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一个风光一时的退休大臣尹嘉铨,因一封奏折险些断送全家性命。
尹嘉铨作为直隶的一名举人,他因父亲尹会一的官员身份得以入仕。
尹家是个书香门第,父亲尹会一在雍正年间就已官至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尹嘉铨继承了家学渊源,才学出众,书写文章颇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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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爱文好学,对文才出众的臣子格外欣赏。于是尹嘉铨从一个小小的刑部主事一路升迁,最终担任大理寺正卿,掌管刑狱事务,还被委任为教授皇族子弟的觉罗学主管。
这种重任对一个汉人来说,实属不易。
乾隆对尹嘉铨的器重还不止于此。在尹嘉铨提出要将朱熹的《小学》列入觉罗学教材时,乾隆不仅采纳,还任命其编撰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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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尹嘉铨在文坛声名鹊起,俨然成为清廷的一位“名儒”。仕途顺畅,名声在外,尹嘉铨也承受着皇帝的恩宠。
然而,宠臣之位如同风中烛火,稍有不慎便可能化为灰烬。
退休后,尹嘉铨本该安享晚年,然而他却心有不甘。或许是习惯了在朝中的显赫地位,抑或是为了巩固自家的名声,他想出了一个“孝心”的办法。
他趁乾隆巡视五台山回程之际,递上一封奏折,要求为已故父亲尹会一赐谥号,并入祀孔庙。这两个请求看似合理,却实在不自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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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御赐谥号乃是极高的荣誉,通常只有对国家贡献卓著的大臣或皇亲国戚才有资格。至于孔庙,那更是儒家圣地,只有德行和学问超群的大儒才能入祀。
尹会一虽官至吏部尚书,却远未达到这些标准。尹嘉铨的请求显得过于狂妄,甚至有些不敬。
他自以为这是孝顺,却在乾隆眼中成了冒犯皇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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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看到奏折后怒不可遏,认为尹嘉铨此举是对他的判断力的质疑和侮辱。他下令查抄尹家,试图寻找更多的罪证。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严厉是众所周知的,尹嘉铨作为一个文人,写过大量文章,很容易被解读出所谓“忤逆”之意。最终,这些“罪证”堆积如山,尹嘉铨一家被判凌迟处死,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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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行刑前,乾隆却突然改了主意。他将尹嘉铨一家减刑为流放,理由竟与尹嘉铨在狱中的表现有关。
据说,尹嘉铨在牢中表现得异常平静,对即将到来的死刑毫不畏惧。他照常吃肉喝酒,似乎已经坦然接受了命运。
这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让乾隆产生了疑问:或许尹嘉铨并不是故意冒犯,他只是过于自信失了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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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乾隆作为一代帝王,深谙权术。他既要维护皇权尊严,又要展现“皇恩浩荡”。
若一味严惩尹嘉铨,不仅显得自己过于苛刻,还可能引发舆论的不满。于是,乾隆选择了流放,让尹嘉铨一家“活着受罪”,既保住了皇家的威严,又树立了自己的宽容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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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嘉铨的故事看似荒诞,却折射出清朝官场的复杂权力关系。乾隆的文字狱固然严苛,但尹嘉铨也并非无辜。
作为一名老臣,他未能准确把握皇帝的心思,未能量力而行,最终导致了悲剧。或许,他早该明白,皇帝的宠爱不是永恒的,稍有不慎便可能满盘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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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波让尹家家破,子孙世代流放边疆,也为后人敲响了警钟。
信息来源:[清代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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