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大扫荡后,华北地区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酋冈村宁次残酷地实施他的所谓“铁壁合围”】
“五一”大扫荡后,华北地区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酋冈村宁次残酷地实施他的所谓“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对角清剿”等战术后,为强化所谓的治安,又想出了一招毒计,即所谓“囚笼战术”。
在日军的刺刀下,强征数十万民夫,在冀鲁平原上大兴土木:挖掘县境沟、区境沟,修筑公路,安设岗楼、据点。日寇企图利用一两丈宽、两三丈深的封锁沟,将冀鲁边区二十四个县分别圈起来,隔断县与县、区与区之间的交通和联系。然后,在各县境内,修筑纵横交错的公路网,或成“米”字形,或成“品”字形,用公路将辽阔的平原划成一枪可以打穿的许多小块块。
再在公路网和县境沟上安起岗楼、据点,妄图以此锁牢他们划出的一块块地段,造成一个个的囚笼。再用马队、坦克和快速的机械化部队,在“笼子”里来回穿插,反复“清剿”、搜索扫荡。用合围后再篦,撒下网后再来回拉的搜索方式,一个县一个县地搞,一个区一个区地搞,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进行,企图使我军陷入无路可走、无援可待之绝境。在那时,我们冀鲁边区到处是腥风血雨。记得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日伪扫荡枪炮寒,所到之处起祸烟,奸淫烧杀施酷刑,仇恨哭声震平川。”这首民谣逼真地描绘了冀鲁平原在日寇浩劫下的悲惨情景。
【在日军的刺刀下,强征数十万民夫,在冀鲁平原上大兴土木:挖掘县境沟、区境沟,修筑公路,安设岗楼据点】
但是冀鲁边区抗日军民并未因此而屈服。反之,我们以格外坚强的意志屡次击破日寇的“合围扫荡”,不但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还采用分散游击的方法与敌周旋,缠住了日寇的数万重兵,拖得敌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1942年冬,日寇的所谓“囚笼”,一个个相继建成。辽阔的冀鲁平原上,封锁沟、公路网纵横交错,岗楼、据点星罗棋布。据沧州地区党史记载:仅宁津一县,只有三十二万人口、七百零五个村庄,而敌伪的岗楼、据点竟有一百二十五个,公路三十九条,“县境沟”首尾衔接,长达二百五十里。据不完全统计,这年下半年全边区的日伪封锁沟近两千七百里,公路八千五百多里,岗楼、据点比1941年增加了四百零七个,共占耕地十二万亩。我所在的一军分区辖地平均九个村庄就有一个敌据点,二军分区辖地平均八个村庄就有一个敌据点,三军分区辖地平均十一个村庄就有一个敌据点。
【这时冀鲁边区的形势更加恶化了,我抗日军政人员,被分别围困在各个区域里,常常遭到敌人袭击】
这时冀鲁边区的形势更加恶化了,我抗日军政人员,被分别围困在各个区域里,常常遭到敌人袭击。在1942年冬的一个月当中,据惠民的党史记载边区抗日军民就同敌人进行了二百六十九次战斗。因为我们被敌人封锁在一个个“囚笼”里,回旋余地太小,难以藏身,所以损失非常严重。而且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造成我军粮食供应中断,伤员无法医治,甚至晚上在何处宿营都成了问题。我们的伤病员无处安顿,无药医治。
有的同志在战斗中腿部负了伤,伤口化脓,肿了起来。为了保住伤员的生命,医生只得用木工锯子,忍痛将伤腿锯掉。还有个别同志,胸口负了贯通性枪伤,同志们为了替他消毒,又苦于无药,只好用纱布,沾点盐水,再用镊子钳着纱布条从前胸伤口伸到后背伤口外,两手捏着纱布头来回牵拉。伤员痛得都快昏过去了,但还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我们被封锁在敌人的“囚笼”里,粮食也没有了来源,只好用老百姓晒干了的野菜,如羊勾菜、麻子菜、青青菜、黄油菜掺上玉米面、高梁面等充饥。当时吃的最上等的食物,要算红高梁窝窝头。这种窝窝头黑里透红,硬邦邦的,个头也挺大,中间有个坑,叫窝头眼。吃的时候将腌的咸菜装在窝头眼里,味道很香。同志们戏称这种窝窝头为“掷弹筒炮弹”。吃饭成问题,睡觉则更成问题。当时环境恶劣,我们不能寄宿在老乡家里,因为许多村庄都有敌人的碉堡岗楼。
【有的同志在战斗中腿部负了伤,伤口化脓,肿了起来。为了保住伤员的生命,医生只得用木工锯子,忍痛锯掉】
即使是没有碉堡岗楼的村庄,我们住进去也容易被敌人发现,遭到合围。即便能突围出来,又会有新的人员伤亡,还会连累乡亲们。所以我们常常露宿在野外的庄稼地里、大坟场里、河沟的茅草丛里。睡觉时,哨兵手里拿一根绳子,绳子拴在指挥员的脚上,一发现敌情便轻轻一拉,指挥员就迅速将同志们推醒,带领部队很快转移。经常一个晚上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基本上没有睡上一个完整觉的时候。战士们开玩笑说:“我们白天开展游击战争,晚上开展游击睡觉。”因为要随时准备作战,睡觉都是衣不解怀,鞋不解带,有时索性背靠背坐着,低头打个盹对付过去。
“囚笼战术”是冈村宁次在平原地区应对游击战争的一大发明,刚开始我军没有适应他这阴险毒辣的一套,的确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游击区越来越少,根据地越来越小,活动的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就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候,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从边区开会回来,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首长和太行山前委以及山东军区首长一系列指示,首先传达胡服的指示(胡服即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的化名)。少奇同志说:“冀鲁边南临济南,北迫天津,西靠津浦路、运河,东据渤海岸,战略地位很重要,是我们将来大反攻的前进阵地。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也要坚持。如何坚持呢?依我看,第一,主力部队至少调出三分之一到清河区整训,其余的分散开来隐蔽活动,这样有利于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准备今后的战略反攻。第二,部队要换上便衣,划分成小分队,依靠群众,搞分散性的游击战、地道战、袭扰战、麻雀战坚持斗争。
【军委前委彭德怀、滕代冀鲁边区遭到敌人连续扫荡、清剿、分割、封锁,正处在空前艰苦严重的斗争局面】
第三,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伪军,开展敌占村庄的群众工作。”军委前委彭德怀、滕代远⑴、罗瑞卿也指示说,冀鲁边区遭到敌人连续扫荡、清剿、分割、封锁,正处在空前艰苦严重的斗争局面,今后游击根据地更加呈现出“斑点”化,形成犬牙交错,使我们处于极端艰苦分散的游击环境。这种形势不到反攻时是难以改变的。这就要求我们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一切依靠群众,在政策指导上更加严密、细致和小心,秘密与公开相结合,向敌占区开拓,精兵简政,组织短小精干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积蓄力量,熬过困难,坚持下去。
山东军区对冀鲁边区明确指示:1.边区部队以连、排以至班、组为单位,分散隐蔽,改穿便衣,机关跟随部队行动。2.普遍进行形势教育,建立“两面”村政权,选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伪保长、村长,就是据点和县里的维持会长我们也想方设法派共产党员去担任,要不就以工作人员身份到维持会工作,这叫灰色斗争,一面应付敌人,一面搜集情报。3.各地、县委要建立敌军工作部,通过各种关系开展敌伪工作,在政治瓦解的同时,坚决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顽固派。4.各县建立公安科、除奸保卫小组,打击日伪特务的活动。5.继续开展挖地道、挖抗日沟和打狗行动,以便我军隐蔽活动,更好地保护自己。
遵照刘少奇和115师的指示,教导6旅第16团主要兵力和一部分县大队,及区党委党校等单位转移到清河区老鸹嘴、义和庄一带根据地保存整训,剩下的部队化整为零,和党、政、群组织紧密配合,在原地坚持斗争。第16团司、政机关与冀鲁边区第三军分区合并,第17团司、政机关与冀鲁边区第二军分区合并,第18团司、政机关与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合并,以精简机关,坚持抗战。少奇同志和上级首长的指示,是当时坚持敌后平原游击战争的正确战略措施。
【听了分区首长传达上级指示后,大家心里豁然亮堂起来,很受鼓舞】
听了分区首长传达上级指示后,大家心里豁然亮堂起来,很受鼓舞,心想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我们也绝不放弃冀鲁边的一寸土地。我们要坚决粉碎日寇的“囚笼战术”,坚持在“囚笼”中战斗下去。
破笼战法之一:瓦解伪军,控制囚笼上的“锁” 为了打破“囚笼”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沟通县与县之间的联系以及各县区沟通区与区的联系,大扫荡后冀鲁边区决定各级都要大力开展瓦解伪军工作。因为在重点地段的封锁沟和交通要道上的岗楼、据点,大多数是由伪军把守,这是敌人“囚笼”上的一把锁,一旦争取和瓦解了伪军,把他们掌握在我们手上,就等于拿到了“囚笼”上的钥匙,就可以打开“囚笼”上的锁。
在这一阶段,我带领“铁帽子五连”主要是跟随冀鲁边军区周贯五政委行动。首长不止一次教导我说:“郭宗凯呀,现在不要老想着打打冲冲,要动脑子想想如何作伪军工作,不争取伪军,分化敌人,我们就没地方躲、没地方藏。部队活动不开,我们就没法活动了。敌人挖横沟、修岗楼都是为了把我们囚在他们设定的笼子里,困死我们,扫荡我们,清剿我们,最终消灭我们。
咱们要是做好了伪军的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了,就等于把敌人囚笼的钥匙拿到手上了。伤员我们也可以安置了,部队行动也方便了,子弹补充也有来源了,想从什么地方过横沟就可以从什么地方过横沟。”周政委这些话都是根据刘少奇、彭德怀、罗荣桓、罗瑞卿这些领导的指示“做好争取伪军工作,要搞两面政权”提出来的。为此,我立即召集了连务会议(排以上干部参加)进行了部署,指导员召集了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坚决贯彻周政委关于做好争取伪军的工作。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干部战士都会对伪军及其家属的动向作个调查研究,这对我们在冀鲁边区站稳脚跟,继续战斗下去太重要了。冀鲁边区党委要求要派出最可靠的党员去当伪村长、伪保长,并争取到县里的维持会工作。争取把伪政权的基础掌握在我们手中。
【 争取和瓦解伪军工作,主要是对那些误入歧途天良未泯的伪军,要使用各种办法,积极地作分化瓦解争取工作】
争取和瓦解伪军工作,主要是对那些误入歧途天良未泯的伪军,要使用各种办法,积极地作分化瓦解争取工作。不一定让其参加八路军,但让他们能为我所用。我们分析了一下盘踞在冀鲁边的伪军,大致有下列几种:
一是“和平救国军”,属于大汉奸汪精卫伪中央组建的正规军;
二是“治安军”是最坏的汉奸部队,烧杀奸淫,活埋百姓,无恶不作。但装备精良、依附日军的最反动的军队;
三是“保安队”,有省保安队,也有县保安队,属于一定范围的地方部队;
四是“皇协军”,是从伪“满洲国”调来的最顽固的伪军,老百姓叫他们二鬼子;
五是“自治联军”,既不属于汪精卫也不属于伪“满洲国”,是单独依附日寇而组建的反动军队。其中“治安军”、“保安队”、“自治联军”的士兵,大都是本地人,我们比较了解他们的底细,知根知底知家,易于利用他们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做他们的工作,争取他们。因此,我们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三种伪军上。
瓦解伪军,首先是选择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对象,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晓知以民族大义,动之以家属亲情,用唇枪舌战使之改邪归正。成队的我们争取,个别的我们也争取,我们要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一个班一个班地争取,一个岗楼一个岗楼地争取。当时我们冀鲁边区已经有两万五千多名共产党员,还有地方政府和各级武装。这些是做好瓦解伪军工作的有生力量。
我们采取的主要方法是:1.能争取过来的就争取过来,为我们做工作,或成为我掌握的武装力量;2.做敌伪军家属工作,让其教育自己的亲人改邪归正,不做坏事;3.政治攻势,对伪军采取喊话,给伪军据点送“关公像”等方式方法,让其“身在曹营心在汉”,开展“红黑点”活动(做一件有利于我们的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4.对死心塌地的汉奸、伪军、头目,予以镇压。
东光县城东北燕台村,设有一个据点。由伪军的一个中队把守,伪军中队长和副中队长都是本地人,早年参加张国基的“二路”。在我军歼灭张部时,他们随张国基的族弟张国智投降了日军。被派驻到燕台守据点。我们部队中也有不少从张国基“二路”解放过来的人员,与这两人相熟,一分区敌工人员就利用这个关系,对这二人进行了瓦解工作,一来二往工作有了一定进展,但被据点内的铁杆汉奸有所察觉,跑到东光县城向日军报告。
【据点内的伪军们在黑夜中慌乱地跑到院中集合,四十多人被我们全部缴械。经简短教育后,大部分伪军都释放】
我情报部门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报告一分区首长,傅司令员当机立断,一方面派出与两位队长经常联系的人员马上赶到燕台据点,将这一情况说给他们听,看看他们是什么态度,并要向他们严肃指出,日本人已怀疑你们了,是让日本人抓去处死,还是向人民投降?两条路由他们自己选择。另一方面命令我连利用夜暗,向燕台据点隐蔽接近,如我派入据点的人员谈不成,把他们接应回来;如谈成,就端掉敌据点。当我们距燕台据点还有十来分钟的路程时,
遇上了去谈判的同志,得知伪军两位队长决心反正,并带来了当晚与据点联系的方法、口令等。大家一听都很高兴,一溜小跑就到燕台据点,通过事先定下的联络方法与据点内进行联系,不一会,只见伪军中队长亲自指挥放下吊桥,副中队长在炮楼上头负责观察,吊桥刚一落地,我们就冲上吊桥进入据点。这时伪军中队长大声喊道:“集合!快集合.....。”据点内的伪军们在黑夜中慌乱地跑到院中集合,四十多人被我们全部缴械。经简短教育后,大部分伪军都释放了。向鬼子告密的铁杆汉奸,在事后查明后立即抓获,就地处决。就这样我们未放一枪,就拔除了东光县一个较大的敌人据点。第二天,日军发现燕台据点不正常,派兵前去察看。才发现人去楼空,四十多人枪如黄鹤杳去,了无踪影。
【日军只要有行动,他们就知道,我们只要掌握了一个人,就能掌握一个大据点日军的情况】
瓦解伪军工作也有重点,像龙王李、李习庄、王校店这些由日伪军共同防守的据点的敌军活动情况,对我们十分重要。为此,对在这些据点中的少数有良知的中国人,通过家属和在伪维持会、敌据点中工作的我地下党员,多次进入据点,面对面的进行教育策反工作。因为这些与日军同守一个据点的人,日军只要有行动,他们就知道,我们只要掌握了一个人,就能掌握一个大据点日军的情况。这对我军采取应对行动起了不小的作用。经过长期的工作,我们与敌各大据点基本上都建立了内线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敌情动态,对粉碎敌“囚笼”,坚持在根据地内对敌斗争都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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