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说：两块五一斤的自尊

我叫阿明。很多年后，当我坐在北方大都市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喝着一杯几十块钱的冰美式时，我舌尖上偶尔还是会泛起一股奇异的味道。
那不是咖啡的醇香，而是一种混杂着阳光、雨水、泥土和少年人倔强自尊的，荔枝的甜腥味。
那味道，是我整个青春的底色。
我们家在南方一个十八线小城，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点，却刚好被北回归线穿过。
这意味着我们这里有长得过分的夏天，和仿佛永远晾不干的、黏糊糊的空气。
我们管自己的城市叫“榕城”，因为满大街都是那种胡须拉碴、动辄上百年的大榕树，把本就不宽的街道遮得更加阴暗。
我的青春，就是在这片湿热的阴影里，悄悄发霉，又野蛮生长的。
那会儿是21世纪的头十年，整个国家像一列轰隆隆往前冲的绿皮火车，而我的家，就是被甩在铁轨旁，溅了一身泥点子的道旁小石子。
我家很穷。
这不是那种“我爸妈不给我买最新款耐克鞋”的穷，是真穷。穷得叮当响，穷得理直气壮。
我们家住在一个叫“红砖社区”的地方，是以前某个国营糖厂的职工宿舍。一栋栋红砖小楼，墙皮斑驳，爬满了青苔，楼道里堆着邻居家的蜂窝煤和过冬的大白菜，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子酸笋、油烟和公共厕所混合的复杂气味。
我爸是下岗工人，下岗后蹬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在码头和菜市场之间帮人拉货。他赚的每一分钱，都带着汗水的咸味和廉价香烟的焦糊味。我妈在一家小纺织厂当女工，每天和巨大的噪音、棉絮粉尘打交道，回家时，连头发丝里都藏着工业的气息。
他们很少说话，更不会像电视里那样，坐下来讨论“孩子的教育”或者“未来的规划”。生活本身就像一台巨大的、生锈的机器，每天吱吱呀呀地运转，已经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力气。交流，是奢侈品。
对我来说，贫穷最直观的体现，不是吃不饱穿不暖，而是一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无处不在的“局促感”。
比如，夏天教室里的风扇。我们高中的教室，天花板上吊着四台“摇头将军”，吱呀作响，但吹出来的风永远是热的。即便如此，风扇下的位置依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我的座位在窗边，太阳从早上十点开始就直愣愣地晒着我的后背，校服湿透了，黏在身上，像一层甩不掉的皮。我不敢跟老师说换位置，因为那些在风扇下的同学，大多是交了“择校费”的，或者是家里有点头脸的。我这种靠着硬邦邦的分数挤进重点班的“泥腿子”，自觉没有提要求的资格。
再比如，一瓶可乐。学校小卖部里冰镇的可乐，两块五一瓶。对陈浩他们来说，那跟喝水一样平常。陈浩是我后座的同学，他爸是开大货车的，在我们那儿，就算是有钱人了。他每天穿着干净得发光的篮球鞋，课间休息时，总会拧开一瓶可乐，“吨吨吨”地灌下去，然后发出一声舒爽的、带着气泡声的饱嗝。
那声音，对我来说，是整个夏天最奢侈的交响乐。
我只在考试考了全班前三名时，才敢跟我爸开口，要两块五钱。我爸会沉默地从裤兜里掏出一个被汗水浸得发软的旧钱包，从一堆零碎的毛票里，仔细地抽出两张一块的，和一个五毛的硬币，递给我。那过程，充满了仪式感，仿佛递给我的不是钱，而是一份沉甸甸的、需要被珍惜的嘉奖。
所以，当我拿着那瓶可乐，感受着瓶壁上冰凉的水珠时，我从不舍得像陈浩那样“吨吨吨”。我会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让那股甜得发齁的、带着刺激性的液体在舌尖上停留尽可能长的时间。一瓶可乐，我能喝一个下午。
这就是我的世界，一个被价格标签精确划分过的世界。我的自尊和我的窘迫，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被生活这条线，紧紧地缝合在了一起。
直到林晓月的出现。
她是我的前桌。高二文理分班，她像一道柔和的光，毫无征兆地照进了我那个阴暗的角落。
林晓月是从市里最好的初中考过来的，据说中考分数比我还要高。她跟我们这群“红砖社区”长大的野孩子不一样。她的皮肤很白，是那种常年不见烈日、被牛奶和书本养出来的白。她的头发总是扎成一个清爽的马尾，走路时，发梢会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晃动，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是那种我妈永远舍不得买的、有水果味道的牌子。
她穿白色的连衣裙，裙摆干净得没有一丝褶皱。她的文具盒是铁皮的，上面印着可爱的卡通兔子，里面的自动铅笔、橡皮、各色水笔，摆放得整整齐齐，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而我的文具，只有一支用到快握不住的英雄牌钢笔，和一个油腻腻的、装着几根廉价笔芯的塑料袋。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物理距离不过几十厘米，心理距离却隔着一个太平洋。
我不敢和她说话。上课时，我的目光会越过她的肩膀，落在黑板上，但我的余光，却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不受控制地被她的一切所吸引：她挺得笔直的背，她偶尔因为思考而轻蹙的眉头，她写字时手腕上那根细细的红绳。
我像一个卑微的、偷窥的信徒，贪婪地观察着我心中的“神祇”。
转机发生在一堂美术课上。那天的美术课，老师要求我们用水彩画一幅窗外的风景。这对大多数同学来说，是新奇又好玩的一节课，对我来说，却是公开处刑。
水彩颜料、画笔、画纸……这些东西加起来，至少要三十多块钱。那是我家一个星期的菜钱。我当然没有。
我只能坐在座位上，手里握着那支英雄钢笔，在发黄的草稿纸上，徒劳地画着窗外那棵巨大的榕树的轮廓。周围的同学都在调色、说笑，颜料和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显得我愈发格格不入。
我的脸滚烫，感觉全班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
“你……没带工具吗？”
一个轻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猛地一抬头，是林晓月。她正侧着身子，手里拿着她的调色盘，有些不确定地看着我。
我窘迫得几乎要钻到桌子底下去，嘴巴张了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最后，我只是狼狈地点了点头。
“用我的吧。”她没有丝毫的鄙夷或者同情，那种眼神很干净，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常。她把她的画纸分了一半给我，又把她的颜料盒和水桶往我们桌子中间推了推，“我们一起画，画大一点的，就说我们是小组合作。”
那一刻，我感觉窗外的阳光，好像第一次穿透了那片厚厚的榕树叶，照在了我的脸上。热辣辣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结结巴巴地吐出两个字：“谢谢。”
“不客气。”她笑了，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看她笑。我感觉我的心跳，比我爸那辆三轮车的引擎声还要响。
那天下午，我们真的“合作”了一幅画。我其实没什么美术天分，但林晓月很有耐心，她教我怎么调色，怎么用笔锋勾勒树叶的轮廓。我们的胳膊偶尔会碰到一起，她的皮肤凉凉的，滑滑的，而我的，总是汗津津的。每次触碰，都像一次微小的触电，让我心慌意乱。
画画完的时候，她在画的右下角，签上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林晓月，李明。
那幅画后来被美术老师贴在了教室后面的墙上，得了个“优秀”。我每次回头，都能看到那幅画，看到我的名字，和她的名字，紧紧地挨在一起。
那是我整个高中时代，最荣耀的勋章。
从那以后，我和林晓月的话，渐渐多了起来。她会问我数学题，尽管我知道，以她的成绩，那些题她自己肯定能解出来。她只是想找个话头。我呢，就故作深沉地给她讲解，享受着她投来的、带着点崇拜的目光。
她也会跟我分享她的事情。她告诉我，她喜欢周杰伦的歌，喜欢看村上春树的书。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语言。我们家只有一台十四寸的、收不到几个台的黑白电视，我爸最喜欢看的，是本地新闻和天气预报。
为了能和她有共同话题，我开始省下我的早饭钱。五毛钱一个的馒头，我改成两天吃一个。攒够了十块钱，我就跑到镇上唯一一家租书店，去租那些盗版的周杰伦磁带和村上春树的小说。
我躲在家里那个没有窗户、只有一个昏黄灯泡的小房间里，用一台老掉牙的、需要不停更换电池的复读机，一遍遍地听《七里香》和《晴天》。我把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翻来覆去地看，很多地方看不懂，就硬背下来。
当我在某个课间，装作不经意地对林晓月说出“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时，我看到了她眼睛里闪烁的惊喜的光。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饥饿和窘迫，都值了。
我像一只努力想要开屏的、羽毛却残破不堪的孔雀，用我仅有的一切，笨拙地向她展示着我的“世界”。
而我的交通工具，是我爸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身是黑色的，但大部分地方都生了锈，露出了黄褐色的底。骑起来的时候，链条会发出“咯噔咯噔”的抗议声，仿佛随时都会散架。
而陈浩，他骑的是一辆崭新的捷安特山地车，银白色的车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每天放学，他都会故意在林晓月身边绕一圈，然后潇洒地跨上车，一阵风似地消失在街角。
林晓月家离学校有段距离，她也是骑自行车。一辆粉红色的淑女车，车头还有一个小小的车篮。
我多想，能有一天，骑着一辆不那么破烂的自行车，和她并排走在回家的路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远远地跟在她后面，闻着空气里残留的、她发梢的香味，直到看见她拐进那个和我家截然不同的、有着干净楼道和明亮窗户的小区。
我跟我爸提过，我想要一辆新自行车。
那是在一次晚饭时，饭桌上只有一盘炒空心菜和一锅白米粥。我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把头埋在碗里，含糊不清地说了我的请求。
空气瞬间凝固了。我妈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我爸“吧嗒吧嗒”抽烟的声音也停了。
过了很久，我爸才把烟摁灭在桌角，用一种我听不懂的、沙哑的语气说：“现在这辆……不能骑了？”
“能……”我的声音比蚊子还小，“就是……有点旧了。”
“旧点，能骑就行。”我爸说完这句，就站起身，走进了他的小房间。我知道，这个话题结束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我爸在院子里忙活了很久。院子里没有灯，他点了一根蜡烛，昏黄的烛光下，我看到他佝偻着背，在给那辆二八大杠上油、紧螺丝、擦拭铁锈。他还用黑色的油漆，把那些锈得最厉害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涂了一遍。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那辆“焕然一新”的自行车时，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它依然很丑，像一个涂了廉价化妆品的丑角，但那些黑色的油漆，在我眼里，却比陈浩那辆山地车的银光还要刺眼。
我爸站在门口，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或许是歉意，或许是无奈。他说：“先骑着吧。等爸……再多拉几趟货。”
我什么也没说，跨上车，头也不回地骑向了学校。那一天，我把车蹬得飞快，咯噔作响的链条声，像是在为我那无处安放的自尊心，奏着一曲悲壮的进行曲。
高三的夏天，来得比以往更猛烈。空气里的湿热，混杂着试卷的油墨味和所有人的焦虑，让人喘不过气。
就在那个夏天，我们那个常年风平浪静的小城，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台风。
台风来的前一天，天色就变得很奇怪，是一种诡异的、压抑的黄昏色。风很大，刮得路边的榕树“哗哗”作响，像鬼哭狼嚎。
学校紧急停了课。我骑着我那辆修补过的二八大杠，在狂风中艰难地往家赶。雨点像石子一样砸在身上，生疼。
回到家，我爸正拿着木板和钉子，在加固那个摇摇欲坠的窗户。他看到我浑身湿透，只是皱了皱眉，说：“赶紧换衣服，别感冒了。”
那天晚上，我们哪儿也没去。外面是世界末日般的景象，风声、雨声、不知道谁家屋顶被掀飞的铁皮的撞击声……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那个小小的客厅里，听着收音机里不断重复的台风预警。
我爸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股呛人的味道。
后半夜，雨下得更大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被我妈的惊叫声吵醒。我睁开眼，发现水已经漫进了屋里，淹过了我的脚踝。是从门缝里倒灌进来的。
我们住在一楼，地势又低，成了重灾区。
我爸二话不说，跳下床，开始往外舀水。但根本没用，外面的水位比屋里还高，水还在不断地涌进来。家里的那些老旧家具，桌子腿，椅子腿，都泡在了浑浊的泥水里。
我爸突然想起了什么，脸色一变，冲我喊：“阿明，快，把你的书包拿到床上去！”
我的书包里，装着我整个高三的课本、复习资料和做满了笔记的本子。那是我全部的希望。
我手忙脚乱地把书包抱到床上，用塑料袋一层层地包好。
天亮的时候，风雨小了一些。但我们家，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水退去后，留下了厚厚的一层淤泥，屋子里所有东西都湿透了，散发着一股霉味。
更糟糕的是，我爸在半夜抢救邻居家东西的时候，被一块滑落的瓦片砸伤了腿。伤口不深，但在这又湿又脏的环境里，很快就发炎了。他躺在床上，腿肿得像个馒头，脸色苍白，却还咬着牙说“没事”。
我知道，家里完了。我爸不能出车，就意味着断了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看着床上痛苦呻吟的父亲，看着在淤泥里默默收拾残局、头发又白了许多的母亲，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心里某个东西，被彻底压垮了。
什么自尊，什么少年心事，什么和林晓月的朦胧情愫……在赤裸裸的生存困境面前，都显得那么可笑和苍白。
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们家院子角落里，有一棵我爷爷辈就种下的荔枝树。因为我们这儿的土壤和气候，那棵树长得特别好，结的荔枝也特别甜，是我们那一片出了名的。往年，荔枝熟了，我爸会摘下来，送一些给街坊邻居，剩下的，就留给我当零食吃。
台风过后，很多荔枝都被打落了，但树上还挂着不少。红彤彤的，像一串串小灯笼。
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这些荔枝摘下来，拿去市场卖掉。
我找来梯子，爬上树，把那些幸存的荔枝一串串地剪下来，装进篮子里。荔枝的枝叶划破了我的胳膊，黏腻的汁水和我的汗水混在一起，但我一点都不在乎。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用我那辆二八大杠，载着两大筐荔枝，去了我们市里最大的农贸市场。
那是我第一次，以一个“小贩”的身份，出现在那种地方。市场里人声鼎沸，充满了鱼的腥味、肉的膻味、蔬菜的土味。我找了个角落，把荔枝摆在地上，学着旁边的大爷大妈，扯着嗓子喊：“卖荔枝咯！自家树上长的，甜得很！”
我的脸烧得像火一样。我害怕，害怕遇到任何一个认识我的人，尤其是我的同学。
但生活就是这么戏剧化。你越怕什么，它就越来什么。
大概上午十点多，市场里人最多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咦，这里的荔枝看起来不错。”
我猛地抬头，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
是林晓月。她和陈浩站在一起。
林晓月还是穿着那条白色的连衣裙，在这嘈杂混乱的市场里，干净得像一朵不染尘埃的百合花。陈浩跟在她身边，手里还提着一些一看就很贵的进口水果。
他们也看到了我。
林晓月的表情，先是惊讶，然后闪过一丝了然和……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陈浩则是毫不掩饰的错愕，他指着我，又指着地上的荔枝，张大了嘴巴。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被展览在全世界面前。我所有的伪装，所有的骄傲，都在她清澈的目光下，碎成了齑粉。
我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让我钻进去。
空气凝固了，周围的嘈杂声好像都消失了。我能听见的，只有我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声。
还是林晓月先打破了沉默。她走到我的摊位前，蹲了下来，拿起一颗荔枝，轻声问：“这个……怎么卖？”
她的声音很温柔，没有任何异样的情绪，就像一个最普通的顾客。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都给我吧。”林晓月没等我回答，就站起身，对我说，“这些我都要了。”
“晓月，你买这么多干嘛，我们家不是刚买了……”陈浩在一旁不解地问。
“我想吃。”林晓月打断了他，然后从她的小钱包里拿钱。
就在这时，陈浩也反应过来了。他大概是出于一种富家子弟的、居高临下的“善意”，从钱包里掏出几张一百的，递到我面前，用一种我最讨厌的、带着点施舍的语气说：“李明，你家里是出什么事了吗？这点钱你先拿着，不够再跟我说。”
那几张红色的钞票，像一团火，灼伤了我的眼睛。
如果说，林晓月的举动是小心翼翼地维护了我最后的体面，那陈浩的行为，就是把那层遮羞布，狠狠地撕了下来，还扔在地上踩了几脚。
一股说不清是愤怒还是屈辱的热血，猛地冲上了我的头顶。
我一把推开陈浩的手，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不要。我的荔枝，两块钱一斤。”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陈浩愣住了。林晓月也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心疼。
最后，还是林晓月把钱递给了我，不多不少，正好是那两筐荔枝的价钱。我接过钱，把荔枝递给她。整个过程，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
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在那个角落里坐了很久。太阳升到了头顶，火辣辣地烤着大地。我看着手里的那叠被汗水浸湿的、皱巴巴的零钱，突然就哭了。
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哭得那么凶。不是因为穷，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我那点可怜的、一文不值的自尊心，被现实狠狠地踩碎了。
那天回家，我把卖荔枝的钱，一五一十地交给了我妈。我妈拿着钱，手都在抖。我爸躺在床上，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眼眶红了。
过了很久，他才沙哑着嗓子说了一句：“我儿子……长大了。”
那场台风，那场大水，那次卖荔枝的经历，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成人礼，粗暴地结束了我的少年时代。
后来，我以全校第三的成绩，考上了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爸把他那辆三轮车擦得锃亮，载着我，在小城的街道上，来来回回地转悠。他没有笑，但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高兴。
我去上大学那天，林晓月来送我了。她还是穿着白色的裙子，在喧闹的火车站里，安安静静地站着。
她送给我一本书，是精装版的《挪威的森林》。扉页上，用她娟秀的字迹写着一句话：
“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我们聊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聊。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没有说一句“我喜欢你”。我们都默契地知道，那个在美术课上共享一盒颜料、在市场里买卖一筐荔枝的夏天，已经过去了。我们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几千公里的铁路，而是两个再也无法重叠的世界。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站在站台上，对我挥手。我看着她的身影，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和故乡那片湿热的空气，融为了一体。
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很多年过去了。我在大城市里扎下了根，有了体面的工作，过上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我也会在夏天，买很贵的进口荔枝吃。它们的个头很大，果核很小，果肉很甜，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它们缺少了一点什么。
缺少了北回归线上那猛烈的阳光，缺少了台风过境后那咸湿的雨水，缺少了一个少年，在燥热的空气里，那份又酸又涩的、关于贫穷、自尊和爱的，最初的味道。
那味道，像一层看不见的尘埃，落在了我的整个青春里。轻轻一拂，便会呛出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