郯马五大调：集南北精华，融雅俗共赏

齐鲁大地的口传文化形式丰富多样，戏曲中有吕剧、柳琴戏、山东梆子以及多种民间戏曲，说唱艺术有山东大鼓书、鲁南琴书、鱼鼓、评书等，皆以山东辖域内的不同方言作为载体。其中鲁南五大调2008年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鲁南五大调有临沂、日照两支，其中临沂支分布于郯城，称为“郯马五大调”，又称郯马调、马头调、淮调、五大调等。郯马五大调因其唱腔优美、唱词典雅、辞藻考究而被历代传唱。作为元明清俗曲的活态传承，这一艺术形式集南北音乐文化之精华，以方言为韵、以诗入乐，以其独特的方言韵律与音乐形态扎根于鲁南大地，展现出齐鲁文化的包容性与创造力。

方言为韵

郯马五大调以鲁南方言为唱词底本和音乐基因，其最鲜明的标识在于创造性地应用郯城方言。唱词中的第一人称多用“俺”，第二人称会用“恁”，还有大量表示语气或感叹的衬词，如“咹”（也作“安”）“嗯”“昂”“哎”等，这些词在方言中除“哎”为单元音韵母外，其他皆为鼻化元音和鼻音韵母，构建出独具特色的鼻腔共鸣，因而唱腔带有鲜明的方言特征。这种“土腔土韵”在强化地域辨识度的同时，更增强了音乐的委婉、灵动与情感的酝酿、表达，使音乐与方言形成了和谐美妙的共生关系，达到了戏曲以方音行腔且腔随方音而转的艺术境界。

在唱词创作上，五大调呈现出“文人参与，民间再造”的复合轨迹，以明清文人创作的曲牌为基础，传统曲目的唱词以诗词格律奠定其文学基底，民间艺人的创作则使用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词语来呈现生活化的场景。

例如，著名曲目《淮调·遇多情》中的两句唱词：“今日里天降吉祥、福星高照、三生有幸，果（哦）然凑（哎）准（哪啊）。”前一句是三个具典雅色彩的成语连用，后一句是生活化的老派方言常用表达，尤其“凑准”（“事情很凑巧或符合期待”义，郯城方言作否定使用时为“奏准儿”，词义变窄）是一个典型的方言词。2009年，郯马五大调亮相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演出《淮调·鹿乳奉亲传千秋》（简称《鹿乳奉亲》）。该曲目以典雅为根基，使用方言词语增加特色与韵味，唱颂了春秋时期郯国国君郯子的孝行。例如，“高堂年迈又逢双目有症候，需求鹿乳来治救……”，其中的“症候”指“病、病情”，“有症候”指“有病、生病”，该词有较强的书面语色彩，但却是鲁南一带的方言常用词。《满江红·金乌西坠》押姑苏辙，如开篇“金乌西坠掩绣户，呼唤翠兰和玉珠，叫桂香和月素，银灯掌上添上红炉，龙井香茶捧上一壶”，结尾几句是“奴只得独立月下对神祷祝，保佑着冤家早回来路，夫唱妇随学比目，愿许下盖庙修塔另塑神佛”，最后的“佛”与普通话发音不同，在方言中属于姑苏辙，韵母为“u”，用方言演唱韵脚一贯到底，朗朗上口、音律和谐，形成“雅词为骨，俗语为肉”的独有语言与音律范式。

以诗入乐

鲁南五大调包括《淮调》《满江红》《玲玲调》《大寄生草》《大调》五个曲牌，郯马五大调有前四个曲牌，现存曲目130余首，唱词典雅秀丽，旋律委婉圆润，伴奏新颖独特，融合了元明清戏曲的常见主题和表达方式，融合了文人诗词的凝练与民间叙事的灵动，有“雅歌”“细曲”之称，在民间口传文化中独树一帜。例如，《淮调·遇多情》的唱词直接引用并改编了元散曲的经典句式，同时融合了宋元戏曲中的常见意象，如“轻启朱唇”“燕语莺声”“海誓山盟情合意顺”“情重千层意高万仞”等意象化表述。同时，郯马五大调也离不开山东地域文学的熏陶与加持，《淮调·遇多情》《大寄生草·瞧情人》等皆与《聊斋志异》中“情痴”类故事对情感誓言的文学化处理一脉相承，唱词中所描述的生活化场景也继承了《聊斋》将文言雅韵与俚俗白话相融合的创作特色。

郯马五大调的唱词呈现诗乐一体、雅俗共赏的文学叙事特质，其“文野交融”的语言风格，既能登大雅之堂，又可传唱于市井巷陌；其内容既涵盖文学经典，也包括世俗民情；既可以书写厚重历史，又善于描写当代大事小情。曲目内容从自然风光、历史传说到世俗生活、社会问题等，不一而足。例如，《淮调·耕读渔樵》讲述了国泰民安、风景秀丽、民众祥和的美好场景，《玲玲调·大观园》描写的是《红楼梦》中令人惋惜的宝黛爱情，《满江红·四雁赞》颂扬了当代“归雁”回到家乡助力乡村振兴的优秀典型等。郯马五大调在民歌俗曲中以诗化语言入乐，使唱词具有以雅带俗、以俗入雅、雅俗共赏的文学之美，并成为民间音乐中的“阳春白雪”。

南北交融

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一书中认为，《白雪遗音》中“马头调”的特点是“声情多”而“辞情少”，与“南曲相像”，这也是今天郯马五大调的典型特色。前文提到的方言语气词或感叹词以衬词形式出现，形成了精妙绝伦的拖腔技法，这在五大调所有曲目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曲牌《满江红》的著名曲目之一《俏人儿》开头的唱词：“俏（哎哎）人（咹）儿，（哎哎咹咹）长叹了一口（噢）气，（哎嗨哎嗨哎）什么事儿过不去？莫不是（哎）昨夜（哎）晚（哎哎哎哎）郎君眼前（哟）得罪了（噢）你（哎）？”从中可见衬词之多，拖腔、润腔技法使用之频繁，演唱难度之大。据传承人杨新儒和柏文泰两位老先生介绍，最长的拖腔达22拍。衬词在唱腔中通过气息控制实现“由实转虚、渐入空灵”的意境升华，形成词少腔多的润腔技法。这种以腔传情的唱法形成了“北骨南皮”的独特风格。

音乐形态上，郯马五大调兼具北方的豪放与南方的婉约。例如，《淮调》的调式平稳悠长，兼具南方小调的细腻表达与北方曲艺的叙事手法，对温婉抒情和宏大主题皆能驾轻就熟；《玲玲调》的旋律轻快，节奏跳跃；《满江红》源于元曲，结构较长，曲体多元，调式深沉，旋律跌宕；《大寄生草》的旋律古朴雅致，婉转起伏，节奏自由舒展。郯马五大调的演唱形式分“坐唱”与“群唱”，形式根据曲牌和曲目来定，如《淮调》以“坐唱”为主，兼具“群唱”形式。坐唱多为3至5人，以叙事性演唱为主；群唱则气氛热烈，人数可达10人左右，边演奏边演唱。戏曲结构尤以“主曲体”和“夹曲体”（指在主曲间穿插的小调或戏曲性对话）形成结构上的配合。作为沂沭河流域的文化结晶和南北交融的音乐“活化石”，郯马五大调的艺术形态深度嵌合了南北兼容的地理与文化特征，旋律婉转如运河之水，节奏平缓似齐鲁民风。

作为运河文化与农耕文明交汇的产物，郯马五大调承载着跨时代文化叠层的地域特点和时空印记。《淮调》的柔婉旋律，暗含江淮船歌中的流水韵律，《大寄生草》平缓徐舒的节奏如同春日沂河的涟漪，古雅的旋律宛似如画的江南园林，悠长的拖腔暗合漕运号子的节奏，《玲玲调》的切分节奏，则烙印着运河码头劳工号子和秧歌小调的韵律，《淮调》融合了多元的调式，既可以展现细腻悠长，又可以平实厚重。这种集音乐特征和地理基因多元一体的音乐表达，使郯马五大调成为记录运河商贸文明和齐鲁农耕文明交融的声音档案，同时也实证了鲁南作为南北文化走廊的历史地位。

（作者：邵燕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