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检方发力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罪犯狱中消费异常减刑被拦下

财产刑是一种常见的附加刑，包含没收财产、罚金。财产刑执行是否到位，关系到能否更好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对此，检察机关有法定的监督职责。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第六届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活动，新京报记者随采访团前往北京市检察机关、派驻监狱检察室了解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被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罪犯在狱中消费明显偏高

采访中，北京市清河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卞增智向记者讲述了一起减刑监督案。

2014年，罪犯翟某某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7年被裁定减为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不变。经执行法院查控，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财产。2024年11月，清河检察院依职权对翟某某拟减为有期徒刑25年的减刑案件开展审查。

检察人员发现，翟某某在狱中允许范围内的月均消费明显偏高，这说明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与他被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却没有财产可执行的状况不符。这一异常引起检察人员的警觉，随后通过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筛查，发现翟某某财产刑执行异常线索。

数据筛查显示，翟某某授意其亲属转移其名下的保险返还款、向他人过户其本人名下车辆，有明显的逃避财产刑执行的行为。发现问题后，检察人员依法讯问了翟某某，询问了翟某某母亲，电话联系了车辆占有人，调取固定了相关证据材料。

“财产刑执行金额的大小不是决定是否减刑的标准，翟某某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其不希望法院发现名下财产，逃避执行，有能力履行却不履行，不具有悔改意愿。”卞增智告诉记者，经检察官联席会讨论，一致不同意提请减刑意见。

卞增智表示，这起案件中财产刑执行异常的线索筛查涉及大量材料，如果用传统人工方式，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通过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可以将办案时间缩短至1天。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更快锁定财产刑执行异常线索

大数据模型还在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北京市监狱检察室得以运用。“团河检察院在监狱检察监督工作中发现，所辖部分监狱存在短刑犯缴纳罚金意愿低、罪犯遣送原籍后缴纳主动性差等问题，导致小额罚金刑难以执行到位。”团河检察院检察长张剑向记者介绍，该院据此开发了“罪犯小额罚金刑监督子模型”，自2024年2月起在所辖监狱开展小额罚金刑专项监督，目前已监督执行到位183万余元。

在团河检察院派驻北京市监狱检察室中，检察官助理王灿向记者演示了大数据模型如何快速筛选财产刑执行异常线索。

大数据模型归集了各监狱内罪犯消费支出平均额度、狱内生活必需品参考名录、“罪犯超市”商品售价等海量数据，结合剩余刑期及罪犯处遇标准，推算罪犯预计消费支出总额。“比如宽管级、普管级、严管级罪犯在狱内的可消费标准是不一样的，根据他们狱内消费账户的余额，在保留罪犯基本生活消费的基础上，精确定位有财产刑履行能力的罪犯。”王灿解释。

“部分罪犯认为已经判刑了，罚金是否缴纳无所谓。有的罪犯则通过财产转移故意逃避。”团河检察院检察官裴立新指出罚金刑执行的难点。为普及财产刑执行法律知识，团河检察院录制了普法视频，向会见的罪犯家属循环播放；为便利罪犯家属代为缴纳罚金，在会见大厅张贴缴纳指引海报。

裴立新介绍，发现可执行财产线索后会移送法院，协调监狱做好罪犯狱内消费账户划转。“有的罪犯被判处罚金几千元，狱内消费账户就有上万元，这种情况法院就可以直接划转。”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曹晶介绍，2024年，该院持续推动数字检察赋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14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北京市刑事执行检察条线全面应用，实现主要业务领域和重点环节全覆盖，数据模型发现线索后完成的案件占全部刑事执行监督案件总数的70%以上。其中，财产刑执行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应用，使此类监督案件量由应用前的每年百件左右跃升至千件。

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