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在部队当连长,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那年连队到了确定转志愿兵人选的关键时候,我接到了老连长魏大勇从山东老家打来的电话。
魏连长是山东人,当年我刚入伍时,体能和训练都跟不上趟,他帮了我很多,算是我的老领导。我一直很敬重他,就算他后来转业回了地方,我们也一直没断了联系。
说实话,接到他电话那一刻,我心里就有点打鼓。当连队主官,最怕在这种提干、转志愿兵、评功评奖的节骨眼上,接到熟人特别是老领导的电话,怕的就是那种不好开口的事。
果然,魏连长这次打电话来,是为了他侄子魏小军。他想让我关照一下,争取把魏小军留在部队转成志愿兵。魏连长虽然转业好几年了,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他在电话里说,只要我把魏小军的名字报上去就行。这个要求听起来简单,却让我很为难。
团里每年给各个连队的转志愿兵名额就那么几个,少得很。这关系到战士的前途,连里选人一向很慎重。虽然我是连长,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必须经过连队支委会开会研究,人选都是反复掂量过的。
那年我们连好不容易分到了两个名额。我和指导员心里已经有了打算,准备把名额给一班长刘文斌和三班长赵勇强。他俩是同一年入伍的农村兵,家里条件都不太好,当兵后特别能吃苦,军事素质和专业技能在连里都是拔尖的,比武也拿过名次。他们的本事,大家伙儿都看在眼里,把名额给他们俩,其他人也没话说。
其实魏小军在连队表现也不差。从他分到我们连,我就留意过他,也给了他不少锻炼机会。他各方面能力挺突出,但要是和刘文斌、赵勇强比,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专业技能,都还差那么一点。
我在电话里跟魏连长解释,这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但连里一定会公平公正地考虑。魏连长听了不太高兴,直接把电话挂了。
后来开连支委会讨论留队人选,我特意提了魏小军。不过连里其他干部对他的评价不太一样,都觉得他军事素质和能力上还欠点火候。对刘文斌和赵勇强留队,大家倒是都同意。最后上报人选时,我还是加上了魏小军的名字。结果魏小军还是留在了部队,只是被调到了其他连队。
到了1988年,因为家里的一些原因,我不得不离开部队转业了。临走前,我特意买了两瓶好酒,去了一趟山东,看看老连长魏大勇。
魏连长知道我转业了,有点意外。说起当年魏小军那件事,他并没有生我的气,反而表示很理解。临走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按规矩办事,坚持原则是好的。不过到了地方上,有些事情得学着灵活点。”
我明白魏连长的意思,地方和部队确实不一样。但我这个人就这脾气,看不惯弄虚作假,也学不会溜须拍马。到了地方工作,因为这个性子,碰了不少钉子,也受了不少委屈。可我心里清楚,我没做亏心事。
现在我已经退休在家,过着清闲日子。回头看看这一辈子,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无论在哪,该做的事我都尽力做了,该守的规矩也都守住了。每一步走来,心里都踏踏实实的,没做过一件让自己睡不安稳的事。这份问心无愧,大概就是我能给自己最好的交代了。它像一条看不见的准绳,让我在人情世故的漩涡里,始终知道该站在哪里。魏连长那句关于“灵活”的叮嘱,是他在地方摸爬滚打后的经验之谈,饱含着对后辈的关切。而我用几十年时光验证的,是另一种活法:在变化的环境里,有些东西值得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不为别的,就为夜里能睡得安稳,心里能落个干净。这份坚持或许让我失去了些东西,但它换来的安宁,千金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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