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会战：蒋介石主动求战背后的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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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外一个角度设想，上海发生如此重大冲突，当然不能摒除国际考虑，更何况一个被称为是负责任有思考能力的政府，也必需要从国际关系角度去评估后果。

八一三淞沪抗战可以引出两个问题：第一，战争的发生是否由于外交盘算为主导？第二，战争的结束是否出于外交盘算而延误？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7月23-24日的重要军事会议中，某些将领也确曾提到因为上海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中心，战争爆发容易引起国际干涉的说法，但是并没有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和决策的依归。从国民政府选择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的各项相关史料来看，不但看不出外交盘算曾经进入决策讨论过程，甚至没有看到南京政府的外交领导人士（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曾经有机会参与讨论或是被咨询，一切都是由军事领袖们做主。

同样重要的是，在此后长达三个月的战争过程中，外交工作一直没有在政府高层讨论中获得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王世杰的记载，因为他在蒋介石幕僚中是以熟悉英美事务著称的亲信智囊。但是他却指出，虽然战争爆发后各国舆论一致同情中国，但是因为美国政府丝毫不愿采取干涉态度，以致英法俄政府也不采取任何干涉手段。

更有甚者，美国政府还禁止其政府船舰运输军火前往日本和中国，所以中国政府购买的19架飞机，也在途中被扣留。

换言之，美国政府领导人的冷感，一副事不关己态度，还要指手画脚任意批评别人，让中国政府当时就知道不可存任何它帮助中国的幻想。同样有趣的是，政府在上海战争一开始（8月下旬）就派遣胡适去美国进行宣传工作，纯从表面看来似乎是重视对美外交。但事实上这个主意并非来自蒋介石而是来自王世杰，由蒋介石同意授权王世杰与胡适商谈宣传纲要。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政府安排的胡适团队是三位教授，既不是专业外交人员，也不是蒋介石亲信班底，甚至不是国民党党员。蒋介石完全没有交给胡适团队任何具体外交任务，难怪当胡适团队抵达美国后的最初几个月无所事事而感到百般无聊时，其他教授就吵着要回国。

鉴于美国在西方国家外交界影响力之大，而南京政府竟然派遣如此轻量级客卿类型团队去美国，很难想象它在上海战争中被赋予外交活动的分量究竟有多重？当然，在南京政府中对美国外交政策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蒋介石本人。而他在淞沪战役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却在私下厉声指责美国。他写道，“美国态度恶劣，而且变为毫无骨格之国。此其现任总统罗斯福应任其咎也。”他对美国的嫌恶，跃然纸上。

至于英国，则确曾试图介入中国事务。8月初，英国上海商会和新闻界领袖来向王世杰探听，如果英国政府正式出面调停，以承认满洲国和平津不许驻兵为条件，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商谈？

王世杰转请外交部回答，除非英国法国肯担任保证和制裁的责任，否则中国政府“断不能接受此类解决办法。”

可见中国政府与西方人推测不同，并不是急于寻找外国人参加和谈。就在8月13日战事爆发当天，上海英国商会会长马锡尔（经过英国外交部门授意或默许之后）多次经过杭立武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和谈条件是：

中国政府的答复是：（1）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2）第三国出面保证和约履行。但是马锡尔认为第三国保证绝不可能实现。

于是中方就没有做出下一步回应。过了几天，英国人再度建议在公共租界设置中立区，中日两国军队同时退出，改由英美负责维持治安。

依照英国人说法，这样可以逼使日本军队撤回日本。中国政府表示，如果日本接受此项安排，则“中国可考虑”。看到中方态度强硬，日本在23日拒绝接受英国人建议，又在24日拒绝了美国国务卿呼吁和平。

根据目前资料，英美这些和平活动似乎并不是出于中国邀请，但是却因为中国立场坚定而宣告失败。目前能够看到的史料显示，中国政府在引爆上海战争时，充满自信，士气高昂，最直接的目的不是假借西方势力和国际正义说服日本放弃侵略，而是要以军事手段要把日本人从上海地区“赶下海”去。

淞沪战役的坚持进行显然和蒋介石本人与其他主战派将领们有密切关系。因为根据蒋介石日记透露，八月底国军攻势锐气渐消时，已经造成人心动摇，令他感叹“若辈本非共患难者”。不久之后，议和声浪逐渐上升，引起蒋介石怒责，“主和派意见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又写道，“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能议和乎？”

这些话都可以作为他没有热心寻求国际协助的旁证。

至于向国际联盟提出诉求，当然是无论任何中国人当权的政府都应该去努力探索的途径。但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软弱无力已经是前车之鉴。而南京政府也的确在淞沪战争开始就考虑到向西方国家（美、德、意、法驻华大使）征询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可行性。

但是南京政府本身对于向国际联盟提出指控日军侵华事件的步调似乎好整以暇，因为它直到淞沪战争开打后又拖延了一个月时间（9月12日），才慢吞吞地递交申诉书，指控日军侵华，要求国联予以制裁。

这个动作本身就代表南京政府并不指望从国联方面可以取得实质性帮助，但是在姿态上又必须做出合理合法的要求，避免得罪西方列强。事实上，即便是外交部长王宠惠本人也从头就认为希望渺茫。

但是主和派领袖们则对于西方国家干预依然拥有高度幻想。比如说某些国防参议会的成员就对九国公约国会议非常关切，认为英美必然会提出调解。改组派的周佛海甚至认为，如果中国拒绝接受调解时应该预想应付的方法。

在此后战争进行的40-50天时间里，蒋介石在日记中所透露的心声则是他既不能预测国联将如何反应，也没有嘱咐外交部卯尽全力地去争取西方列强支持，他个人只是在“研究”和观察。

毫不奇怪地，此时最让中国政府关切的外交动向，不是西方国家而是苏联。根据外交部长王宠惠报告称，早在罗文干执掌外交部时，中国就已经提出成立中苏条约，后来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因为担心日本人会以为中国联俄亲共而招致猜疑，所以放缓谈判步调。

苏联其实在1937年5月份已经向中国提议签订条约，但是要等到卢沟桥事变和虹桥事件发生后，双方才不再顾忌德国和日本的感觉而加紧速度。8月30日南京政府公布中苏签订条约，声明中苏两国互不侵犯，并且不与任何侵略中国或苏联的国家成立互相协助之协定，用意就是打击日本人主张共同防共的政策。

此次订约之前严守秘密，就算是最高国防会议也没有加以讨论。苏联并且承诺接济中国军火，不必支付现款。根据蒋介石向亲近幕僚解释，在卢沟桥事件前后，南京政府面临两个重大而方向截然相反的外交选择，一个是日本所提的共同防共协定，一个是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在他心目中，共同防共将使中国完全丧失主权，是亡国条件。而互不侵犯条约则是互相平等，可以完全维护中国主权。而且除了中苏条约之签订表示中国与日本毫无妥协余地之外，南京政府也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宣示考虑迁都成都，更是传达抗战到底的决心。

毫无疑问地，南京政府此时对于中苏关系的重视，远远超过对英美国家的外交活动。蒋介石亲自主导与苏联的直接谈判，又和苏联驻华大使频繁密切会商，而对美关系则只交付外交部依常规处理和任由教授们去打开场面。

事实上，在七七事变之后到1937年底的整个上海和南京战役期间，蒋介石透过个人代表张冲，赴苏联武器采购团团长杨杰，和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不断和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和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等政府最高级官员保持亲密接触，集中精力想要达成的目标包括提供军火，苏联参战，苏联承诺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和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对中国的支持等事项。

这一连串外交努力的规格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中国政府此时和任何欧美国家高阶官员所能够商谈的程度。而蒋介石个人则更是坚信苏联终将对日作战。在整个10月份时间里，蒋介石个人不但高度关心苏联军火运输来华的进度，对于苏联飞机进驻新疆和甘肃飞机场视为其军事“东进之基础”，而且明白指出中国的对俄政策是“使俄、倭战争提早发动”。

所以，他在10月份的一个重要外交努力方向是希望说服英美两国“默许”或“允许”苏联对日本宣战。

因此，中国军队在上海战争的奋战不退，与其说是设计拉拢英美干预，不如说是以份外努力展示其战斗力，去向苏联证明中国作为盟友的战略价值。而西方时事评论员和史学家却似乎总是跳不出本位主义框架，只晓得夸耀自己国家的重要性和能耐，而忽略了这个更大的国际格局。

依照蒋介石此前多年思路，苏联才是日本最大敌人，而中国只是两大国之间的障碍。日本只有在把中国事务处理妥当而免去后顾之忧之后，才敢断然处理苏日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试图与日本妥协求饶，也绝不可能幸免于战祸。依照这个思维，苏俄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心，而不是欧美国家。

中国军队最后撤离上海战场的时机，是否可能受到外交因素影响？

根据张发奎回忆，在上海战争进入危机状态时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未指明时间，大约是10月28日），将领们同意应该撤兵，但是此时在会场的宋美龄向将领们宣称，如果能够再坚守十多天就会得到国际同情，因为国联就要开会。但是会场上只有少数人同意她的观点。

如果张发奎现场听到的信息果然无误而且如实报导，他也并没有追踪宋美龄的意见事后是否被采纳成为政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宋美龄打从七七事变开始就是坚定的主战派。7月19日当蒋介石还在权衡是否应该发表应战宣言而满朝文武意见纷纭时，“惟妻独赞成吾意也”。

此后她在筹划空军作战时又全力投入，且巡视阵地、慰劳官兵。甚至在10月26日沪战最危急时，在执行公务时翻车受伤。她向蒋介石报告（28日），她在上海疗伤时与西方国家驻华高阶军人谈话，后者一致表达对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仰慕和尊敬，英军司令官甚至“为之声泪俱下”。

以宋美龄对于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张发奎，如果她把西方驻华军官的感性之言当成是可以左右西方国家政府的立场，却倒是令人无法轻信。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是在1938年初，当蒋介石回顾检讨淞沪战争得失时，的确曾经在日记中写过一段话。他写道，“去年最大失着为美总统发表萧嘉谷（Chicago，芝加哥）宣言，召集九国会议时不即退兵于苏嘉阵地，而于精疲力尽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以后一败涂地，无可收拾。若于此时自动撤退，则敌必至原有驻兵区域嘉崑为止。且可在九国会议席上言和也。”

这段文字看似简短，其实语焉不详，如果细加推敲，至少可以提供两种解读。

第一种解读是他只是以罗斯福演说作为一个时间标志，别无他意。按罗斯福演说应该是10月5日（“防疫演说”1937年10月5日）。蒋介石在字面上的意义是，如果中国军队在那个时刻就从上海撤退，就可以避免此后的大灾难。这个道理十分明白，无需辩难，因为那个时刻桂系军队刚刚投入战场，国军尚未进入险境，有极大几率可以全身而退。

第二种解读是罗斯福的宣言对中国的撤兵时机产生了直接因果关系，但是仍旧没有指出究竟是正面影响抑是负面影响：是让他误以为罗斯福终于明目张胆地伸张国际正义，登高一呼地激荡列强不可再姑息侵略行为，因此中国也应该在上海继续抗战，以巩固国际支持？抑是让他看出罗斯福演说在美国国内掀起巨大反对声浪，而中国显然无法指望美国主持国际正义，而因此悔恨没有及早从上海抽身？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在10月初已经在军事上自行部署更多地方部队（川军，桂军）加入沪战。当他在10月7日得知罗斯福演讲内容时，精神大受鼓舞，但是并无法预测罗斯福的演讲是否可以“激动人类公愤”，也无法预测国联与九国公约会议的结果将会如何，但是他当时想得出的对应方法是设法使日本参加九国会议、使美国主持公道、使意大利不要阻碍会议、使苏联及早向日本开战，但是最基本的决定是“沪战仍应维持到底”，以贯彻中国自己从沪战开战以来的立场。

或许同样重要的是，依他此刻的判断，10月份沪战进入沉寂，日军可能已经表现出“转攻为守”趋势，所以眼前并无危机感，国军没有赶紧脱离战场的急迫性。

当然，蒋介石如果不仅是暂时性地受到“防疫演说”的鼓舞，而是持续性地把它当成是美国外交“风向球”，以为单凭美国总统一次演讲就可以使国际舆论转向，进而动员国际组织（九国公约、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制裁日本侵略行为，那就的确犯了严重而幼稚的误判。

除了他自己难辞对于美国政情缺乏了解之咎外，南京外交部和驻美特使胡适没有及时向他提供正确解读，也可视为是严重职务过失。但是事实上情形正好相反，因为在10月14日他曾经接到胡适来电，详述后者和罗斯福总统谈话始末，并且申述他个人的判断是美国仍然惧怕日本，切不可指望它采取积极行动。

这中间还有一个时间差的关键问题。罗斯福的演讲是10月初，引起蒋介石遐想情有可原，而国军撤离上海最后的安全期应当是10月25-30日之间。在10月5-25日期间内，罗斯福总统言论在美国国内引起孤立主义强势反弹的情况，早已有目共睹，而罗斯福面对一片反对声浪也立即退让噤声，更没有在国际上做出任何谴责国际暴徒（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具体表现，反而是对日本节节忍让。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其后20余日应该有机会看得一清二楚，更会知道在欧美政治制度下，一个派驻远东次要地区的军官无论如何被国军的奋战感动到“声泪俱下”，也绝不可能撼动国家外交决策。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段里，蒋介石对于九国公约的确做了一番估计。

根据熊式辉的说法，蒋介石针对九国公约会议向下属传达的应对方针是：

换言之，蒋介石此时对于国际干预显然不抱太高期望，只是想做出支持九国公约的姿态，最后把不成功的责任归诸日本。他持续坚持中国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而必须通过国际调停。

正因为如此，所以外交部对驻法国和驻比利时大使馆（主持国联控诉事务）也发出训令，说明南京政府的判断是国联会议没有成功希望，驻外使节们必须认清现实，但是对于西方各国仍需采取和缓态度，勿令它们难堪。

当然，如果蒋介石能够排除国际因素干扰，而只是基于自己的判断和部属的建议，在前线战士精疲力尽之前就执行总退却，说不定果然可以保存国军元气。

或许蒋介石日记中的私话可以帮助我们看出战场和外交两条情势线路的发展。

就战场而言，他个人判断过程大致如下：

就外交发展情势而言，他在21日已经察觉英法态度“转劣”，23日决定对九国会议方针是“不得妥协”。11月1日更进一步说明，如果没有国际保证而由中日两国直接谈判“则任何条件皆不愿问，惟有抵抗到底，虽至灭亡亦所不惜。”

换言之，即便是蒋介石早先可能短暂被罗斯福演讲所迷惑，到了21日，当他看出英法态度转劣时，也意味着国际干涉美梦破裂。而适在此时，战场情势明显恶化，成为安全撤退的最后机会。但是蒋介石依然决定勇往向前。

果不其然，11月5日，日本委托德国传来媾和条件，以防共协定为主。虽然当天清晨日军已经在金山卫成功登陆，沪战局势更形恶化，但是蒋介石“严词拒绝”。

11月11日大上海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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