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走茅台、国窖、五粮液的人，成了盒马鲜生的“熟客”

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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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石灿

钱鸣嗜酒，从浙江横店的一家公司辞职之后，整天闲着，手头越来越紧，酒瘾却从没减过。

没钱买，他就打起了偷盗主意。2025年4月的一天，他盯上盒马鲜生，“人流量大又是自助结账，不容易被发现。”

为了降低被抓的可能性，他从横店去到义乌的盒马鲜生行窃，两次顺走三瓶五粮液，尝到甜头后，干脆又跑到诸暨，一口气拿了四瓶酒——一瓶五粮液，三瓶茅台，装袋就走，头也不回。

但他还是被抓了。盒马员工清点时发现少了几瓶酒，报警后民警调监控，很快把钱鸣抓了回来。

这不是个例。我翻遍2017年至2025年因在盒马鲜生盗窃商品而被判刑的所有裁判文书后，发现里面藏着不少“酒鬼”。

他们悄无声息地在干净明亮的货架间游走，选酒、下手、离开，一气呵成。有人是惯犯，有人是熬不下去的普通人。酒对他们来说，未必只是酒，更像是生活里最后一块体面的遮羞布。

盒马的自助结账系统，设计初衷是提升效率，却在实践中制造出监管盲区，成为他们投机取巧的通道。它代表着新零售的前沿实验，也暴露了智能系统在面对复杂人性时的盲区，老问题总是困扰着新物种。

这是一套为“理性消费者”打造的系统，却被非理性的现实一次次拷问。他们带走的，既是瓶中酒香，也是现代都市光鲜表面下的裂痕。

01

黑色书包里的酒

2020年元旦，长沙。喜盈门范城盒马鲜生门口，吴大言站在原地等待。他没有进店，也没有买东西，只是习惯性地看着人流。几分钟后，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背着黑色书包走出。他刚从货架上拿了三瓶“酒鬼酒牌内参”白酒——平均每瓶价值980元，塞进了黑色背包，却只结账几样零食。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来这家盒马偷酒，也不是第一次成功离开。只是这一次，没能走远。他们在门口被工作人员拦下，酒被追回，人也被带走。

男孩叫欧小华，未满14岁。背着酒的是他，站在外头等待的主谋，是吴大言。

吴大言1988年生于长沙，小学文化，无业。2016年因盗窃被判六个月，出狱三年后，他再次走上熟悉的路径。这一次，他带着一个尚不构成刑责的少年，一起进入城市的盒马门店。

从2019年3月开始，他频繁流动。暂住在朋友戴某家中不久，就偷走一台1820元的组装电脑。4月底出现在重庆渝北区沃尔玛超市，开始带着欧小华配合作案：货架取酒，藏进背包，由少年带出。他们先后得手两次，第三次在5月1日被拦下，习酒、T恤、短裤，一并追回。

他很快意识到少年是“挡箭牌”。于是12月起，他们连续四次在长沙各区盒马作案。雨花、开福、天心、芙蓉……目标一致：白酒，价格从七八百到一千多元。他知道哪种酒值钱，哪家店人少，怎么躲过摄像头和巡逻员。他像个熟练工，只不过“工地”是超市。

判决书显示，仅盒马鲜生的盗窃部分，白酒总价值达7985元。加上此前偷酒、偷电脑、偷摩托车，吴大言共盗窃9次，部分未遂，最终被判刑一年十个月，罚金一万元，赔偿一万多元。

但这些数字背后，是更难被量化的裂痕。

在法律系统中，他是“累犯”；在城市系统中，他是“低频参与者”；而在盒马的系统里，他成了“异常用户”——反复进出，不消费，反而精准切中系统漏洞。他不是盒马理想中的顾客，但几乎成了它的“熟客”。

盒马鲜生，是他主动选择的目标。门店密集，高端酒品种多，自助结账宽松，人员巡视松散。他甚至知道，哪些酒最畅销，哪些包装最方便藏匿，哪些时段最适合动手。他从未享受盒马为中产家庭设计的购物体验，却比普通消费者更熟悉盒马的结构与漏洞。

盒马鲜生全国门店分布图，数据截至2025年7月12日，共有400家

他不是为了消遣而偷，而是为了苟活下去——每瓶白酒换来几百元，每次作案只是为撑过一天。曾有一次，他从长沙朝阳广场盒马鲜生店偷了两瓶“国窖1573”，价值1590元，是他单次作案的最高金额；也曾在宁乡偷了一辆女式摩托车，卖了500元。钱不多，却足以够他混到下一个日子。

欧小华的存在，将这个故事推向另一个灰色地带。他没有被起诉，也未承担刑责，但在一次次进入超市、藏酒、出门的过程中，成了一个被动构建的小型犯罪工具。他是被利用的，也是被系统忽视的。

整个案件里没有一句情绪性的陈述。没有“为何而偷”，没有“如何落魄”，只有一个又一个城市、品牌、商品和价码，拼接出一个人几乎没有社会嵌入感的日常轨迹。吴大言不属于盒马，也不属于城市。但他曾用最隐蔽的方式，在这套高效但封闭的商业系统里“参与”过。

这不只是一个关于“偷窃”的新闻，更像是一种社会张力的显影。在现代零售和传统边缘生活之间，吴大言游走其间，不被欢迎，也未被看见。

在那些亮着灯的盒马门店里，他和少年像影子一样穿行。他没有掀起惊动世界的风浪，只是每次轻轻拧开一个系统缝隙，带走一瓶酒，换几张钞票，然后消失。

然而，类似的故事远不止他们两人。

02

缝隙里的两张脸

与吴大言不同，有的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破解盒马的“新零售”系统。

欧阳展翅最后一次走进盒马鲜生，是在2020年3月21日。他熟门熟路地绕到上海松江区平高广场二楼的自助结账区，手里拎着两瓶酒。但这一次，他没能成功走出去。工作人员注意到了异常，两天后他被抓。

他的方法不复杂，用低价蔬菜的条形码替换高价酒的标签，再在自助收银机上顺利结账。就像正常购物，只是把清酒和红酒贴上了“白菜价”。从2月到3月，他在这家门店重复了三次同样的操作，共带走两瓶獭祭清酒和一瓶奔富BIN407红酒，价值合计2685.56元。

判决书上写着，他是北京人，1989年出生，案发时人在上海。他的生活背景没有留下记录，只剩下“多次盗窃”“自愿认罪”这些关键词。他的作案既无暴力也无同伙，像是在一套熟悉的系统中做了三次“测试”。

盒马鲜生的自助系统是建立在天然的信任基础上的，扫码、付款、无干预……都是为了提升效率和服务。但对欧阳展翅来说，那是一套可以被“破解”的流程。他没有修改系统，只是利用人机监管之间的空隙，把一张条码变成一张临时通行证。

可是，偷盗行为从来都不被允许。他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三瓶酒被追回。此事很快结束，他也被简化为盒马系统里一次被修补的缺口。

李钟兴的方式更保守。他没有改条码，但会用红肠、牛腱子、意面等商品掩盖高价白酒。2021年4月、5月，他两次出现在上海浦东的两家盒马鲜生门店，作案地点从金桥国际到长泰广场，目标始终一致：五粮液。

他会先选几样日常商品装进购物袋，再在其中夹入两瓶单价1280元的五粮液。商品搭配不多不少，足够遮住酒瓶，又不至于太过突兀。他想营造出一个“正常消费者”的形象，但第二次他失败了，被工作人员拦下。

李钟兴1987年出生，上海人，有前科。2016年因盗窃被拘留15天，2020年再次因类似行为被行政处理。这一次，法院判他拘役五个月，罚金两千元，因已羁押超过四个月，刑期基本折抵。他认罪态度好，白酒已退还盒马，剩余损失他承担赔偿。

和欧阳展翅一样，他没有同伙，不靠暴力，不偷生活必需品，而是专挑盒马高价值、易流通的白酒下手。他不是随机偷，而是反复尝试、精准判断。他不改系统，而是靠商品搭配，规避监管。他知道哪种商品贵、哪种商品能遮挡、哪种门店人少。他像一名在商业系统边缘游走的“微利投机者”。

盒马鲜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被破解”的零售模型。他们利用技术替代人工时可能出现的监管盲区。他们偷的是白酒——酒，是最有价格想象空间的标品，也最容易在二级市场“出手”。

欧阳展翅偷了三次，李钟兴行动两次，获得物不算巨额，但足以构成犯罪。他们不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判决书里只是一组身份模糊的标签：无业、累犯、认罪。

他们的故事，不止关于酒，还关于城市边缘人如何在一个高度系统化的零售流程中寻找“出口”。他们偷的，是可以兑换成现金的高价值商品；但更深的，是试图偷渡进某种他们长期缺席的生活方式。

盒马依旧营业，酒依旧上架。他们的身影却消失在监控之外，只留下一串数字和一份被处理完毕的案件。欧阳展翅和李钟兴的故事，是对盒马鲜生系统的直接挑战。高端白酒成了他们精准选择的目标，他们用技巧和经验反复试探着监管的边界。

03

城市边缘的偷酒者

在盒马鲜生，偷酒的人通常不是冲动型的，也不是真的醉汉。他们清醒、冷静，像执行一次不声不响的任务。除了利用监管盲区的行为，另一些人则用更“传统”的方式，悄然行走在城市的零售空间。他们对货架位置烂熟于心，知道哪些品牌值钱，也知道哪些系统有空隙。刘昭与张烨，便是这样两位“局外人”。

刘昭的路线，从山东青州出发，在辽宁几座城市之间穿行。

他不偷日用品，只偷酒。目标精准：红花郎、青花郎、泸州老窖、酒鬼酒、梦之蓝，单瓶售价多在五六百元以上。他进入门店时通常是独行，作案也在白天。他习惯性地选择大型连锁超市，尤其是大润发和盒马鲜生。前者动线复杂、人手紧张；后者自助系统、布局开阔，防范边界更模糊。盒马鲜生，在他的盗窃地图上只是一站，却成为他最终获刑的关键证据之一。

2020年4月，刘昭接连在锦州、阜新、大连等地作案，短短十天内盗走六瓶酒。每次作案之后，他立即离开城市，仿佛预知自己的存在不能久留。他没有同伙，也不炫耀“战绩”。他是个流动的影子，凭借酒的价值来维系生活节奏。他的身份信息写在判决书里：小学文化，无业，因盗窃累犯。除此之外，关于他的社会痕迹几乎空白。

而张烨，则是另一个版本的孤行者。

他38岁，湖北来凤人，大学毕业，近年来无业。与刘昭不同，他不销赃，也不逃离现场太远。偷来的酒，全被他一个人喝掉。

2023年到2024年，张烨在上海盒马鲜生作案九次，窃得白酒总价值超1.3万元。他熟悉每一家盒马门店的结构，知道哪些橱窗不设隔断，哪些收银台缺少人盯。他避开高峰，穿着得体，在无人巡查时快速出手。有一次，他甚至从绿地新都汇店偷走了一瓶2259元的五粮液。他从不慌张，也不多言。被抓后到案才得知，他窃得的白酒均已被喝完。

他是惯犯，早在2014年、2017年和2024年初就三次因盗窃获刑。这次再次被捕，是在2024年12月。他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款6000元，加上此前几次刑期，他的人生已有四年多在监狱中度过。

他的盗窃，更像是一场计划精密的“消费”。但他没有经济能力，只能以偷取的方式参与。他不是酒商，不为变现；他更像是以酒精麻痹现实的逃避者。他没有稳定工作，像一台不稳定却重复运行的系统，在盒马的不同门店之间不断穿行。

盒马鲜生，是他少有的“熟地”。对它的了解，几乎超过普通顾客。他知道五粮液第八代的瓶身大小，也知道国窖1573藏在哪一层货架。他是这个智能零售体系里的反面镜像，用最朴素的手段挑战最现代化的商业模式。

两人没有交集，却像互为注脚：刘昭用偷来的酒换生计，张烨用酒填补孤独；前者是流动的生活应对者，后者是城市里的漂浮影子。

他们共同的战场是盒马——那个本该服务中产、代表未来消费的零售平台，却被他们频繁出入，甚至作为首选目标。他们不属于盒马定义的用户画像，却在现实中反复“登录”，成为系统漏洞的活证人。

这类案件并不罕见，也不复杂。没有暴力，没有团伙，只有一个人、一瓶酒、一段通道。刘昭与张烨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关于偷酒的叙述，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城市与个体之间复杂的关系。盒马鲜生这样一个为中产服务的智能零售平台，在他们眼中成了一个开放的战场。

刘昭服完一年刑期后或许仍将继续漂泊；张烨的四度入狱背后，也没有等他回来的生活。可他们的名字，早已从判决书之外消失，像城市系统里的一段缓存日志，被迅速清除。

盒马鲜生的自助收银仍在运行，古老的问题总是降落到新零售身上。

04

偷窃生活用品的人

男性偷酒者之外，还有另一类不易被察觉的存在——女性偷窃者。刘紫宁和杨颜或许没有刘昭和张烨那般高调，但她们的故事同样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裂缝与选择。

刘紫宁的出现，不曾引起任何注意。一个四十岁的中年女性，住在长沙雨花区，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太多社交痕迹。她进出盒马鲜生时，穿着得体、举止平静，很像这座城市里千千万万普通消费者的一员。她只是把日子过得更静默，也更精细。

2021年8月到9月的33天里，她去了盒马鲜生8次，每次都悄无声息地带走未付款的商品。不是藏匿、也不是抢夺，而是混合搭配、错位结算：一个购物袋、几瓶饮料、一点便宜的蔬菜被扫码，其余高价商品——进口红酒、精致肉类、乳制品、金果、鳕蟹肉——被藏进随身包内，一并带出。

她像是一个精明的采购员，把“品质生活”的轮廓安排得井井有条，只不过绕过了收银台。她最常偷的是酒，从“杰克丹尼”威士忌到“龙吟”清酒，从欧法西拉到奥伯拉古堡。她也会顺手拿腊肠、牛排、吐司和乳酸菌。搭配讲究，选品精准，像是在反复校准她想要但从未真正拥有的生活。

她最终被抓，在一次携带近600元商品准备离店时，被店员当场识破。她没有反抗，只是低头。她退赔损失，获得盒马谅解，最终被判处七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没有人知道她后来是否还回到那家店，也没人记得她曾在冷藏区前反复徘徊的背影。

刘紫宁不是孤例。

同样是在盒马鲜生，另一位女性，杨颜，也走上了类似的路径。她今年37岁，贵州遵义人，有大专学历，但多年无固定工作。

2020年春，杨颜11次走进贵阳的盒马门店，从黑鱼片、腊肠到坚果饮料，次次得手。她熟悉动线，操作快速，盗窃清单甚至带有个人偏好：几乎每一次都有“黔五福”腊肠，有时搭配番茄、洗发水，有时加一包甜点或维生素饮料。她真的太喜欢“黔五福”腊肠了。

贵州五福坊食品公司官网上的“黔五福”腊肠图样

她的偷盗节奏稳定——走进、挑选、装袋、离开，每一次都像是一种仪式。直到最后一次在贵阳市南明区荔星名店Ａ座负一楼盒马鲜生店被抓，她手里拿着花菇和洗发水，像是在准备一顿晚饭。她被判七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元，刑满释放后，消失在记录之外。

与那些男性偷酒者不同，这些女性不以“出手快”“出逃利”著称，她们更安静、更擅长融入场景，也更少留下令人警觉的动作。她们的目标商品，大多落在“品质生活”的中段区间：不会太贵以致显眼，但足够精致以满足某种被长期压抑的欲望。

她们也不贩卖商品，绝大多数物品最终都被食用或使用。这是经济犯罪，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次次转轨尝试——在无法负担与无力求助之间，偷偷拉出一个微小出口。

盒马鲜生在这些故事中，是唯一的恒定舞台。它在无意中提供了“漏洞式机会”——开放货架、自助收银、少量人手，构成了一套对高频消费者极其友好的系统，也构成了对边缘人群极其宽容的裂缝。

刘紫宁、杨颜，或许并不真正“属于”盒马系统。她们没有注册会员、没有数据轨迹、没有复购计划。她们不是消费闭环中的“理想用户”，只是悄悄穿过这个结构的人。在那种冷静、自动化的零售体验中，她们寻找的不是效率，而是一次“被允许生活得好一点”的机会。

她们未曾试图破坏系统，也从未真正逃离系统。她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试图与它“共处”，哪怕那种方式，是一场场微弱、无法持续的偷取。

这并不让她们更正当，也不让她们更可怜。但她们的确照出了盒马系统的另一面——那些照不到的角落、算法看不懂的选择、结构无法理解的生存。

她们的故事，不复杂、不激烈，却藏着一种让人难以定义的张力：不声不响地走入灯光明亮的门店，拿起一瓶红酒或一包腊肠，像在试图把生活拉回正轨，哪怕只有一顿晚餐的长度。

但最后，他们均以失败告终。

本文所述故事整理自多个地区人民法院公开发布的裁判文书。为保护相关人员隐私，文中人物姓名已作化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