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有人拿着报纸找鱼贩王光尧：你儿子王尚荣在青海当大官了

“光尧哥，快看报！”1949年11月的一个阴天早市，调关镇街口，区委工作人员石志坚挥着一张《人民画报》，气喘吁吁冲到鱼担前。

王光尧愣住，湿滑的砧板还滴着水。“你喊我作甚？”他抹一把手。

石志坚指着报纸：“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尚荣，湖北石首人，八成就是你家‘九斤’！”一句话砸下来，镇边的小河仿佛也停了流。

鱼腥味里，王光尧先是摇头——自家娃叫王尚寅，改名的事压根儿没听说。再说，十八年无音讯，哪能突然就成了解放军副军长？可石志坚不住劝：“写封信试试看，要真认错我请你喝三碗黄酒。”半信半疑中，王光尧收摊回家，找来念过三年私塾的女婿王昭禄，点灯写信。

信很短，却写了整整两个时辰。王光尧坐在小炕沿，一遍遍嘱咐：“务必写上‘小名九斤’’贺龙部队’这些细节。”末了，又添一句：“若非同人，还望海涵。”烂泥纸封好，捎往西宁。

等信的那一个月，一家人睡觉都把门半掩，怕邮差敲不到门。奶奶边纳鞋底边念叨，“九斤要是回来了，我给他炖只老母鸡。”女婿却觉得悬——当年湘鄂西斗争那么苦，能活下来的本就不多。

西宁回信到了，贴着崭新的八分邮票。拆开，第一行钢笔字扎扎实实：“孩儿尚荣，正是石首九斤。”王光尧手一抖，泪水顺着皱纹流下来，墨迹晕开一片。之后决定：带女婿进省城坐船，再转火车，亲赴青海。

那是1949年底的寒冬。两人带着苎麻席、生晒豆豉、腌鱼干，上船时天还没亮。长江雾气腾腾，王光尧望着江面，喃喃道：“等见了面，我就安心了。”历时十来天，西宁站台积雪没过脚面，他们的土布包与北风一起“咯咯”作响。

王尚荣闻讯赶到军区大院门口。父子隔着十几步，一时都没开口。王尚荣脱下呢大衣披给父亲，憨笑一句：“爸，我回不去，但我没忘家。”那天的团圆只用了半小时，随后王尚荣又钻进作战室，对付马步芳部剩余残股。

1950年秋，他被调回北京述职。首长问他下一步意向，他先提“上学”——字不识几个，打仗靠眼睛和胆子，制度建军就差底子了。中央批准他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离开西北前，他特地去找贺龙。贺龙夹着香烟，拍拍他肩膀：“你先回趟石首，把心里这块石头挪开，再去上课。”

于是12月初，王尚荣带妻女、警卫共七人回乡。蒸汽机船一声长笛，调关码头炸了锅：锣鼓、爆竹、稻草火把……乡亲们呼喊“小九斤回来了！”王尚荣怕警卫挡人，高声示意：“莫拦，都是自家人。”

街口到老屋不过百步，却走了半个时辰。路边老人塞红薯、递旱烟，一些当年赤贫的伙伴已添了孙辈。老父亲在门槛前等，胡须花白，显得紧张。王尚荣跪下，重重喊“爸”，声音嘶哑。屋里母亲冲出来，一把把儿子拉进怀里，连哭带笑。

那几天，王家办流水席，整条街飘着河刀鱼的腌香和酿豆豉的味道。王尚荣把青海羊皮大衣分给亲戚，给父母留了100元钱，又拉电匣子给母亲听戏。夜里，父子倚门聊天，父亲问：“打完仗了，你能常回家吗？”王尚荣沉默，回一句：“责任没完，怕是难。”

六天很快过去，临行前他脱下的那件厚皮袄硬塞给父亲：“码头风大，你披着。”母亲把煨好的姜糖塞进他背包——青海冷，别再冻了。船渐行渐远，王光尧踮脚，直到白汽雾漫没了影子才回身。谁也没想到，这是父子最后一次握手。

1958年冬，王光尧在澡堂突发疾病。后事由三儿王尚桂操持，家中电报请不回忙于西藏防务的长子。那年，王尚荣刚指挥结束亚东方向战备训练，回复电报两句：“务请安葬，俟战事稍缓，子当返乡。”并寄去150元。钱到，一并寄到的还有一张照片，他第一次穿着将官礼服的照片。

1959年4月，他如约回家扫墓。罗盘山上草尖带霜，他手执香烛，跪在土冢前含泪喊：“爸，孩儿迟来了！”燃香的烟顺风掠过山岗，吹得他军帽轻颤。祭毕，一个本家亲戚求他弄份北京差事，他摆摆手：“调走城市人口是大方向，我弟弟都轮不上，勿再提。”亲戚尴尬离去。

回乡五天，王尚荣重走了少年时挑担卖鱼的小道。村里土改后的新房比比皆是，他看见小学堂墙上挂着红五星，笑得像个孩子。临走前他只带走一小袋家乡土——装进帆布囊，放到挎包最底层。火车开动时，他透过车窗向母亲敬了个军礼。

自此再无归期。后来有人问他为何不把父母接去北京，他答：“他们离不开那口水，那片地。”话虽平常，却无比真实。

王光尧卖了一辈子鱼，晚年常搬张凳子坐江边，说话不多。邻居问起，他只笑着说：“我家九斤有出息，国家有用。”一句话，胜过千言。

王尚荣戎马半生，留下的老皮袄和那袋黄土，如今仍锁在石首老屋的木柜里。柜门边，母亲当年织的红棉线袋已经褪色，可那股淡淡的豆豉香味，依旧在房梁间慢慢弥漫——像极了父子重逢那一刻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