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连斯基转向经济，战时政府加速换血，斯维里登科执掌政坛

文︱陆弃

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式提名第一副总理、年仅39岁的经济学家尤利娅·斯维里登科担任新总理，以期推动一场全面的政府改革。这一决定不仅象征着总理什米加尔即将卸任，也预示着乌克兰进入一场“经济转向”的关键阶段。战争已拖入第四年，西方援助趋于紧张，乌克兰国内的财政、军工、治理体系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斯维里登科的上位，更多是一个信号——泽连斯基准备在战时结构内重塑权力路径，并将经济复苏、矿产战略、防务融资纳入政治优先级。

提名斯维里登科，并非简单的技术官僚调整。在经历数轮部长换血与军方高层重组后，泽连斯基选择在总理这一关键位置动刀，显然希望以改革者姿态重整执政节奏。什米加尔虽稳健温和，但显然已难以应对乌克兰所面临的全方位危机，尤其是在国内经济凋敝、外部资金不稳、军工转型滞后的背景下，技术型强硬改革派成为政坛新宠。而斯维里登科的过往履历，正好匹配这一角色：她是少数能与欧美资本、金融机构对接自如的乌克兰高层官员之一，在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谈判中表现出足够的谈判技巧与政治沉着。

这场换将的深层动因，是乌克兰内部资源再分配模式的临界点。乌克兰当前几乎所有的财政支出都向军队倾斜，社会项目、人道援助则高度依赖欧美拨款。而随着欧美援助日益进入“评估期”，尤其是美国大选临近、欧洲经济承压，基辅必须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当外部输血终将放缓，乌克兰是否已具备内部自我造血能力？斯维里登科的上位，就是在试图重建一个“自主财政”的路径逻辑，其核心支点是国有资源，尤其是关键矿产、军工产业与对外投资政策的重新整合。

她在与美国签署的矿产协议中所展现的角色，并非仅是官僚执行，而是战略架构师。这份协议背后涉及的不仅是原材料出口，更牵动着乌克兰作为“西方战略资源后备基地”的再定位。西方正谋求摆脱对中国在稀土、钛、锂等矿产上的依赖，而乌克兰正好被视为可开发的新兴资源地。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方面对斯维里登科极为重视，她不是传统政客，而是能在产业政策与国际资本之间进行操作的“资源型政治家”。

因此，此次人事安排也可被视为泽连斯基对西方盟友的“政治投桃”。他向外界释放了两重信号：第一，乌克兰愿意以更具效率与专业性的政府架构配合援助资金的使用管理；第二，基辅希望获得的不仅是一次性的军事拨款，而是基于共同产业链和资源配置的长期合作模式。这也符合乌克兰近年来不断强调的“联合防御工业”概念：不只是要西方提供武器，更希望与其共同在乌克兰设厂、生产、转型，打造持久的安全经济体系。

泽连斯基此举也意在应对“援乌疲劳症”蔓延的现实压力。随着俄乌战争时间拉长、前线推进乏力、冲突复杂化不断加深，欧美政坛对“无限援助”的耐性已明显下滑。在这种大背景下，乌克兰不得不主动改变战略话术，从“求援者”转型为“合作者”，从单向接受转向资源合作。而这就需要一位能理解西方资本运作逻辑、懂得经济谈判语言的政府核心人物。斯维里登科的经济学背景与技术型官僚风格，正填补了这项转型的权力空白。

当然，问题远非一个人事任命所能解决。斯维里登科面临的现实困境几乎无解：战时状态下的经济建设无法按照常规路径推进；能源与物流系统屡遭攻击，产业基础动摇；国内军工仍依赖苏联遗产，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高通胀、高失业、人口外流则构成对社会稳定的持续冲击。若不能在财政整合与军工生产之间找到均衡点，即便拥有再多的政策工具，也将难以为继。

乌克兰政坛正在显露某种“精英更替”的潜在趋势。在战时政治逐步演化为长期治理议题时，军事、安全领域的话语权正在向掌握资源与经济路径的技术派过渡。这既是战争政治日趋制度化的必然，也是泽连斯基团队为“后战时代”做出的布局投射。可以预见，若斯维里登科成功掌控内阁并推动改革，她将不只是“总理”，而可能成为泽连斯基之后乌克兰政治舞台上最有分量的领军人物之一。

此次提名也将成为对乌克兰议会意志与政治生态的一次测试。泽连斯基政府能否顺利推动这场总理换帅，不仅关系到对外政策的延续，也将影响国内政坛力量重组的速度。如若过程顺利，则预示泽连斯基仍掌握政治主导权；若遇波折，则说明乌克兰内部精英间的路线分歧正在加剧。

斯维里登科的崛起，是一场制度下的“非常战时选择”。她肩负的，不只是一个总理职位的行政任务，而是如何在战争延宕、资源有限、外援不稳的结构性逆风中，搭建起一条新的国家命运通道。从一名谈判官员，到执政中枢的权力掌舵人，她的每一步，都被乌克兰、也被外部世界高度关注。战争终会结束，但国家的修复必须从今天开始。在这条路径上，乌克兰只能选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