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波教授：化疗守护者—破解骨髓抑制困局，护航肿瘤患者全程治疗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革新骨髓保护策略，曲拉西利助力肿瘤患者完成足量化疗

化疗作为肿瘤治疗的基石，在全球范围内仍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尽管近年来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化疗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地位依然不可撼动。靶向治疗仅适用于特定基因突变或分子标志物的患者，且伴随耐药问题的出现，其疗效可能随时间减弱；免疫治疗虽然为部分患者带来长期生存获益，但总体响应率有限。相比之下，化疗因其广谱抗肿瘤特性，成为多数肿瘤患者的治疗基础。尤其在联合治疗模式中，化疗与免疫治疗的协同作用（如化疗增敏免疫微环境）进一步巩固了其核心地位。此外，许多常见肿瘤（如胰腺癌、胆道系统肿瘤、胃癌等）仍缺乏有效的靶向或免疫治疗选择，化疗几乎是这些患者的唯一系统性治疗手段。因此，化疗的优化与革新仍是肿瘤治疗领域的重要课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癌症发病率上升，GLOBOCAN数据显示，到2040年全球接受化疗人数预计较2018年增长53%，达到1500万人，其中中国患者将占27.8%，高达420万例[1] 。这一增长趋势凸显了化疗在癌症治疗中的持续重要性，同时也带来了如何优化化疗效果、减少不良反应的严峻挑战。本文将系统梳理化疗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足量足疗程化疗对患者生存获益的关键作用、当前化疗实施中的主要障碍，以及新型骨髓保护药物曲拉西利为代表的解决方案如何为化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化疗的不可替代地位与未来需求增长

化疗历经数十年发展，依然是多种恶性肿瘤治疗的"中流砥柱"。从最新流行病学数据来看，肺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将成为2040年化疗需求增长最多的三大癌种，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全球化疗需求版图中占据突出位置，预计到2040年将承担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化疗需求，这一数字背后是数百万家庭的健康期望和对医疗系统的严峻考验。

化疗在肿瘤治疗中的核心地位源于其独特的作用机制和广谱抗肿瘤特性。与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不同，化疗通过干扰细胞分裂过程无差别杀伤快速增殖的癌细胞，这一特点使其对大多数恶性肿瘤有效。在实体瘤治疗中，化疗可贯穿全程：作为新辅助治疗缩小肿瘤、辅助治疗清除微转移灶、晚期姑息治疗。因其广泛的适应症范围，化疗始终是各肿瘤指南推荐的基础治疗手段。

临床价值方面，化疗的疗效已被大量循证医学证据所证实。一项发表在

Oncologist

足量化疗的生存获益与现实困境

剂量强度与肿瘤治疗效果之间的关联已成为肿瘤学研究的重要发现。早期乳腺癌试验者协作组（EBCTCG）的一项里程碑式META分析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3]。该研究纳入26项随机试验中的37，298名早期乳腺癌患者，比较了每两周一次(高剂量)与标准每三周一次化疗方案的疗效差异。结果显示，高剂量方案可进一步降低复发和死亡风险，这一发现改变了早期乳腺癌的治疗实践，凸显了化疗剂量和时间强度对治疗效果的决定性影响。

然而，真实世界中的化疗实施情况却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一项基于美国肿瘤学电子健康记录的大规模回顾性研究揭示了这一严峻现实[4]。该研究纳入16，233名接受化疗的不同肿瘤类型患者，评估了RDI<85%的发生率。结果令人震惊：结直肠癌患者中RDI不足比例高达87.6%，NSCLC为82.1%，卵巢癌66.9%，霍奇金淋巴瘤64.1%，非霍奇金淋巴瘤52.6%，即使在管理相对规范的乳腺癌中也达到44.8%。这些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实体瘤患者未能接受足量化疗，严重影响了治疗效果。

化疗剂量不足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剂量延迟（与标准给药日相比延迟≥7天）、剂量减少（药物剂量降低≥15%）和剂量遗漏（未使用标准方案中的药物）。同一研究显示[4]，不同化疗方案中，剂量延迟发生率为22.9%-88.4%，剂量减少为22.3%-93.1%，剂量遗漏为14.7%-87.6%。这种普遍的剂量调整对患者生存产生了深远影响。一项针对192例卵巢癌患者的回顾性分析发现[5]，44.8%的患者发生了化疗调整（包括提前停用、延迟≥24小时、剂量减少等），这些患者的平均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较无调整组显著缩短19.5个月和19.7个月，降幅分别达48.1%和33%。

化疗周期延迟的负面影响同样触目惊心。一项纳入793例早期乳腺癌患者的研究显示[6]，化疗延迟≥2个周期会使疾病无进展生存期（DFS）缩短风险增加107%，OS缩短风险增加70%；而延迟≥15天则使DFS和OS风险分别增加77%和49%。对于结直肠癌患者，英国全国人群真实世界研究显示[7]，未完成FOLFOX周期患者的死亡风险最高可增加118%，未完成CAPOX周期患者风险增加102%。然而，现实中仅约半数III期结直肠癌患者完成了全部辅助化疗周期，这一现状亟需改变。

骨髓抑制：化疗实施的主要障碍与现有防治局限

骨髓抑制（CIM）是导致化疗剂量不足和延迟的首要原因。中国抗癌协会调研数据显示[8]，我国化疗患者CIM总体发生率高达44.2%，其中二/三系血细胞减少占36.4%，三系减少占11.2%。骨髓抑制不仅增加了感染、出血等风险，更直接影响了化疗的顺利实施：中性粒细胞减少导致37.3%的患者需要降低化疗剂量，39.1%的患者不得不推迟化疗周期。

一项针对214名结直肠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具体分析了计划外化疗延迟的原因[9]。在124个延迟周期中，中性粒细胞减少占43.5%，血小板减少占16.1%，两者合计近60%，远高于其他原因。34%的患者在第2-6周期治疗期间至少经历一次因血细胞减少导致的延迟。这些数据一致表明，骨髓抑制是化疗规范实施的最大"拦路虎"。

当前临床针对CIM的防治措施主要包括三大类：针对中性粒细胞减少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针对血小板减少的重组人白介素-11（rhIL-11）和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以及针对贫血的促红细胞生成素类药物（ESA）和输血等。然而，这些传统干预存在明显局限性：G-CSF可能导致10%-30%患者发生骨痛[10]，rhIL-11随着剂量增加心脏毒性和水肿风险上升，而ESA则可能促进肿瘤进展。更关键的是，这些措施多在骨髓抑制发生后使用，属于"亡羊补牢"式的被动应对，即使采用这些措施，仍有超过58.3%的患者出现骨髓抑制[9]，影响化疗正常进行。

患者主观因素同样不容忽视。一项针对乳腺癌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11]，与其他治疗手段相比，患者对化疗的恐惧最为强烈，且这种恐惧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化疗导致的脱发、骨髓抑制相关疲劳、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患者的心理负担和治疗不依从性。调查显示[12-13]，骨髓抑制显著影响患者完成日常任务、工作能力、社交活动及家庭关系，这些"隐形"伤害常被临床忽视，却真实影响着治疗决策和效果。

曲拉西利：从源头预防骨髓抑制的突破性进展

曲拉西利的出现为CIM预防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不同于传统治疗在骨髓损伤后的补救措施，曲拉西利创新性地采用"防患于未然"的策略。其作用机制是通过短暂抑制CDK4/6，使造血干细胞/祖细胞停滞在细胞周期G1期，进入暂时的"休眠"状态，从而避免化疗药物对这些快速增殖细胞的杀伤[14]。这种源头保护机制可同时保护中性粒细胞、血小板和红细胞三系造血功能，突破了传统方法只能针对单一血细胞系的局限。

三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的汇总分析证实了曲拉西利的卓越效果[15]。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患者中，曲拉西利使严重（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显著降低41.5%，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G-CSF使用、3/4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发生率也明显下降。更重要的是，曲拉西利组仅8.9%患者需要化疗减量，远低于安慰剂组的30.3%；减量周期数也从9.3个降至2.8个，有力保障了足量化疗的实施。此外，曲拉西利还显著降低了脱发、腹泻等不良反应，改善了患者生活质量。

在难治性三阴性乳腺癌（TNBC）治疗中，曲拉西利同样展现出显著优势。一项全球Ⅱ期研究显示[16]，曲拉西利联合化疗可延长患者中位OS达7.2个月，降低死亡风险63%。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患者PD-L1状态如何，均能从中获益：PD-L1阴性患者中位OS从13.9个月延长至17.8个月；PD-L1阳性患者从10.5个月大幅提升至32.7个月。这些数据表明，通过保护骨髓功能、保障足量化疗，曲拉西利间接增强了抗肿瘤效果。

最新临床探索还将曲拉西利应用扩展至抗体偶联药物（ADC）治疗领域。一项戈沙妥珠单抗联合曲拉西利治疗TNBC的Ⅱ期研究显示[17]，与历史数据相比，加用曲拉西利后任何级别和3/4级骨髓抑制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均显著降低，腹泻、脱发等非血液学毒性也有所改善。这一创新组合既保留了ADC的抗肿瘤活性，又减轻了骨髓毒性，为晚期患者提供了更耐受的治疗选择。

优化化疗管理：从理念到实践的系统工程

化疗管理的优化需要多层面系统推进。在理念层面，必须确立"预防优于治疗"的原则，将骨髓保护前移至化疗前评估和规划阶段。临床实践中，应对患者进行中性粒细胞减少性发热风险分层，对高危患者考虑一级预防。同时，需重视患者教育和心理支持，减轻对化疗的恐惧，提高依从性。

在治疗监测方面，建立动态评估机制至关重要。包括：化疗前全面评估患者基础状况和风险因素；治疗中密切监测血常规和临床症状；及时识别和处理骨髓抑制早期征兆。这种全程管理模式有助于最大限度减少计划外治疗中断。

随着曲拉西利等创新药物的临床应用，化疗管理正进入新时代。目前曲拉西利已获中国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ES-SCLC患者，并被CSCO小细胞肺癌指南（2024版）、NCCN临床实践指南（2024.V4版）等多个权威指南推荐[18-19]。其应用前景不仅限于小细胞肺癌，在TNBC等其他癌种中也展现出广阔潜力。

未来，化疗优化还需更多真实世界证据和卫生经济学研究支持。如何在保障疗效的同时减轻患者负担、提高生活质量，如何平衡创新药物成本与长期获益，都是需要深入探索的方向。随着精准医学发展，基于生物标志物的个体化化疗方案和骨髓保护策略也将成为研究热点。

专家简介

金波 教授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肿瘤内科 副主任 教授
  

•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肿瘤学分会常委
  

•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科专委会常委
  

• 中国抗癌协会老年肿瘤专委会常委
  

• 中国抗癌协会间皮瘤专委会委员
  

• 中国医学教育协会肿瘤免疫治疗专委会常委
  

• 中国抗衰老促进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CSCO心脏病学专委会常委
  

• CSCO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委员
  

• CSCO神经系统肿瘤专委会委员
  

• CSCO血管靶向专委会委员
  

• cswog 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 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肺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 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免疫专委会副会长
  

•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肺癌青委会常委
  

• 辽宁省肺癌规范化诊疗质控专委会委员

参考文献：

[1]Wilson BE, et al. Estimates of global chemotherapy demands and corresponding physician workforce requirements for 2018 and 2040: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Lancet Oncol. 2019 Jun;20(6):769-780.

[2]Nielson CM, et al. Relative Dose Intensity of Chemotherapy and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tage Solid Tumor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ncologist. 2021 Sep;26(9):e1609-e1618.

[3]Early Breast Cancer Trialists' Collaborative Group (EBCTCG). Increasing the dose intensity of chemotherapy by more frequent administration or sequential scheduling: a patient-level meta-analysis of 37 298 women with early breast cancer in 26 randomised trials. Lancet. 2019 Apr 6;393(10179):1440-1452.

[4]Denduluri N,et al. J Natl Compr Canc Netw. 2015 Nov;13(11):1383-93.

[5]Denduluri N, et al. Dose Delays, Dose Reductions, and Relative Dose Intensity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Who Received Adjuvant o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Community Oncology Practices. J Natl Compr Canc Netw. 2015 Nov;13(11):1383-93.

[6]Chirivella I, et al. Optimal delivery of anthracycline-based chemotherapy in the adjuvant setting improves outcome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09 Apr;114(3):479-84.

[7]Boyle JM, et al. Survival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completion of adjuvant oxali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for stage III colon cancer: A natio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t J Cancer. 2022 Jan 15;150(2):335-346.

[8]中国肿瘤化疗相关骨髓抑制及临床管理现状调研报告（2023年）.

[9]Kogan LG, et al. Treatment delays during FOLFOX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 multicente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J Gastrointest Oncol. 2019 Oct;10(5):841-846.

[10]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工作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肿瘤放化疗相关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规范化管理指南(2021)[J].临床肿瘤学杂志, 2021, 26(7):11.

[11]Singer S, Blettner M, Kreienberg R, Janni W, Wöckel A, Kühn T, Felberbaum R, Flock F, Schwentner L; BRENDA II study group. Breast Cancer Patients' Fear of Treatment: Results from the Multicenter Longitudinal Study BRENDA II. Breast Care (Basel). 2015 Apr;10(2):95-100.

[12]Epstein RS, et al. Patient Burden and Real-World Management of Chemotherapy-Induced Myelosuppression: Results from an Online Survey of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Adv Ther. 2020 Aug;37(8):3606-3618.

[13]Epstein RS, et al. Cancer Patients'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 of Chemotherapy-Induced Myelosuppression and Its Impact on Daily Life. Patient Prefer Adherence. 2021 Feb 25;15:453-465.

[14]Dhillon S. Trilaciclib: First Approval. Drugs. 2021 May;81(7):867-874.

[15]Weiss J, et al. Effects of Trilaciclib on Chemotherapy-Induced Myelosuppression and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Extensive-Stage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ooled Results from Three Phase II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ies. Clin Lung Cancer. 2021;22(5):449-460.

[16]Tan AR, et al. Trilaciclib Prior to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Final Efficacy and Subgroup Analysis from a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y. Clin Cancer Res. 2022 Feb 15;28(4):629-636.

[17]Bardia A, et al; ASCENT Clinical Trial Investigators. Sacituzumab Govitecan in Metastatic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21 Apr 22;384(16):1529-1541.

[18]CSCO 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2024版）.

[19]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Version 4.2024.

* 此文仅用于向医学人士提供科学信息，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