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与郑板桥书法对决：谁的技艺更胜一筹？

我有幸观赏到郑板桥的亲笔长卷，文辞清新雅致，书法技艺高超。郑板桥晚年书法融入金石韵味，形成“六分半书”，宽窄交错、方圆并蓄。他以画入书，别具一格。这幅作品中，诗句韵味清新脱俗，启功先生的题跋增添了学术价值和庄重韵味。两位大师的作品相互映衬，展现了艺术的无穷魅力。这幅作品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传承与创新的例证，激励着我们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

有人会问，这两位书法家，都是以楷书入门书法的吗？不全是，纵观汉字的发展史是：篆，棣，草。楷和行是同时产生的。那么楷书之前人们以何体为基础呢？字体分两种形态，一种是静态的古人常讲的真书，正书。即：篆，棣，楷三种书体。一种是动态书体即：草，行。初学书法当然以静态书体入手。其主要是掌握毛笔的性能，待掌握了毛笔性能书法也就算入门了。

中国书法是一个很牛的学问。这颗星球上没有第二个民族的文字书写能够上升到艺术的高度，我们的书法是唯一。不但是艺术，而且是压倒其他任何艺术形式的最高艺术，绘画、雕刻等所有西方视觉艺术最重要的门类在中国，统统要屈居书法之下，这样的先例在这一波人类发展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任何艺术都有从实用技术到抽象艺术审美的过度、储备与提升的过程。到现在为止，工具、创作理论、教学三大系统早在宋朝就已经完备，宋以后的书法发展其实是一个不断抽象、拔高和个性发扬的过程。

早在王莽时代，六谊的重新整理，使得中国的书法、篆刻的审美形态就已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书法之所以艺术，真正脱离实用技术范畴，应从这个时代开始算起。

上面以最简约的方式啰嗦了半天，其实是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中国书法史上的辉煌作品，如石鼓文、李斯封泰山铭、乙瑛碑曹全碑礼器碑、张芝大草、索靖章草等所有在唐代以前的，无论艺术高度还是审美情趣上都在一个领域内达到非凡成就的作品和书家，他们学过楷书吗？

非但他们没学过，就是钟繇、二王也可以算没学过。

因为现代世人眼里楷书就是唐楷，就是欧颜柳赵，连在那个时代的无论书坛声望还是楷书成就都远在欧颜柳之上的虞世南褚遂良徐浩沈传师等一连串大家，都不在世人对楷书的认知之内。

楷书，由钟繇肇始，二王整理完毕，彻底摆脱隶书的体势，形成“新体”，特点是规整、方正、平直和匀称。确切说，离艺术远了一点，离大众使用辨识和容易学习近了一点。

学习书法，从楷书开始，是明代以来大众所遵循的一条路。

但不幸的很，从书法史看来，似乎有悖于越近世名人记载越多越详细的常例，宋代以后能写进书法史的大家的数量一直在减少，直到晚清一次大的爆发。

而这次爆发不是得益于楷书，而是金石考古学成就导致的大量石鼓文、汉隶尤其是六朝碑体的出土和传播。

我们再看宋朝以后直到晚清之间的大家们的学书之路，除了董其昌遵循学书先学楷的规则，在颜真卿多宝塔上打下深厚功夫，赵孟頫主攻赵构和李邕的行书，王铎主攻集王圣教序的行书，文征明主攻魏晋小楷和行书、祝允明主攻大草、王宠主攻魏晋小楷和小草、徐渭主攻张怀狂草、傅山主攻篆隶……直到晚清十家八碑一篆隶，还剩一家学魏晋……

是什么导致学书先学楷的成材率低到看不见的？

楷书这种书体本身的艺术格调在各书体中可能是最低的。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从有清340年看来，前面两百年被唐楷衍生出来的馆阁体所笼罩，即使号称国朝第一的梁思正那样的书坛祭酒的人物，都没法正儿八经写进书法史，遑论其余。中晚清翁同龢、曾国藩、邓廷桢那一干国朝大员兼任的书法大佬的书艺，其实也介乎书法史提到或者可以省略之间，钱南园、谭延闿、何绍基那些颜字出身的，除了何绍基钻入汉隶脱形换骨才得周全，其他人都因继承未必得法、创建聊胜于无而可以被书法史忽略。

其实，学书必先学楷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书法的骨髓在篆籀，开蒙学篆籀何为不可？

史上汉隶碑体和风格源流保存完善，学隶何为不可？

二王法系一直提倡真草同修（当时的真书指隶书），兼学隶书与王羲之小草何为不可？

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绝不会在学习途径上一刀切，而是成功的路千万条。

画画儿梵高厉害，他的素描就绝超不过我。罗丹的雕塑厉害，他的色彩学就未必强。

学书法，要根据个人性格秉性、学书目的、时间精力和身边资源做合适的安排，在此时，就非明师不可。是不是先学楷，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