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与广州：三次南下的水墨奇缘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祖籍安徽宿州砀山，生于湖南长沙府湘潭（今湖南湘潭）。原名纯芝，字渭青，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饿叟、借山吟馆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深秋，珠江口的咸风卷着木棉花絮掠过十三行的骑楼，一艘从湘潭驶来的货船在黄沙码头抛了锚。船头立着个穿蓝布短褂的中年人，裤脚还沾着湘江的泥浆，手里紧紧攥着个桐木画匣——35岁的齐白石第一次踏上广州的土地时，还只是个靠雕花与肖像画糊口的民间匠人。他不会想到，这座南海之滨的商都，会成为他艺术蜕变的隐秘枢纽，三次南下的风尘里，藏着他从“湘潭齐木匠”到“画坛宗师”的密钥。

借山图之十六

30×48cm

纸本设色

1910年

北京画院藏

一、城隍庙前的破茧：初遇岭南的“生猛气”

初到广州的齐白石，在城隍庙西侧的小巷租了间阁楼。推开吱呀作响的木窗，就能看见巷口挑着担子的小贩吆喝着“卖荔枝——”，竹筐里的果子红得像团火。他本想靠画“寿相”（肖像画）谋生，却发现岭南人对他拿手的“八仙祝寿”“松鹤延年”兴趣寥寥。有富户请他画堂屋中堂，指明要“玉堂富贵”，可当他按湘楚画法画出工细的牡丹时，雇主却摇头：“太文气了，要像咱们番禺的木棉，开得轰轰烈烈才好！”

那时的广州，正是中西交融的漩涡。十三行的洋商带着油画颜料走过青石板路，光孝寺的僧人在菩提树下临摹梵文经卷，街边报童喊着“《点石斋画报》上新”，画里既有虎门的炮舰，也有花地的茶会。齐白石蹲在画摊后，看穿长袍的秀才与戴礼帽的商人在同一幅画前讨价还价，忽然明白：这里的艺术不讲“雅俗之分”，只问“活不活气”。

转机出现在一个雨雾蒙蒙的清晨。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撑着油纸伞站在画摊前，目光停在幅《牵牛花》上。那画里的花瓣边缘有几处焦墨点染的破洞，是齐白石照着乡野间被虫咬过的花画的。“这破洞画得好！”年轻人拍着画案大笑，“寻常画师只画花的艳，你偏画它的伤，这才是真东西！”此人正是《时事画报》编辑高剑父，后来的岭南画派宗师。

高剑父拉着齐白石往光孝寺去。穿过刻着“诃林”二字的牌坊，寺内的菩提树叶上还挂着雨水，滴在六祖慧能的石刻像上。“广州人见惯了洋船火轮，”高剑父指着墙根丛生的野菊，“画里也得有点‘生猛气’，不能总守着古人的规矩。”齐白石摸着石刻上风化的纹路，忽然想起湘江边被浪打歪的芦苇——他以往画的是“规矩里的美”，而广州要的是“野地里的活”。

此后三个月，齐白石成了花地的常客。花地是广州的花乡，菜畦里种着芥兰、菜心，田埂边爬满牵牛花，老农蹲在泥里捉螳螂，孩童举着竹竿逗蟋蟀。他跟着卖花姑娘学认“素馨”“含笑”，看她们把茉莉花串成手环；蹲在鱼塘边看虾子在浅水里弓起身子，忽然悟了：湘楚的虾是“静”的，藏在清水塘底；广州的虾是“动”的，总在浑水里挣跃。他笔下的虾，从此多了几分“顶水而游”的劲。

离穗前，高剑父在泮溪酒家摆酒。席间有人求画，齐白石铺开纸，蘸着浓墨画了只螳螂，翅膀上特意用朱砂点了几点。“这是仿的咱们岭南的‘红翅螳螂’，”他笑着解释，“在湘潭没见过这么烈的虫子。”高剑父接过画，在旁题了“南气北韵”四字——这四字，成了齐白石与广州缘分的最初注脚。

蟹酒图

133.5×33.5cm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二、荔枝课与木棉魂：花甲之年的“二次变法”

1928年，64岁的齐白石应中山大学之邀再赴广州。此时的他已是北平画坛名家，画价一路看涨，可临上火车前，他还是在行李箱里塞了把新磨的刻刀——他说：“到了广州，总觉得自己还是当年那个学画的木匠。”

抵穗那日，岭南画派的陈树人、高奇峰到车站迎接。车窗外掠过成片的芭蕉林，陈树人指着远处的荔枝园说：“齐先生来得巧，正是桂味荔枝熟透的时候。”齐白石笑答：“我可不是为嘴馋来的，听说岭南的荔枝会‘说话’，特来请教。”

这话并非戏言。此前齐白石画过荔枝，总用北派画法：朱砂调墨，层层晕染，追求“厚重感”。可陈树人递给他一颗刚摘下的桂味荔枝时，他才发现自己错了——岭南的荔枝果皮不是“红”，是“透”，阳光能从果皮照到里面的果肉，带着种水汪汪的甜。“您看这果皮上的小疙瘩，”陈树人用指尖捏着果蒂，“得用胭脂调藤黄，笔尖轻点，才见得出这‘水嫩’。”

大利图

68×34.5cm

无年款

纸本设色

那几日，陈树人每天清晨派人送一筐新鲜荔枝到齐白石下榻的岭南酒家。老先生不贪口腹，只把荔枝摆在画案上，从晨光初露看到夕阳西沉。看果皮从鲜红斑驳到暗红褶皱，看水珠在果蒂处凝成细珠又慢慢隐去，看苍蝇落在果皮上，翅膀的纹路在阳光下透亮。一周后，他画出的《荔枝图》在岭南画派聚会上引起轰动：墨叶用的是北派的“五笔七墨”，浓淡干湿层次分明；果实却用了“点染法”，胭脂里掺了极淡的藤黄，果蒂处留着道针尖大的虫眼——正是三十年前在城隍庙悟到的“真实”。

“齐先生这是把岭南的‘气’吃透了。”高奇峰摩挲着画纸，“北地的画讲‘骨’，南地的画讲‘韵’，您这画是‘骨里藏韵’。”齐白石听了，忽然想起光孝寺的菩提树——当年觉得岭南画“太野”，如今才懂，那“野”里藏着对自然最本真的敬畏。

在广州的日子，他常去西关的骑楼闲逛。看金铺的伙计用小秤称珍珠，看药铺的掌柜把陈皮晒在竹匾里，看梳着发髻的老太太坐在门槛上绣粤剧戏服。有次路过间榄雕铺子，老匠人正刻着条船，船篷上的窗棂细如发丝。“您这刀工，比我年轻时雕花还厉害。”齐白石驻足赞叹。老匠人抬头：“先生画的虫，腿上的刺都看得清，我这算啥？”那天，两人在铺子里对着琢磨了一下午，一个说“雕要见刀”，一个说“画要见笔”，竟忘了时辰。

离穗前，中山大学请他画幅贺礼。齐白石铺开丈二宣纸，蘸着墨汁画了株木棉。花瓣用了他晚年独创的“砸墨法”——笔锋饱蘸浓墨，猛往纸上一砸，墨汁四溅，再用指尖蘸着朱砂点染，像极了岭南三月里“满城尽带英雄花”的盛景。他在画角题字：“粤江春深，木棉似火，观此花，知南人风骨。”这幅《木棉图》后来藏于中大图书馆，抗战时被转移到粤北山区，至今画纸边缘还留着被山火熏过的焦痕。

“风月夜行”借山图之十一

1910年

纸本设色

北京画院藏

三、乱世里的温情：最后的珠江记忆

1937年春，73岁的齐白石最后一次到广州。此时华北局势紧张，他本不想远行，可收到岭南画派弟子的信：“先生不来，广州的荔枝都不甜了。”终究还是动了心，带着小儿子齐良末南下。

这次住的地方在西关，推开窗就能看见珠江上的白帆。可夜里常被汽笛声惊醒——那是从黄埔港开来的兵舰。有天清晨，齐白石在骑楼下看见个抱着孩子的妇人，衣衫褴褛，怀里的孩子啃着块干硬的饼。他摸出怀里的银元递过去，妇人却摇头：“先生若有纸笔，给孩子画只鸡吧，让他知道世上还有活物。”

那天夜里，齐白石对着油灯画了幅《流民图》。画里没有他常画的寿桃、仙鹤，只有蜷缩在骑楼下的妇人、抱着破碗的孩童，背景是珠江上飘摇的渔船，桅杆上挂着破帆。他没题字，只在角落盖了方“湘潭齐白石”的印——这方印，还是第一次来广州时，在城隍庙旁的刻字铺刻的。

岭南画派的弟子们来看他，带了新摘的黄皮果。席间有人叹气道：“时局这样，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再聚。”齐白石沉默半晌，拿起笔在宣纸上画了只螃蟹，螯钳张着，却没画眼睛。“这蟹没眼，”他说，“看不见乱世，倒也干净。”众人听了，都落下泪来。

离别的那天，黄沙码头挤满了送行的人。有当年买过他画的商人，有花地的老农，还有那个榄雕老匠人。老匠人挤到船边，递过来个核桃大小的物件：“先生画活了广州的虫，我刻了您画里的虾。”齐白石打开锦盒，见榄核上雕着五只虾在湍流里游动，虾须细如发丝，触须末端还粘着粒芝麻大的水珠——那是用针尖蘸着胶水粘上去的。他当即解下腰间的刻刀回赠：“这刀陪我走了半世，切过木头，刻过石头，留着它，就当我还在广州看您刻榄。”

船开时，江风卷着木棉花絮扑在甲板上。齐白石让随从铺开宣纸，蘸着珠江水调墨，一挥而就画了株芦苇，苇叶上停着只蜻蜓。“这蜻蜓是广州的，”他对儿子说，“你看它翅膀上的纹路，比北平的密，因为这里的风稠。”画罢，他望着岸边渐远的骑楼，忽然叹了句：“广州的墨，是潮的。”

借山图之十一

纸本设色

30×48cm

1910年

北京画院藏

尾声：墨里的珠江潮

1957年，齐白石在北京逝世。整理遗物时，家人在他的画匣底层发现个褪色的锦袋，里面装着三颗荔枝核，壳上还留着细密的刻痕——是1928年陈树人送的桂味荔枝，他舍不得丢，竟在核上刻了小虫。旁边还有张泛黄的纸条，是用毛笔写的粤语：“生猛，鲜活，岭南之魂也。”

有人说，齐白石的画里藏着两个故乡：一个是湘潭的稻田，一个是广州的花地。前者给了他“朴”，后者给了他“活”。当他晚年画虾时，虾的灵动里总藏着珠江的湍流；画荔枝时，果肉的甜润中总带着岭南的阳光。那些三次南下的风尘，终究化作了宣纸上的墨香，在岁月里晕染出一段跨越南北的水墨奇缘。

石门二十四景古树归鸦图

1910年

34×45.5cm

纸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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