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文库 |《严宽之变：清代科场罢考问题研究》王学深 著

《严宽之变：清代科场罢考问题研究》

作者：王学深 著

ISBN：978-7-5764-2089-0

定价：68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作者简介

王学深现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制度史和科举史研究。出版著作《清代科举制度史论稿》《黄带子的功名：〈宗室贡举备考〉整理与研究》《明清法律、社会与文化研究》《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驿递和朝贡体系》等。在《清史研究》《历史档案》《古代文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国际汉学》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与社会（文摘）》等期刊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课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课题、国家民委民族研究课题等。

内容简介

科场罢考是清代较为特殊的科场事件。本著作的目的不仅要考察清代科场罢考事件的形式和主要特点，更希望以此为切入点，研究清代政府是如何应对士子科场罢考问题的，从而折射出在十八、十九世纪清代国家管控模式的变化。更为直接地说，本书论述的核心是通过清政府对于科场罢考士子态度与处罚力度的强弱转化，朝廷对待罢考问题由责士向责官策略的转变，地方士人对罢考态度的转化与他们对罢考案判决施加的影响，展现出中央与地方像平衡木的两端，在十八、十九世纪发生了权力平衡关系的转换。在这种权力关系转换过程中，科场成为了双方角力的平台，而罢考成为了双方张力关系的体现。透过本著作对于科场罢考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在十九世纪一系列危机面前，清廷不仅主动地选择从地方退却，使精英们得以发挥更强的能动性，达成双方权力的妥协，而且官方更加依靠地方精英以保持社会稳定，进而保证国家治理上的“长治久安”。

目 录

绪论001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名词界定001

第二节学术史回顾014

第三节史料运用018

第四节本书架构019

第一章清代科场罢考问题概述022

第一节清代以前士子群体行为概述022

第二节清代科场罢考的量化分析028

第三节清代科场罢考原因概述035

第四节清代科场罢考的规模与发动网络049

本章结语057

第二章清前期朝廷对科场罢考问题的应对059

第一节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对士子群体扰乱科场的处理059

第二节康熙末年科举场域内的保官与留官罢考062

第三节雍正朝的统治策略与对科场罢考的严厉惩处066

第四节雍正朝对于科场罢考问题律令的出台072

第五节乾隆朝的罢考案与乾隆帝对士子罢考处罚的态度078

本章结语089

第三章嘉庆朝统治危机与官方应对罢考事件策略的转变091

第一节嘉庆危机091

第二节嘉庆朝对罢考事件的态度与应对098

第三节19世纪科场罢考事件处罚原则的转变：由责士转向责官116

第四节嘉庆朝以后地方官员对科场罢考的应对126

本章结语130

第四章19世纪地方精英对罢考事件的发声131

第一节19世纪地方士人对罢考的发声、支持与回忆131

第二节科场罢考事件在19世纪地方志中的叙述147

第三节新旧并存——19世纪科场罢考事件的传播与舆论空间154

本章结语166

第五章对抗与妥协：19世纪地方精英对罢考事件的介入168

第一节19世纪下半叶的平衡木效应168

第二节“官”与“非官”的博弈——科场罢考180

本章结语194

结语196

第一节阶层与可控性张力196

第二节清代19世纪的统治198

附录201

参考文献206

图表目录

一、表格目录

表1-1明代士子群体集体性事件024

表1-2清代士子罢考事件府属分布统计032

表1-31846年银钱比例045

表3-1嘉庆四年（1799年）江苏吴县士子罢考事件时序表100

表3-2清代顺治、乾隆、嘉庆三朝处理士子罢考对比102

表3-3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四朝关于涉事罢考的地方官员的处罚

规定119

表3-4地方志对19世纪罢考事件“调解处理”的记载127

表4-1地方精英记载吴县士子科场罢考案一览143

表4-2嘉庆四年（1799年）吴县士子群体罢考案二十五名参与者

家世背景144

表4-3中国数字方志库与中国方志库所收录的18世纪各版本地方志中

关于士子罢考的记述148

表4-4中国数字方志库与中国方志库所收录的19世纪各版本地方志中

对士子罢考的记述149

表5-1涉及士子罢考的33处州县职官任期转变情况171

表5-2乾隆时期与1850—1900年间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新建

书院对比176

表5-3“江南民团”主要人物、功名情况及朝廷封赠185

二、插图目录

图1-1《清实录》载士子群体罢考、闹考统计029

图1-2清代91次科场罢考事件趋势图029

图1-3清代每20年等分科场罢考事件趋势图030

图1-41801—1804年间浙江省粮价波动图044

图2-1清代县学卧碑060

图3-11723—1898年清代财政存银趋势图092

图4-1信息传播与教育、权力的关系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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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名词界定

一、名词界定

清代科场罢考是指为表达诉求和谋取群体利益，本应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却群体性拒绝考试并时常伴有后续行为的科场事件。在清代以前的史料中几乎没有关于科场罢考的记述，直到雍正朝，清政府才将罢考视为一种严重的科场群体行为，将其直接纳入朝廷的管控之下。科场罢考不仅是清代特殊的士子抗议方式，而且是一种管窥中央和地方之间张力关系的新途径。本著作不仅要考察清代士子科场罢考的形式和主要特点，更希望以此为切入点，阐释国家对基层科场的管控措施和治理，揭示出朝廷应对罢考问题的“严宽之变”，从而体现出在18、19世纪之交，国家管控模式和统治方式的变化。更为直接地说，本著作的论述核心是通过清政府对于罢考士子态度与处罚力度的强弱转化，朝廷对待罢考问题由责士向责官策略的转变，地方士人对罢考的态度由静默到发声，再到直接介入罢考案判决、施加影响，展现出中央与地方像平衡木的两端，在18、19世纪发生了权力关系的转换。

在这种权力关系的动态转换过程中，科场成为双方角力的平台，而罢考则成为双方张力关系的体现。雍正、乾隆两朝对科举和士子治理的趋严转变、管控力度加强以及相应律令的适用与升级，使得罢考问题在雍乾时期得到快速而有效的控制，展现出清前期朝廷对科场治理的有效性。然而，伴随着嘉庆初年面临的一系列危机，朝廷在不改变律法的前提下采用了和雍乾时期不一样的方式应对科场罢考问题。本著作的研究反映出，自19世纪初始，由于朝廷经济状况快速恶化，急于应对各种危机，朝廷触手逐渐从地方回缩，让渡出部分权力给地方精英，从而释放出地方力量以维系统治。在因应的权力格局调整背景下，地方精英们得以发挥更强的能动性，并围绕科场罢考案件展开中央与地方、官与非官群体的博弈与妥协，进而在危机重重的19世纪保证清朝统治上的“长治久安”。本著作对清代科场罢考问题的研究体现出清代国家基层管控策略动态调整与科场治理的效果。

清代士子罢考以群体性表达不满为主导，以希图获得利益为目的，士子们一同行事，以期法不责众。与之同时，科场罢考也是尚未出仕的非官群体与各级官员之间，地方社会与中央和省府之间的一种互动行为，故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士子群体罢考体现了一种社会互动的结果。为了更好地了解清代科场罢考这种集体行为，需要率先定义几个关键词。

首先，本著作中“清代”一词的研究跨度涵盖了有清260年，即以清初顺治三年（1646年）科举制度完全恢复为起点，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为终点。下文所提及的清前期，指顺治三年（1646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清后期，指嘉庆元年（1796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场”在本著作中是指涵盖县试及其以上各层级科举考试的场域，包括童生试、岁科两试、乡试、会试、殿试等。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在清代各层级考试中均会出现罢考行为。就目前所收集的资料而言，罢考事件多发于生员的岁科两试和童生的院、府、县试阶段。

其次，“士子”是科场罢考的主体，在本著作中涵盖了童生、生员、监生、贡生、举人、进士等以追求科举功名为目标的读书人和功名持有者。本著作对“士子”的界定与詹姆斯·M.波拉切克（Polachek, James M.）所界定的“士”的范围类似，即“所有持有或追求科举功名的低级别科举精英，或者对朝廷事务持有意见者”，均可纳入“士子”的范围。在巫仁恕对于明清都市民变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他将举人以下、童生以上的所有读书人纳入“士阶层”，强调他们在集体行为中的主导者身份。简而言之，因为参与科举考试这一行为本身已经代表了一种身份的界定，所以在中华帝制晚期，所有参与科举考试的成员均可称为士子。

再其次，本著作研究的是士子群体的科场罢考行为，以及官方对这种行为的管控、应对与态度，由于个人原因的弃考不在本著作研究之列。清代地方社会中士子的个人特权与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更多凭借群体力量或优势，以集体行事的方式向地方和中央施压，而罢考正是这种群体行为中的典型代表。恰如瞿同祖对于清代地方生员的描述：他们的权力或力量主要来源于集体团结和集体行动，比如联名请愿或集体罢考。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显示，清代科场罢考以百人以上为多见，多者可达近千人。正因如此，《大清律例》卷19《兵律·军政·激变良民》，将四五十人定性为士子群体罢考的参照和判罚依据。据载：

“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逼勒平民，约会抗粮，聚众联谋，敛钱构讼，及借事罢考罢市，或果有冤抑不于上司控告，擅自聚众至四五十人，尚无哄堂塞署，并未殴官者，照光棍例，为首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斩决枭示。其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拟斩立决。其余从犯俱拟绞监候。被胁同行者，各杖一百。”

最后，本著作研究的核心词——罢考，在科举领域内专指本应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群体性地拒绝参加科考，有时甚至阻碍其他士子参考，并经常性地发展至哄闹官衙、殴打学官的暴力性群体行为。但实际上，以上定义是笔者根据史料研究总结得出的。可以说，无论在清代，还是在当代，都没有对“罢考”一词专有、统一、权威的界定。纵观雍正朝以前的各种官、私版本的史料，几乎没有对于科举领域“罢考”一词的定义，与之相近的“罢举”一词也极少出现在各种典籍中，“罢考”更多是对行政领域内“罢考功”“罢考课”“罢考满”的一种简易描述。直到雍正帝在位期间，清代中央政府才将“罢考”视为科场内一种严重的群体行为，直接纳入朝廷管控之下。因此，根据笔者对于清代科场罢考问题的研究，可以将罢考定义为：在清代科举体制下，为表达某种诉求，本应参加科考的士子却群体性地拒绝考试，并时常伴有后续行为的科场事件。

通过上文对关键词的定义可知，清代士子群体的科场罢考行为基本具备两大特征：其一，参与人数众多。在许多事件中，参与士子达百人以上，但参加罢考者以士子为限，主要领导者与组织核心大多是功名持有者，如生员、监生、举人等。其二，罢考时常伴有后续更为激烈的互动行为，如士子对州县官、学官的殴打，闹署，朝廷与地方官府的弹压，地方官与士绅的调解，以及清后期士子逐渐增多的京控、省控等行为。由此而言，清代士子群体科场罢考体现了群体行为中人数众多、社会互动与行为情感这三要素的加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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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第四编辑部

编校排版：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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