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现状是否让你感到痛苦？

利维坦按：

德语Weltschmerz（世界之痛）一词，有些像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后者按照心理学家罗伯特· 卢松（Robert Lusson）在《赫芬顿邮报》发表的文章来看，作为一种临床症状，符合美国心理学会（APA）的抑郁症标准。政治性抑郁患者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有抑郁或易怒的情绪，有悲伤、空虚和绝望的想法或感觉，并可能对社会、职业或其他重要职能领域造成重大痛苦和妨碍。

（www.huffpost.com/entry/political-depression_b_5879574ae4b077a19d180dbe#）

当然，Weltschmerz或许并非单一的政治诱因，“一种对世界现状感到悲伤和缺乏希望的情绪”，按照这个《剑桥词典》的定义，很多人或多或少就能明白其所指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美剧《真探》第一季拉斯特的那句“……每个人什么都不是，我认为我们人类能做的最光荣的事就是，停止繁衍，并携手走向灭亡”，应该算是深得Weltschmerz的精髓了。

如今，许多人正努力跟上世界快速发展的步伐，却又难以摆脱一种深刻到难以形容的绝望感。除非你恰好会说德语。

有个流行的说法是，德语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专用词。比如“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和“时代精神”（Zeitgeist）当然耳熟能详。但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更熟悉另一个词：Weltschmerz，字面意思就是“世界之痛苦”。

这个词最初由德国作家约翰·保罗·里希特（Johann Paul Richter，又名让·保罗）在其1823年的小说《赛琳娜》（

Selina

这个词或许诞生于两个多世纪前，但它如今似乎正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博客文章、YouTube视频和自助书籍中——这些内容讨论的是社交媒体、全球变暖、政治动荡以及其他21世纪的现实如何不断侵蚀我们的集体心理健康。这个气势沉重的词语准确地概括了我们许多人在疯狂刷屏、面对无穷无尽令人不安与沮丧的头条新闻时所感受到的悲伤、绝望、恐惧、不信任与愤怒的交织情绪。

至于Weltschmerz究竟是我们当前“时代精神”（Zeitgeist）中尤其显著的一部分，还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个体人类状况中的现象，难以定论，主要是因为这一特定心理现象尚未被科学系统地研究。

“Weltschmerz”作为一种文学和哲学上的常见主题，已经延续了两个多世纪。这种存在状态折磨着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从拉尔夫·埃里森《看不见的人》中那位无名的英雄，到歌德笔下可怜的维特。© Laganrat / Wikimedia Commons

当然，要研究Weltschmerz，首先你得对它进行准确的定义。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于1856年去世，他曾将Weltschmerz描述为对“尘世生命短暂性”的反思，将其视为一种存在性的议题。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在其1952年小说《看不见的人》（

The Invisible Man

这些各不相同、甚至有时彼此矛盾的解释，使人们对Weltschmerz的确切本质产生了质疑。它源于——并呈现出——悲观还是乐观？虚无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冷漠还是关切？

Weltschmerz爆发的最明显风险因素，是对他人苦难的接触。长期以来的研究表明[1][2]，与创伤者打交道的人——包括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和绝症病人的家属——本身也面临心理创伤的风险。最近的一些研究则指出，这种痛苦（有时被称为替代性或继发性创伤）甚至可以在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产生，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和新闻的阅读[3]。这表明Weltschmerz在今天比以往更为常见——在过去，世界上令人沮丧的事件并不会全天候、随时随地被送到我们的口袋里。

《更好的世界》（Hævnen）剧照。© 豆瓣电影

另一个可能的风险因素，是人们构建自我认知的方式。根据临床心理学家马克·威廉姆斯（Marc Williams）的说法，我们对事件的情绪反应，与事件本身的性质无关，而与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和分量有关：“对一个人来说毫不相关的事情，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极为个人化。”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的社交圈通常局限于家庭和小镇。而今天，得益于民族主义、大规模迁徙和科技等因素，我们的“圈内人”——也即自我认同的边界——很容易跨越国界、语言和文化。随着我们身份范围的扩大，我们对那些与我们产生认同感的人所遭遇的事情，也愈发关注。而这种关切，甚至可以扩展到人类以外的存在。威廉姆斯说：“就气候焦虑而言，研究已经发现，它与更高程度的自然联结或对自然世界的认同有关。”

身份认同由此开启了另一项潜在的风险因素：情感共情。与理解他人思维过程的“认知共情”不同，情感共情是指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情感共情有助于我们建立并维持人际关系，但过度或缺乏调节的共情可能导致威廉姆斯所说的“情绪超载，即不断感受他人痛苦所带来的心理负担”——而这种负担会提高罹患心理困扰、精神疾病，甚至Weltschmerz的风险[4]。

得益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头条负面新闻铺天盖地，让人难以应对。© Pinterest

还有一个最终的因素是认知失调。根据一项文献综述[5]，它被定义为当“人们面对与自身信念、价值观和观念相矛盾的事实时所产生的挫败感”。虽然这一点并非总被给予同等程度的强调，但在有关Weltschmerz的文学与哲学话语中，个人期望与所感知现实之间的脱节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迈尔斯·格罗斯（Miles Groth）是一位存在主义治疗师、欧陆哲学家、纽约瓦格纳学院的心理学荣休教授，他认为Weltschmerz这一概念诞生于一个非常特定的历史时刻：那正是一个“人们不再怀有‘苦难是命运安排’这类宗教情感的西方世界”。

胡塞佩·德·里贝拉 (Jusepe de Ribera) 的版画，描绘了一位忧郁而厌世的诗人形象。© wikipedia

确实，在虔诚的中世纪基督教欧洲，人们被认为能够接受并从中获得安慰的一个事实是：万事万物——包括罪恶——都是上帝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而出生在之后几个世纪的人们，则趋向于根据另一套预期来行事。信仰让位于科学之后，痛苦、苦难与不公便被视为是可避免的、不必要的，进而也是不可容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Weltschmerz可以被理解为“信念破碎理论”（shattered assumptions theory）的一种表现形式。该理论由社会心理学家罗尼·雅诺夫-布尔曼（Ronnie Janoff-Bulman）在其1992年出版的著作《信念破碎：走向一种新的创伤心理学》（

Shattered Assumptions: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Trauma

© motion Bogdan

一项2024年在伊朗与美国进行的研究发现[6]，社交媒体上那些“威胁意义”的刺激，例如饥荒和种族灭绝，可能会引发“存在性焦虑”以及“厌世”：即对人类甚至对自己的不信任和仇恨。存在性焦虑契合了海涅对Weltschmerz的定义（对存在缺陷的沉思），而厌世则唤起了叔本华笔下Weltschmerz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叔本华对人类文明持悲观态度，因此更愿过苦行僧式的隐居生活。

至于Weltschmerz的临床应用，它也有可能仅仅是其他更明确、研究更充分的精神疾病的一个症状。毕竟，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和尼古劳斯·雷瑙（Nikolaus Lenau）——他们那些不变的忧郁诗作为文学与哲学对Weltschmerz的探讨奠定了基础——全都有复杂的病史，事后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7][8]。

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 Planet Wissen

托马斯·皮什钦斯基（Thomas Pyszczynski）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科泉分校的心理学荣休教授，也是“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奠基人之一（该理论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行为与心理健康的关键动因）。他目前正在收集数据，研究那些因唐纳德·特朗普政治生涯而感到“心理困扰”的人。他认为，这些研究对象感受到的情绪可能并不属于Weltschmerz，而更可能是一种“亚临床形式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这种情形在某些人中可能会达到临床显著水平。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阿伦·费舍尔（Aaron Fisher）则对将Weltschmerz归类为一种独立心理现象表示谨慎。他认为，无论在临床还是研究语境中，重点都应该放在我们对刺激的反应上，而不是刺激本身；关注“输出”，而非“输入”。因此他表示，压力源“无需被划分为‘世界’、‘社区’或‘自我’”，而过度尝试进行这种划分只会带来“收益递减”。

相比之下，威廉姆斯则认为Weltschmerz可以与其他精神疾病区分开来。临床层面的抑郁与焦虑可能是令人丧失功能的，但Weltschmerz并不一定会造成功能障碍。“它可以是一种深切的体验，但并不构成心理健康问题的诊断标准，”他说。类似“气候焦虑”的情绪涵盖了广泛的情感，不仅涉及“内在的痛苦”，还涉及“道德困扰”，因此很难将其明确归类为一种心理障碍。

Weltschmerz带来的心理不适不一定会让人麻木——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动力。威廉姆斯提到他参与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气候焦虑与“采取环保行为的意图”呈正相关。对于政治事件的焦虑也是如此。一项2023年的研究发现[9]，那些报告“与政治有关的负面情绪更多”的人，也“更有动机去参与政治事业，比如志愿服务或为政治活动捐款”。

至于积极行动是否能成为治疗Weltschmerz的手段，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某些情境中，与他人一道努力实现共同目标，确实可以带来目的感与归属感，从而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而在其他情境中，如果在实现这些目标（尤其是像终结全球贫困或促使各国政府与企业共同应对全球变暖这样的宏大目标）上的进展迟缓，反而可能适得其反：降低我们的能动感，进而加剧我们试图抵御的那种绝望。

叔本华相信世界上的问题既根深蒂固又无解，于是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选择自我隔离。© Britannica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Weltschmerz也可以通过“退出外部世界”来缓解。这正是叔本华所采用的应对方式。他相信世界上的问题既根深蒂固又无解，于是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选择自我隔离。如今，叔本华的“治疗方案”仍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尤其是以“数字戒断”（digital detox）的形式存在。研究显示，从社交媒体平台那些引发“末日刷屏”的算法中暂时抽身，确实具有明显的心理益处。但这一策略也存在伦理上的棘手之处。因为当我们删除TikTok、关掉晚间新闻时，我们也在对那些不幸者的痛苦视而不见——这是他们所无法选择的[10]。

在临床实践中，最有效的Weltschmerz应对方式，是在“参与”与“抽离”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在“能采取行动的地方付诸行动”与“承认哪些事超出个人控制”的现实之间找到中间地带。辛西娅·肖（Cynthia Shaw）是纽约市真实生活（Authentically Living）心理服务机构的创始人，也是一位专注于“存在性焦虑”的临床治疗师。她对此解释道：

“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就是在‘确认情绪的合理性’与‘情绪瘫痪’之间保持平衡。你无法安慰某人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他们说得对，有些事情确实不会好。”当我问她人们如何在不违背自身道德价值的前提下处理Weltschmerz所带来的困扰时，她这样回答，“但与此同时，长久处于绝望状态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治疗的目标不是要‘修复’这个世界，也不是‘修复’这个人。重点不是漠不关心，而是要学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关心。”

参考文献：

[1]pubmed.ncbi.nlm.nih.gov/36875827/

[2]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9639100/

[3]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1022913/

[4]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6322325000216

[5]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8018033_A_Review_of_Cognitive_Dissonance_Theory_and_Its_Relevance_to_Current_Social_Issues

[6]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45195882400071X#bib39

[7]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92781/

[8]pubmed.ncbi.nlm.nih.gov/28176008/

[9]www.apa.org/news/press/releases/2023/01/politics-affecting-mental-health

[10]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1392003/

文/Tim Brinkhof

译/tim

校对/tamiya2

原文/nautil.us/is-the-state-of-the-world-causing-you-pain-122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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