保卫战的背后

湖南会战还有两个和河南会战显著不同之处。首先是战区指挥系统没有瓦解。在河南会战，由于战区司令官完全不能指挥部队，因此重庆政府也完全无能为力，一切彻底失控。但是在湖南会战中，重庆政府、长官薛岳，和各部队指挥官基本上维持联络。

其次是相对于河南会战的主要负责人（汤恩伯，蒋鼎文）在失职后都没有遭受到处罚，对于其他中级失职人员的处分也依往例不予以公布；在湖南会战中，重庆政府立即施行严厉惩罚。守长沙的第四军军长放弃阵地，军事法庭总监何成濬原本建议处以无期徒刑，但是蒋介石亲自批示立即执行死刑。

遗憾的是，即便是严刑峻法仍然无法改变中国军队格局。只有在蒋介石亲自干预的特殊情况下，才能偶尔伸张军纪，但是也难免造成苦乐不均后果。

在一般情况下却依然不能改变军队长官畏战自保心态，他们绞尽脑汁和使出各种逃避责任的招数，或是用软功使重庆政府无法依法办事。比如说，鉴于豫湘桂会战过程中军纪败坏的实例，蒋介石以手令方式勒令各战区实行连坐法。

这个法则原本在北伐时期早已颁布，如果认真实行，其效果早已可以立见，但是如果不予实行就只能沦为虚声恫吓而已。

最明显的例子是衡阳城周边的国军单位。依据蒋介石记载，他在7月13日看到衡阳被攻紧急就开始改变孤军守城的主意，“督促各军增援”。

从此之后的25-26天之中，军事委员会想尽方法恳求或是严令附近部队去驰援解围，但是得不到部队长官的服从。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时游走于衡阳周边地带（约半径100公里以内）的国军大约有30个以上的师级番号部队，可是它们的部队长提出种种借口无法执行命令，以致没有一个邻近地区的部队进入第十军阵地。

蒋介石个人先后亲自命令驰援的两广部队（62军和79军），它们虽然已是地方籍部队中的善战部队，但是同样虚晃一招尽快抽身退却，或是蓄意切断通讯管道（电话、电报），托词不曾接到命令，或是接到命令而阳奉阴违，总之用尽一切手腕坚决避战。

这些情形气得蒋介石大骂，“畏缩不前，殊为可痛”，“此种旧腐之军官与部队，非彻底淘汰，则不能救国也”。蒋介石承认，衡阳之战国军数量多于日军甚多，日军战法是以一部分包围攻击守城军队，而以另外一部分放在外围阻挡国军援军，而这个策略居然奏效。

因为当两广部队违命畏缩不前时，蒋介石只能“抑郁非常”而无法贯彻命令。他在万般无奈下，甚至一度考虑接受美国人要求交出全部指挥权。

尽管蒋介石在衡阳围城期间每天焦虑不堪，甚至祈求上帝赐恩保佑，第十军依然孤军苦撑无援，直至弹尽、人亡、城破（8月8日）。

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陆军从1937年到1943年的地面作战都缺乏有效空军支援，完全处于挨打局面。但是在豫湘桂作战中，中国和盟军终于出动空军支援。

根据估计，在河南会战期间中美空军在40天内出动900余架次，在湖南会战中15天出动900余架次，但是仍然不能弥补地面部队作战的无能。而美国军人的鲁莽粗心也不可讳言。

比如说，重庆政府要求美国空军向衡阳第十军投送弹药和轰炸日军阵地，而美国军人却把弹药投送到远离国军阵地60里以外的空地，甚至把国军阵地和附近城镇当成是轰炸目标，造成重大伤亡，使蒋介石叹息请求盟邦协助的委屈艰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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