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日本女性流浪者

自《无家可归的女性》（世界思想社，2013年）的初版问市以来已经过了八年。本书的基础主要是我于2002—2008年进行的调查，以及我于2010年向京都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2021年的今天，围绕女性流浪者的环境和研究状况已经有所不同。因此，我想介绍一下自2013年以来发生的变化，然后重申本书的定位和意图。

1 2013年以后的变化

自21世纪以来，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非正规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尤其是年轻人。贫困随之蔓延，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自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半期，人们开始了解到每7个日本儿童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社会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儿童贫困问题上，有关贫困的报道连日在媒体上出现。尽管针对这种情况，政府正在逐步采取减贫措施，但自本书出版的2013年以来，情况几乎没有改善。领取生活保障金的人数在2011年达到战后最高记录，一直保持在200万人左右，贫困率自21世纪以来也居高不下，维持在15%左右（厚生劳动省，2020）。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认识到，除了露宿者之外还有更广义的流浪者，如网咖“难民”和被赶出宿舍的非正规劳动者等。人们开始用“住房贫困者”（housing poor）一词来指代这些人。2020年，5万名18岁及以上的人接受了一项调查，被询问是否经历过住房不稳定的状态，结果显示有6.25%的人曾经有类似经历（流浪者支援全国网络，2020），而且有相当多的人曾经暂时失去住所。

然而在流浪者之中，只有过着街边生活的露宿者表现出不同于贫困扩散现状的一面。日本的露宿者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开始增加，并于1999年左右达到顶峰。2003年进行第一次全国调查时，露宿者的人数统计为25296人。此后，这一数字逐年下降，

2021年的最新调查显示，露宿者人数是3824人，降至高峰时期的一成左右（厚生劳动省，2021）。这可能是由于针对露宿者的措施取得了相应成效，2015年《生活贫困者自立支援法》（「生活困窮者自立支援法」）生效，扩充了对露宿者和有可能陷入露宿生活的人们的支援措施，处于劳动年龄层的人也比以前更容易领取生活保障金。换句话说，虽然贫困在逐渐成为一个大问题，但露宿者的人数确实大幅减少了。

在露宿者数量发生变化的同时，露宿者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最新的全国实际生活情况调查（厚生劳动省，2017），露宿群体在逐年老龄化，60岁以上的露宿者占65.7%，长年露宿的人数比例也在增加，露宿了10年以上的人多达34.6%。人们认为，这是因为那些希望避免露宿生活的人会在开始露宿街头之前，或是刚露宿没多久的时候就进入那些支援设施。此外，在我开展作为本书根基的调查之时，露宿的常见形式是在公园或河岸长期搭建帐篷或小屋来生活——这类人所占的比例也逐年下降至34.3%。这可能是由政府对在公共场所搭建帐篷和小屋生活的行为加强施压所致。因此，本书描绘的那种露宿者生活（在公园中创建某种社区的生活）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了。然而，随着主动脱离露宿生活渠道的拓宽，即便如此却还是选择继续露宿生活的人，就容易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即露宿问题容易被归结为本人的意愿。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认为本书的问题意识到现在依然有效。还有，大家当初认为流浪者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但事实却并不如愿，于是，为期十年的时效性立法《流浪者自立支援法》自2002年制定以来，于2012年延长了5年，又于2017年进一步延长了10年。

关于女性露宿者的情况，本书或许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吧，最近2016年的全国实际生活情况调查公开了之前不曾有过的男女分别汇总合计。自那以后，在我写本书时无法知晓的女性露宿者整体特征（和男性相比时）也能为人所知了（厚生劳动省，2017）。虽然从这份调查中能看到的女性露宿者特征，和我在本书中描绘的没有太大差异——比如睡觉场所方面的特征，女性比男性更加居无定所，尤其是在“车站楼”里睡觉、没有帐篷或小屋等常设睡觉场所的女性人数比例更高。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女性的生存状态：为了寻求睡觉场所而四处奔波，如此艰辛或许只是为了寻找哪怕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此外，关于露宿的起因，男性中的许多人是因为工作变动，相对于此，女性中的许多人是因为家庭原因，女性中有婚史的较男性更多，这一点与本书第二章探讨的内容几乎一致。在露宿者调查中加入男女分别汇总合计的部分，展示了曾经以流浪者都是男性作为不成文前提的公共机构的认识变化。期待今后的调查也能考虑并应对性别的差异。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来袭，许多人的生活都遭到了打击。生活贫困的人数激增，参加街边施食和咨询会的人数也在增加。容易成为雇佣调节阀的非正规劳动者，以及大量就业于服务业、受到外出限制严重影响的女性群体尤其容易在本次危机中陷入困苦的生活。托儿

所、幼儿园以及小学的暂停开放，也对育儿女性造成了打击，女性相继被迫休假或难以继续工作。在2020年的自杀者数据中，男性人数相较于前一年有所减少，女性人数则急剧上升。目前，紧急小额贷款等临时制度，是应对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贫困的主要措施。疫情将对日

本的贫困和流浪者的动向造成何种长期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贫困在未来将仍然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2 女性的贫困

自本书出版前后至今，社会对女性贫困的问题也越发关注。随着人们对儿童贫困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尤为引人瞩目的单亲母亲家庭的生活也经常被媒体报道，这些报道中提及的困境，正如我在本书第二章中结合老年女性困境一起讨论的那样。关于女性贫困的问题，自本书出版以来发生的一个变化是，因贫困而从事性交易的年轻女性的存在变得广为人知。相关书籍相继出版，探讨了如下问题：精神不稳定、难以从事定时工作的女性和陷入贫困状态的女性通过个人卖春谋生的实际情况（荻上，2012）；因为生活贫困只能通过性交易赚取生活

费的单亲母亲（铃木，2014）；为减轻学费支付和奖学金的负担而踏入性产业的女大学生（中村，2015）；被卷入JK（女学生）生意的年轻女性（仁藤，2014）等。2014年1月播出的NHK《特写现代》（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报道称，设有宿舍和托儿所的性产业正在成为贫困单亲母亲的收容所，一句“福利败给了性产业”引起了争议。另外，也有调查聚焦于从事非正规劳动的单身女性的生活，查明了她们不安定的实际生活情况（小杉、铃木、野依、横滨市男女共同参画推进协会，2017）。

其中，阿部彩认为应该掌握男女各自的贫困情况，采取区分男女的贫困率统计方式。根据这一准则所展开的2007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男性的相对贫困率是14.4%，女性的则是17.4%（阿部，2010）。也就是说，女性比男性更加贫困。

正如本书在第二章中说明过的那样，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问题，这是性别角色分工被编织进了社会体系的缘故。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存在方式主要是以男性赚取收入、女性从事家务这一标准家庭作为前提的，因此女性从事的劳动几乎都是不稳定且低收入的。即便如此，考虑到在战后日本的社会中，家庭内部有男性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所以一般来说，未婚女性由父亲抚养，已婚女性由丈夫抚养，未婚女性能靠父亲的收入、已婚女性能靠从事正式工作或自营业务的丈夫的收入来维持基本生活。在这一前提下，容易陷入贫困的是家庭内没有男性赚取收入的女性，如前述的单亲母亲家庭中的母亲和广大的单身女性。

不过，既然女性比男性更贫困，那为什么在露宿者中女性比男性更少呢？本书曾经抛出过一个疑问，“为什么女性露宿者这么少？”，而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必须换种问法——在数据明确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的今天，那些虽然贫困却没有成为流浪者的女性到底在哪里呢？

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这些女性可能遭受了家庭暴力却因为害怕贫困而无法离家出走，也可能是使用了福利制度过着低质量生活。另外，她们也有可能通过性交易来获得生活费和住处，虽然本书并没有触及这个方面。也就是说，许多没有成为流浪者而是留在家中的女性虽然面临诸多困难，却还是在走上露宿街头前的最后一步悬崖勒马了。本书出版以后，经过认证的NPO法人自立生活支援中心“舫”（Moyayi，这家组织接受贫困者的咨询）开展了相关调查，让人们重新认识到这些无法离开家庭的女性所陷入的困境。

“舫”的调查比较了男性与女性咨询者，其调查结果完全背离了我当初觉得女性一定更加贫困的预想。比起男性，女性咨询者中的流浪者更少，正在工作的人更多，持有的金钱数额也更高，咨询后选择申请生活保障的人也更少（丸山，2018）。换句话说，可以推断，女性咨询者的生活相较于男性咨询者更安定。这可以解释为，女性比男性更重视陷入贫困的风险，她们会在钱财散尽、流离失所、成为流浪者之前就感知到此类风险，并且在较早的阶段前来咨询。然而，如果对咨询内容进行逐一研究，就会发现不能单纯认为女性比男性生活更安定。比如以下案例（考虑到咨询者的隐私，我修改了部分细节）。

女性，40多岁。有听力障碍，持有三级身体障碍者手帐，每月领取4000日元的身心障碍者福利补贴。她与丈夫和上初中的儿子住在一起，儿子因受到霸凌而不愿去学校。丈夫要求她每月用3万日元应付所有家庭开支，她总是付不出伙食费和教材费。与此同时，丈夫却要每月花费3万日元购买自己喜爱的书籍和塑料模型。除了听力障碍，她还患有糖尿病和偏头痛，因此无法工作，但丈夫不给她治疗费，还不许她去医院。她曾以个人名义借贷，以支付总是不够的生活费和治疗伤处的医疗费，但最终无力偿还，只能申请个人破产。丈夫对她本人和儿子都口吐恶言，因此她想离婚。

女性，50多岁。现在与丈夫和上初中的女儿一起生活在公寓里。女儿有智力障碍，她本人是全职主妇。生活费依靠从事自营业务的丈夫的收入。她现在住的公寓是最近去世的亲生父母的遗产，因为有3个兄弟姐妹，所以现在正因为分遗产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丈夫一直在对她施暴，因为暴力升级，所以她想带上女儿离家出走。然而她名下没有储蓄，也担心女儿能否适应环境的变化。

在40多岁女性的案例中，丈夫可以自由购入自己兴趣爱好相关的东西，却连最低限度的生活费都不给妻子。妻子为了凑出生活费和医疗费不得不去借贷，因此想要离婚。在50多岁女性的案例中，妻子虽然因为丈夫的暴力想要离家出走，但因为全职主妇没有收入，她虽然有资产却无法简单分割，再加上担心女儿的障碍症而无法离家。这2个案例代表了这样一种现象：当女性在家庭内部遭到来自丈夫的身体与精神暴力，因想逃离暴力而前来咨询时，在那个时间点依然拥有家庭收入，因此不会被视为贫困女性，咨询记录上也会留下她们有收入和住房的描述。如果我们不详细探讨具体事例，就无法看清女性的贫困状态。

这种制度前提——即只要家里有能够赚取一定收入的男性户主，女性就不会陷入贫困——实际上正如前述案例那般，即便丈夫能赚取一定程度以上的收入，因为家庭内的金钱分配不平等，也有可能会造成只有妻子（和孩子）陷入贫困的状态。然而，过往的贫困研究并不能充分捕捉这种只有特定的个人在家庭内部贫困的状态。这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来把握贫困是一般的研究方法。因此，前述案例中的妻子们只要不离婚且不离开家庭，就无法被认定为贫困，继而陷入一种“无法变成贫困人士”的状态。在有婚史的女性之中，高达8.6%的人有过这种也称“经济型家庭暴力”的经历，可见这绝非少数情况。再加上许多夫妻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女性因自身收入较少而在经济上依赖丈夫，导致夫妻关系一旦破裂，选择分居或离婚，女方就有很大概率会陷入贫困。然而，现在以家庭为单位来把握贫困的主流研究方式，并没有将此类“贫困风险”纳入考量。

因此，在思考女性的贫困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单亲母亲家庭和单身女性等女性身为户主的情况，也必须考虑在维持婚姻的家庭中会出现的“家庭内部的隐性贫困”。这就是我在完成本书后产生的新的问题意识。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往未考虑性别的贫困理解方式，打开名为家庭的黑箱，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正在尝试的方法包括：使用易于把握个人生活水平的剥夺指标，以掌握研究对象偏离一般生活方式的程度；在金钱之外，也把可替代金钱的时间纳入考量范围来把握贫困（丸山，2020）——这些方法试图以更注重性别问题的方式来把握家庭中的个人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这样，就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女性的贫困不仅包括女性户主家庭中显而易见的贫困，还包括那些隐藏在家庭内部的贫困。

3 流浪者的主体性

接下来，我想先在此整理一下本书的核心主题——关于流浪者主体性的思考。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朱迪斯·巴特勒关于主体的讨论（Butler, 1992-2000）。巴特勒将主体理解为被司法召唤的结果，即被生产出来的对象。包含规则和规范的司法的话语实践拥有一种力量，能够逼迫人们作出选择——遵从还是背弃。因此，主体并非预先存在的东西，而是回应司法召唤而生产的结果。另外，在这些探讨之中，巴特勒引入了作为话语实践媒体的主体性（agency）概念来替代主体。主体性既是通过语言形成的，又是使用语言的媒体——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主体性不完全是能动的，也不完全是被动的，它是一种在被结构规定的同时又能重新创造出结构的存在。巴特勒之所以会这样思考，并不在否定主体的存在，而是因为她想重新审视把主体构建得宛如自然存在的研究前提。

我不是想否定流浪者的主体性，但对试图思考“将主体作为既定前提到底会忽视什么”这一问题的我而言，巴特勒的探讨富含启发性。为了对抗把流浪者视为脱离常轨者的目光，日本的流浪者研究强调流浪者才是适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通过劳动自立生活的人。流浪者也被浪漫化，成为对我们生活的社会提出质疑的存在，他们对社会有意无意的“抵抗”也被研究者与更激进的流浪者运动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我看来，这似乎事先假定了一个自立的主体，而且只关注流浪生活中看似具有主体性的那部分。可能正是这种视点导致女性流浪者的存在被驱逐到研究视野之外——这就是本书的主张。我在本书中描绘的是她们在各种各样的制约与具体语境中根据每个时间点的状况作出反应的过程。其中包含了：看上去像是主体的部分；看上去不像是主体的部分；看上去具有合理性的结果；看上去不具有合理性的结果。所谓的把握主体性，就是要把握包括上述所有过程在内的人类实践。而流浪者的主体性，不正是在上述过程中，作为其中一部分显现出来的吗？

本书之所以这样描述流浪者的主体性，是因为本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流浪者，更是其中的女性。如果以少数群体为对象进行研究，就会被这些人以个人力量对抗社会的崇高和勇气深深感动，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感觉。然而，如果研究者因此就想描绘弱者的“主体性”和“抵抗”，会面临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难道这样做不会排除无法抵抗的、更弱势的弱势群体吗？这一疑问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对我而言，流浪女性就是这样一种被排除在外的存在。因此，我想要通过女性主义理论，再次重新审视从事少数群体调查研究的人容易陷入的研究框架。正如岸政彦在评论中的恰当评述，我的研究方法抵达了这一目标——在女性流浪者的生活语境中描绘她们置身的结构性状况以及她们时不时对此作出反应的过程。她们的反应时而是抵抗，时而是服从，时而又难以定义到底是抵抗还是服从，绝不容易理解。但我认为，与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有所关联（哪怕只是一时的关联）的田野调查者，应该用一种他人也能理解的形式来说明她们采取那种行为模式的理论。

女性流浪者的行为乍一看互相矛盾，有看似不合理的部分。比如，她们嘴上一直在说露宿生活很痛苦，却总是不愿脱离那种生活，明明只要愿意就能做到。再比如，说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候就是过着露宿生活的现在。又或者，即使离开公园进入机构，也总是回到公园里来。岸政彦指出，可以用“他者的合理性”这一概念来定义做出这些行为的人们的内心机制，并用大家能理解的方式作出说明，才是质性调查研究应该致力于的目标。关于这一点，岸政彦有更详细的解说，请参见本书出版后，我和岸政彦等人共同完成的《质性社会调查的方法——关于“他者合理性”的理解社会学》（岸、石冈、丸山，2016）。那本书收录了许多内幕，比如作为本书根基的调查的实际过程、概念逐渐收束的经过等，希望大家在阅读本书时也能参照那部分内容。

4 “女性”的位置

另外，关于本书对流浪女性“身为女性一事”的理解，有容易引起误会的部分，因此我想先对此进行一番说明。

对于像本书这样在某个对象群体中只选取女性的研究而言，也会有人批判是在通过将女性描写为与男性本质不同的存在，来再生产性别范畴、强化性别二元论，是种性别本质主义的论调。出于同样的原因，卡罗尔·吉利根的《不同的声音》虽然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获得高评价，却也引起了类似争议，因为她的论著将女性特征化的叙述（关于道德与关系性）与男性作比较。吉利根在序文中写道：“我比较男性和女性各自的声音，并不是为了展示普遍的性别形态。相反，通过比较男性和女性的声音，我希望探明其背后两种思考方式的差异，然后重点探讨应该如何解释这些差异。”（Gilligan, 1982-1986: xii—xiii）也就是说，吉利根更想关注的不是男女性别范畴中的固有形态，而是大家解释这种固有形态时采用的认知方法。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批判她展示的是女性这一性别的固有特征，并强化了“男性/女性”

这种二元论的性别本质主义理论。

本书最关注的也是探明女性固有的实际情况的实证主义理论，与此同时，也有认识论方面的视角——质问通过排除女性来建立的过往研究的前提。本书所指出的女性流浪者的“情境依赖性”和“非合理性”之所以会在女性中更明显，是由于女性一直以来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不过，就算这些是女性本质具有的特性，也不是只属于女性的特性，正如我在第六章和第八章所叙述的，我们在男性身上也能看到这些特性。然而，过往研究之所以没有记载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因为这些研究建立在基于一以贯之的自主意愿来选择合理行为的“具有男性特质的”人类形象之上。换言之，我们本来也应该在男性中看到“情境依赖性”和“非合理性”，但以男性为前提的过往研究并未涉及这一方面，只有通过将女性设为研究对象，才能让人类天然具有的这一特性重见天日——本书想要探讨的问题正是让这一特性重见天日的方式，即把这种认知框架视为问题。

不过，揭示女性流浪者固有的实际情况当然是本书的一大关注要点。只是在此过程中，如何理解“女性”十分重要。即使是在第五章中登场的4位女性，生活史也各不相同，要将女性流浪者作为一个群体来理解并指出其共通性，并不是容易的事。但我认为，如果一定要描绘出“女性的固有性”，在根本上与本书的设问互相排斥。换言之，本书的目的是质问过往的流浪者研究是如何通过约定俗成地假定一个男性形象来排斥女性的，如果我在此基础上再假设一个“女性固有的流浪者形象”，就会进一步从女性流浪者之中排斥无法进入这个群体的少数群体。如此这般，本书也会落入自己所批判的那种窠臼。因此，描述女性这一性别范畴的固有特性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本书的问题出发点势不两立，所以我认为，本书还是必须避免描述“女性固有的特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贯穿全书的女性流浪者身为“女性”的问题呢？为了理解这点，本书采取把性别视为实践的视点。如果把性别视为身体和人格所具有的实体，就可以假定存在预先一分为二的性别范畴——比如“男性”与“女性”——并以性别范畴为前提来记述一个人具有某种程度上一以贯之的身份认同。然而，如果将性别作为一种实践，如果认为人们是在互相给对方的身体、人格以及行为赋予意义，而性别是这些话语的结果，那么就能聚焦于人们使用性别相关话语时的具体场景，记述那些具体场景，避免创造一个名为“女性”的集体共通性。我认为这种看待性别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对“女性”的本质主义定义以及对其固有特性的描述。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多样化的女性流浪者之中，选取部分女性作为特别依据来展开讨论。如前所述，即使将女性流浪者作为一个整体归为一类，她们的生活史、生活情况和身份认同也各不相同：有些属于所谓的“男性化的”人（典型例子有第七章的绿），自豪于自己可以巾帼不让须眉；有些属于所谓的“女性化的”人（例如第五、六章的玉子，第七章的惠子和逸子等），她们更容易被他人影响并随波逐流。虽然本书也描绘了“男性化的”人的存在方式，但我的主轴确实放在了“女性化的”人身上，我必须承认这是本书应该反省的地方。我的初衷是想写女性流浪者的民族志，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其实也可以坚持探索这一领域存在“男性化的”女性流浪者的现实。但我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本书的出发点是质问过往流浪者研究将女性排除在外的原因。

在本书中，我试图以某种方式，将我在田野调查中看到的具体现实与社会学/女性主义理论的关注点做顺畅的结合。不过，对我而言，质问现有的流浪者研究排斥女性的原因，或许比描绘流浪女性的实际情况更为迫切，在这方面，我可能有过于偏重理论之嫌。我写作本书有两个目标：第一，想要撰写女性流浪者的民族志；第二，想要统合理论与实践。本书到底做到了几分呢？这个就交由阅读的各位来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