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那会儿,我们部队接到命令,要去中越边境打仗。我在部队当了六年排长,就在打仗之前,突然被提升成了副连长。年底,我选择转业离开了部队。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心里头还是滋味复杂。
我叫唐小军,老家在山东烟台农村,家里条件普通。我上头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妹妹。爸妈都是靠种地养活一家人,没啥别的来钱路子。哥哥只念到小学就回家帮着种地了。我呢,也就读完了初中。
十七岁那年,公社里来征兵。那天吃完饭,爹把我叫到屋外头,问我:“想去部队当兵不?”我一点没犹豫,直接就说:“想!”
爹就带着我去公社报了名。那会儿,对我们农村娃来说,当兵是少有的、能改变命的机会。年轻人都抢着要去,竞争挺厉害的。我运气好,体检、政审、家访都顺利过了。拿到入伍通知书那天,我真是高兴得掉眼泪了。
从小就在地里干活长大,进了部队,那些训练、生活,我适应得很快。在新兵连,我身体底子好,训练成绩突出,算是在新兵里头冒了头。新兵训练结束,我以为自己怎么也能分到侦察连去,结果被分到了步兵三连二班。
到了连队,我还是很积极,练得也狠,啥科目成绩在连里都排在前头。当兵第二年,我就当上了副班长。第四年,我提干了,成了军官。
我提干后第二年,原先的王连长调走了,来了个新连长,姓赵。赵连长是城市里来的兵,人长得白净,一看就是那种到我们连队来“镀金”的。而且他的军事素质,说实话,真不怎么样。我心里头就有点看不上他。
我这人,有啥说啥,话搁不住,也不怕得罪人。以前王连长了解我的脾气,有时候我说话冲了点,做事急了些,他都能理解,还常帮我圆一圆,从不当回事。可赵连长不一样。有次开会,我就跟他顶起来了。后来因为训练的事,又吵过几次。
其实我真不是故意对着干,就是觉得训练得按规矩来。但赵连长觉得我是不服管,专门针对他,让他下不来台。这么一来,我和赵连长的关系就一直绷着。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排长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六年,没挪窝。跟我同年提干的战友,早就当上连长了。
1979年,边境那边越来越紧张。我们部队接到命令,要开赴前线。在部队干了这么多年,我心情挺平静,打仗就是军人的本分。但真没想到的是,就在打仗前,我居然被提升为副连长了。
部队按计划开到了指定的位置,等着战斗打响。开打的前一天晚上,连里临时搞了个聚餐。我平时是一滴酒不沾的,那天也破例端起了酒杯,挨个跟战友们碰了一下。我还特意走到赵连长跟前,给他敬了一杯酒。那一瞬间,我俩之间那些疙疙瘩瘩的东西,好像突然就没了。为了热闹点,我还站起来给大家唱了首歌。
聚餐快结束的时候,营长来了,当场宣布了我的晋升命令。可那时候,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打仗前给你升官,谁都明白这意味着啥。
战斗打响了。我们连队很快就冲了上去。我带着一个排,好几次都冲在最前头,任务完成得也算顺利。仗打得很苦,很惨。炮弹经常就落在身边不远的地方炸开,那声音,和密集的枪声混在一起,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那一仗打下来,我们连有十五个战友,永远留在了前线上。我是在一次执行突击任务的时候,被炮弹炸伤的,后面就被送了下来,没能再回去战斗。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回亲身体会战争。它比我想象的还要残酷得多。经历了那次生死的考验,年底,我就打了报告,选择转业,回到了老家工作。
一晃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退休在家,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平静。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太愿意去回想那段经历。那些炮声、枪声,那些牺牲的战友年轻的脸……每次想起来,心里都像压了块石头。那场仗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我对生命分量的理解。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活下来的人肩上的担子有多重——那不仅仅是自己的命,也是那些没能回来的战友,替我们没能走完的路。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年轻人,他们本该和我一样,拥有后来几十年的岁月,拥有同样平凡却安稳的晚年。我们这些侥幸回来的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活着,更要带着他们那份一起活下去,活出他们本该有的分量来。这或许就是那段经历留给我最沉重,也最不能忘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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