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红色通缉拿到外国护照就万事大吉？撤销国籍引渡回国

2025年5月17日，斐济日报一则关于“中国女子持‘黑护照’被拘”的报道引发关注。刘某因持有已被瓦努阿图政府注销的护照在斐济被拘留，该案将于5月26日在劳托卡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参见：）

这起看似普通的出入境纠纷，实则揭开了国际身份规划中被忽视的法律雷区——当海外护照系以欺诈手段获取，或护照持有人涉嫌刑事犯罪的，所谓的“身份保护伞”可能瞬间变为“法律陷阱”。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投资移民、归化入籍等方式获取外国护照，即外籍身份，但刘某案警示我们：跨境身份不是逃避法律的工具，任何试图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终将在国际司法合作的大网中无所遁形。

一、案件始末：“双重国籍”和“国际红色通缉”

（一）瓦努阿图护照为何被注销

2022年6月28日，刘某获取了一本编号为RV0168396的瓦努阿图护照，有效期至2032年6月27日。但2025年3月16日，瓦努阿图移民和护照服务部（DoIPS）宣布注销其护照，理由是“以欺诈手段获取国籍”。更戏剧性的是，瓦努阿图政府披露，刘某与其丈夫唐英（音译）自2022年9月起就因“组织和领导传销活动”被国际刑警组织北京分其局通缉。这意味着，她在获取瓦努阿图身份时，可能已处于刑事调查阶段，其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自然存疑。

沃萨罗戈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律师曾试图以“瓦努阿图公民有权免签入境斐济”为由为刘某辩护，但忽视了一个关键前提：欺诈获取的护照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正如瓦努阿图总理所言，“瓦努阿图不会窝藏犯罪分子”，当身份获取的基础存在违法性，任何基于该身份的权利主张都将成为空中楼阁。

（二）双重国籍的法律悖论

本案中暴露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刘某的双重国籍状态。根据中国《国籍法》第九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刘某的中国护照本应在其2022年获取瓦努阿图国籍时失效，但事实上，她直到2025年仍持有这本中国护照。这种“名义上丧失、实际上保留”的状态，不仅违反中国法律，也为其跨境活动埋下隐患。

在国际实践中，多数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这意味着刘某在瓦努阿图和中国之间可能同时处于“无国籍”或“双重身份”的法律真空地带。当她持被注销的瓦努阿图护照进入斐济时，斐济移民局完全有理由将其视为“无有效证件人员”，进而启动拘留和遣返程序。更严重的是，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令如同一张无形的网，让她在任何与中国有司法合作的国家都可能面临逮捕。

二、全球规则：护照也是可以被强制注销的

（一）欺诈获取：护照注销的“核心红线”

瓦努阿图政府注销刘某护照的行为，在国际护照管理实践中属于典型的欺诈注销情形。中国《护照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弄虚作假骗取护照的，由护照签发机关收缴护照或者宣布护照作废；由公安机关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拿大《公民法》也强调，若公民通过“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获取国籍，护照可能被吊销。刘某案中，瓦努阿图政府不仅认定其护照获取存在欺诈，更将其与“组织传销活动”的刑事犯罪关联，这使得注销行为具有了双重合法性。

Citizenship Act(R.S.C., 1985, c. C-29) PART II Loss of Citizenship Revocation by Minister — fraud, false representation, etc.10 (1) Subject to subsection 10.1(1), the Minister may revoke a person’s citizenship or renunciation of citizenship if the Minister is satisfied 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that the person has obtained, retained, renounced or resumed his or her citizenship by false representation or fraud or by knowingly concealing material circumstances.

国际层面，《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八条虽规定“不应剥夺国籍致其无国籍”，但特别允许在“国籍通过虚假陈述或欺诈取得”时采取剥夺措施。(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OHCHR-1961)这意味着，即便是出于打击犯罪的目的，各国在注销护照时也需遵循“不造成无国籍”的底线原则。但在刘某案中，由于她可能仍持有中国护照（尽管按中国法律应已失效），瓦努阿图的注销行为并未违反这一原则。

（二）刑事犯罪：跨国身份的“一票否决”

瓦努阿图政府披露的“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令”，将刘某案从普通的出入境纠纷升级为跨国刑事司法合作事件。英国《2006年移民、庇护和国籍法案》第五十六条规定，针对涉及恐怖主义的公民，首相可剥夺其公民资格并注销护照；

Immigration, Asylum and Nationality Act 2006:56 Deprivation of citizenship (1)For section 40(2) of the 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81 (c. 61) (deprivation of citizenship: prejudicing UK interests) substitute—“(2)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by order deprive a person of a citizenship status i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s satisfied that depriv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public good.”

中国《护照法》第十五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可因办理案件需要，提请护照签发机关宣布涉案人员护照作废。

《护照法》第十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因办理案件需要，可以依法扣押案件当事人的护照。案件当事人拒不交出护照的，前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可以提请护照签发机关宣布案件当事人的护照作废。

实践中，美国前情报人员。此类案例与刘某案的共同点在于：当个人行为威胁到国家安全或触犯严重刑事法律时，国籍和护照将不再是“保护伞”，反而可能成为加重处罚的依据。

（三）程序正义：注销后的救济路径与现实障碍

护照强制注销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各国法律普遍规定了严格的程序保障。例如，中国《护照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签发普通护照；对不符合规定不予签发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同样地，如果公民对强制注销其护照行为持有异议的，因该行为系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依据相应法律提起复议或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五）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保护法案》中第七部分同样设立了专门的上诉机制。本案中，刘某律师团队申请临时禁令和人身保护令，正是试图利用斐济的司法程序维护当事人权利。

但现实中，当注销决定基于“欺诈”和“刑事犯罪”等严重事由时，救济程序的成功率往往较低。本案的难点在于，刘某需要同时证明“护照获取无欺诈”和“刑事指控不成立”，这在瓦努阿图和中国已掌握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举证难度极大。

三、大众警示：护照不是保命符

（一）投资移民不是“法外之地”

刘某案折射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部分人将投资移民视为洗白身份、逃避监管的捷径，误以为只要获得外国护照，就能规避原居住国的法律约束。

但事实上，几乎所有提供投资入籍计划的国家，都在申请条件中明确要求无犯罪记录、资金来源合法，并设有严格的背景调查程序。本案显示，如果签发护照国一旦发现申请材料造假或申请人涉及犯罪，不仅会将其护照注销，还可能配合国际司法合作。

但事实上，几乎所有提供投资入籍计划的国家，都在申请条件中明确要求无犯罪记录、资金来源合法，并设有严格的背景调查程序。本案显示，如果签发护照国一旦发现申请材料造假或申请人涉及犯罪，不仅会将其护照注销，还可能配合国际司法合作。

（二）国际司法合作的“天网”效应

刘某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后，其活动范围被大幅压缩，这体现了国际司法合作的威慑力。截至2024年，国际刑警组织已有195个成员国，其“红色通缉令”系统成为跨国追逃的重要工具。中国与120多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司法协助机制，这意味着任何试图通过“跑路”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在全球化时代都越来越难。

随着国际治理体系的完善，“法外之地”正逐渐消失，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跨国追责。

（三）在A国犯罪后谋取B国国籍以逃避追责之风险

在刘某案中，实质上即为嫌疑人通过在A国犯罪后谋取B国国籍的方式“金蝉脱壳”，但这种操作在国际法与司法合作框架下几乎毫无可行性，反而会触发多重法律风险。

1.身份合法性风险

若通过欺诈手段（如伪造资金证明、隐瞒犯罪记录等）获取外国护照，签发国可依据国内法直接注销护照。例如瓦努阿图政府以“欺诈获取国籍”为由注销刘某护照，使其身份从“合法公民”变为“无有效证件人员”，该行为在国际通行规则中具有合法性。

《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八条：二、纵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缔约国可剥夺个人所享有的国籍：（二）国籍是用虚伪的陈述或欺诈方法而取得的。

此外，此种行为还可能造成双重国籍的冲突状态。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根据《国籍法》，自愿加入外国国籍者将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若仍持有原国籍证件（如刘某保留中国护照），可能面临“名义国籍失效、实际证件留存”的矛盾状态，导致在两国均可能被认定为“无合法身份”，甚至陷入“无国籍”法律真空。

2.刑事追责风险

一旦当事人涉及刑事犯罪（如刘某案中的“组织传销活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及各国引渡条约将形成跨国追逃网络。截至2024年，国际刑警组织195个成员国可通过信息共享实施逮捕，中国与120多个国家签订引渡条约，意味着犯罪行为无论发生在何处，均可能被追责。

若在申请外国身份时已处于刑事调查阶段（如刘某在获取瓦努阿图护照时可能已被通缉），签发国可因“申请材料真实性存疑”注销身份，且该出逃行为会被视为“加重情节”或面临数罪并罚，在司法审判中将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刑法》第一百零九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刑法》第三百二十二：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偷越国（边）境的，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跨境出行风险

欺诈获取的护照自始不具法律效力，即便原属国允许免签入境，目的地国仍可依据证件无效拒绝入境并启动拘留程序。如刘某持被注销的瓦努阿图护照进入斐济，被移民局认定为“无有效证件人员”并拘留，其律师主张的免签权因护照合法性丧失而失效。

一旦被列入国际通缉名单或护照被注销，全球多数国家将拒绝其入境，甚至在转机过程中被拦截。

四、积极应对国际通缉、切勿单纯逃避错失良机

任何试图利用“身份漏洞” 逃避法律约束的行为，最终都可能陷入更大的法律困境。从瓦努阿图护照的注销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从斐济法院的诉讼到双重国籍的争议，这起案件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警示我们：跨境身份并不是免罪金牌。而在这类复杂的跨国法律纠纷中，委托专业律师团队是化解风险、争取合法权益的核心关键。

（一）律师在跨境案件中的核心价值：从程序救济到策略布局

●法律程序的专业把控

刘某案中，其律师团队第一时间申请临时禁令和人身保护令，正是通过斐济司法程序维护当事人权利的体现。专业律师可精准把握《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框架，例如：

针对护照注销等具体行政行为，律师可协助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如《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明确此类行为属于可复议范畴）或行政诉讼，通过法律程序质疑注销决定的合法性；

在国际司法合作中，律师可依据《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等，对引渡条件、证据合法性等提出法律意见，避免当事人因程序疏漏丧失辩护机会。

目前，盈科律所已在全球一百多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及时、专业、可靠的涉外法律服务。

●跨国法律关系的协调能力

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多国法律冲突，例如：中国《国籍法》与瓦努阿图护照管理规定的衔接问题，律师可通过分析“欺诈获取国籍” 的构成要件，论证注销行为的合法性瑕疵；面对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律师可协助当事人向相关国家司法机关提出异议，申请撤销或暂停通缉，避免 “一追到底” 的被动局面。

（二）专业律师团队处理国际通缉案件的实务优势

以郭律师团队办理的多起国际红色通缉案件为例，此类案件的复杂性远超普通刑事纠纷：

●多维度证据梳理与策略制定

部分案件中，当事人手中的证据可直接推翻办案单位发布通缉时的证据基础（如地方财政压力下的证据瑕疵），律师可通过专业取证、证据质证，推动案件向“证据不足不起诉” 或 “撤案” 方向发展；针对 “欺诈获取国籍” 的指控，律师可协助当事人调取该国申请材料、移民局审批记录等，论证申请过程的合法性，动摇护照注销的法律基础。

●跨部门协作与外交司法沟通

国际通缉案件常涉及“地方公安 - 检察院 - 政法委 - 外交部 - 外国司法机构” 等多层级沟通，专业的律师团队可以代表当事人与国内司法机关协商，说明案件实际情况（如部分案件情节未达刑事立案标准），推动“网上追逃” 状态的变更；与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司法机关对接，就引渡条件、当事人权益保障等提出法律意见，避免因语言、法律体系差异导致的权益受损。

（三）对比“逃避” 与 “主动应对” 的法律后果

结语

从刘某案可见，“第二国籍” 绝非逃避法律的 “保护伞”，而专业律师的介入却能成为化解跨国法律风险的 “金钥匙”。在全球化司法合作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唯有依托法律专业力量，以 “合规规划 + 积极应对” 的策略处理跨境事务，才能在维护个人权益与遵守法律规则之间实现平衡。若面临国际通缉或跨境法律纠纷，切勿盲目逃避，应尽早委托专业团队介入，为争取有利结果创造条件。

*本文为郭律师团队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作者简介

郭志浩

郭志浩律师，中国致公党员，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全球总部合伙人、中国区董事、西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南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现任盈科全球涉外刑事中心中国区主任、盈科全球校所合作委员会执行主任、盈科深圳第六届管委会委员、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刑民交叉中心副主任、数字经济法律事务部主任、股权高级合伙人等，同时兼任西北政法大学数字经济与国家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兼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导师、山西农业大学客座教授、深圳市法学会数字法学研究会理事、深圳链协法律专委会主任等。多次荣获盈科全国优秀律师、十佳律师、卓越贡献大奖、领军人才等，2022年入选《对话律师》年度封面人物、2024年人物专访被收入《奋进中国》。 曾办理众多百亿级经济犯罪、国际红通、涉黑涉恶等国内外重大敏感类案件，且为近三十例刑事案件作出成功的无罪辩护 ，部分经典案例被编入《辩策》《盈论》《案说合规》《影响力聚焦》等著作。此外，其发表数篇专业学术论文（部分为 核心期刊 ），出版国内首本区块链行业法律实务类畅销专著《区块链法律实务》和反洗钱专著《反洗钱专项法律实务》（均出版于中国法律出版社）。多次受邀 新华社、路透社 等国家级通讯社的采访，民主与法治、中国经营报、中国产经新闻、CCTV华夏之声、法治日报、新京报、深圳特区报、广州日报、浙江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报、财经杂志、时代财经、界面新闻、第一财经、凤凰新闻、华尔街见闻等数十家官方媒体均有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