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恋爱引发的奇案，进而牵出国民党特务潜伏案（八）

书接上回。

这天，宋志龙在诊所看病，这时忽然来了一个操广东话的男子来看病，在宋志龙面前坐下后，却悄悄递过一张火柴盒大小的纸片。宋志龙定睛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钟兄问候宋弟”六个字，不禁一怔。

宋志龙向来不问政治，对情义却看得很重。当下就给来人吃了一片药，说是需要观察半小时才能作出准确诊断。来人自称姓时，来自广州，其实是潜伏广州的一名“保密局”特务，受命临时调派到钟浩鹤的培训专班。此次专赴武汉邀请宋志龙赴香港探亲，宋的父母是南洋华侨，晚年在香港置房养老，他如果提出探亲申请政府肯定批准。当时的政策，像宋志龙这样历史清白又有华侨家庭背景的知识分子人民政府是鼓励和支持他们去海外旅行的，也是由于此，钟浩鹤找这位义弟的主要原因。

宋志龙听时某简述了一番情况，未作表态只说这件事需要考虑下，时某就说，那我两周后路过武汉时再恭听先生回音。宋志龙生性不善掩饰自己的情绪，回家就和媳妇说了，二人一商就连夜登门找狄振华。

可狄振华听了女儿女婿的讲述也没了主意。这事太大了，一旦被公安机关发现，闹不好是要入狱的，但根据国民党特务的行规，人家一上来不作试探就摊牌，那就意味着人家没给你留退路，一旦拒绝，就会被灭口。这一点，狄振华自然是心知肚明。无奈之下，他想起了郭永昶。当年自己若是听了郭永昶的话，没搅和到那桩案子里去，也不会吃那一年多的牢饭。由此可见，郭永昶的意见绝对是有价值的。

尽管他和郭永昶已断绝来往，但此刻性命攸关，狄振华也顾不得见面时的尴尬了，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让儿子去把郭永昶请来商量一下。于是他告诉儿子:“那几个钓鱼的去处，你挨个儿找一下你郭叔肯定在。到时你就跟郭叔说，我爸摊上大事了，他会来的。”

狄振华的儿子第二天找到正在垂钓的郭永昶一说，郭永昶一口答应，让小狄先回家，说自己随后就到，至于郭永昶卖鱼，是因为狄振华闻不得鱼虾的腥气，从来不沾水产，这也是为何郭永昶把打的鱼处理掉的原因，钓具后来寄存路边一个烟店里，还暂时把钓具寄存在那里。

郭永昶如约而至，不料，就早上这么一会儿工夫，狄振华却变卦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郭永昶这人嘴严，当然不必担心他向别人透露，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万一日后事情败露，他也会跟着受连累，被扣上一个知情不举的罪名。这么多年来，自己欠了郭永昶不少人情，如今已经是快入土的人了，怎么能再害人家?

于是郭永昶来了之后，他就找了一个借口给搪塞过去了，郭永昶当时就估计自己的这个托词，但人家不愿意说也没有勉强，期间二人开了一瓶酒，两人边吃边聊，一个多小时方才结束。郭永昶离开后，狄振华犹自不太放心，正在纠结之际，高勇生和小周登门拜访，这才是以往的过程。

听了狄振华如此这般一番坦白，高勇生暗忖，如果此事属实，那就是一桩比失踪案更严重的敌特案件，于是狄振华让小周留下，自己立刻去了市局报告，侯政副局长听了高勇生的汇报，考虑片刻后表示，立即派人对户部巷狄振华父子和狄家的女儿女婿进行暗中保护，老高你必须抓紧时间把郭永昶失踪的案子给拿下来。

于是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众刑警都在研讨郭永昶的失踪跟他去狄振华家是否有关。如果有关，郭永昶的失踪与狄振华的女婿所涉特务案就属于一桩案子，如果无关，那郭永昶离开老狄家之后，又去了哪里?

高勇生认为，郭永昶虽然知道狄振华当时是在找借口敷衍他，但他再聪明，恐怕也不可能猜到狄振华到底找他是什么事情，更不会猜到这里隐藏着一桩与敌特有涉的案子，而台湾方面也只是对狄之女婿宋发出了前往香港的邀请，探探口风而已，还未进入实质性的行动阶段，因此，国民党方面即便对狄振华一家人进行秘密监视，也不至于因为郭永昶的偶然上门就对其采取灭口措施。否则的话，不等警察找上门，只怕狄振华父子和女儿女婿已经被灭门了。

那么，仔这种情况下下，找到郭永昶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于是整个专案组以户部巷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对周边住家、商铺、路人进行访查，指望能够查摸到有用的线索，就这样一连查了三天，直到第三天下午 4 点多，专案组刑警蒋大力、老金在云架桥路段附近查出了问题。

云架桥不是一座桥，而是一条长约五百米的小巷，连通粮道街和小东门，路面随地势起伏故称“云架桥”。这三天来、蒋大力和老金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七八趟，沿途的住家、商铺甚至小贩和乞亏都认识他们了，可即便如此，警方没有任何收获，他们还是严格按照专案组领导的指令反复走访，一次次请那些已经熟识了的群众“再想想”。

在第三天的下午4 点了，两人遂在路边的凉茶摊坐下，买了两碗凉茶解渴。就在这时，前面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一辆绿色邮政专用自行车粮道街上拐了过来。这位“邮差”年约四十的男子，姓丁，街坊们都称其“老黑”。根据当时的规定，邮递员在正常情况下一天上下午各投递一次邮件，此刻这位“邮差”正在执行当天的第二次作业。

之前，蒋大力和老金已经跟“老黑”在街面相遇数次了，就在这个时候，蒋大力忽然灵光一闪，想道：这个邮差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郭永昶家里是长期订阅报纸的，他能不能认识老郭呢，何不问问看?

这一问，还真问对了!

旧时邮差被称为“金饭碗”，“老黑”初中毕业，还有英语夜读班的结业证书，当蒋大力向老黑打听，他在20号那天遇见没遇见郭永昶的时候，老黑表示见过，是在云架桥这边，再往前七八间门面的就是赵记面馆。大约是下午2点钟左右，他一手提着鱼篓，鱼竿搭在肩上，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有他的一封信。

蒋大力又问：“还记得是一封什么信吗?”

老黑表示：“我和老郭我还是比较熟的，他平时订的报纸不少，有时一年订两三份，但少有信件。所以，那封信我特意注意了一下。是一封挂号信，落款地址是六渡桥铜人像畔木器店，寄信人姓任，好像叫签翁，当时只是一眼扫过，也没有太细看、不敢打包票，接着，他签收了信件，我就骑车离开了，我就接着送信。

二人就立即回专案组汇报，高勇生听完报告说：“这样看来，郭永昶原本是打算回家的，半路收到了这封挂号信，就改变主意，去跟写信人见面了。现在我派人邮局杏签收单实寄信人的确切地址，蒋大力、老金二人当即出发去邮局调查，经查，确实有一封挂号信寄至小东门老郭家，是老郭签收的。寄信人的名址是“汉口六渡桥铜人像畔木器店 任签翁”，六渡桥邮局的邮戳显示收寄时间是6月19日16时。

稍后，高勇生与衣今昌等人在六渡桥派出所会合。在派出所了解到，挂号信落款上的这家木器是一家只有两个木匠、一个账房先生的木工小作坊。账房先生名叫任笠翁，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两个木匠是任签翁的外甥，分别叫袁开山、袁填海。

袁开山、袁填海哥儿俩粗细木工活儿都精通，任签翁的绝活儿是木雕工艺，由于手艺精湛，生意所以很不错。可时间一长，这舅甥三人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因此这个铺子很快就败落了，任笠翁早年在武当山当过道士，据说对道家功夫颇有研究，两个外甥跟着他，自然也学了一些武功。

次日上午，木器店来了两个男子，一个是任签翁的老友、“一江春水大酒楼”老板、市工商联常务理事富祥云，另一个是武汉市人民政府派驻市工商联的专职干部邓纯真。

邓纯真是武汉古玩商邓必毅的小女儿。邓纯真在1948年就已是中共党员了。而邓老板跟任笠翁也是老交情，他做古玩生意，时不时需要能工巧匠制作古玩器件的高级包装一-那就需要任签翁的巧手了。据说邓老板对任签翁的手艺非常欣赏，每次定制细木制品都找任签翁制作。而且谈妥即付全款。

明日大结局。

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