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经济上行”究竟是什么样子？

无论是茶余饭后的闲谈，还是互联网浏览过亿的热帖，“大环境不好”总是被人们反复提及。十年前、二十年前，那个被神化的经济上行时期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真的值得我们如此怀念吗？

作者|刘嘉懿、编辑|木兰

“西雅图的雨都下到纽约来了……”一句充满文艺腔调的台词配合着汤唯温柔缱绻的声音，在短视频中倏地复兴。想当年，这位“北京来的文佳佳小姐”有一头漂亮的卷发，她自信张扬、敢爱敢恨，是名牌环绕的精致代表，也是无数女生童年幻想的浪漫启蒙。

时间来到九年后，同样是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女人，同样由汤唯扮演，《分手的决心》在影像风格与内容主题上却大相径庭。女主宋瑞莱总是面无表情、一脸沉静，她没有浮夸闪亮的耳环，取而代之的是一件件蔽体实用的深色上衣，她不再爱笑，也不再单纯地追逐爱情。

从文佳佳到宋瑞莱，两位“大女主”的形象转变准确地反映了近几年人们对于女性角色期望的改变，银幕里的她们常常忙于工作、理性至上，费劲力气与生活周旋却只能勉强打个平手。

在现实主义的叙事里，我们得以窥见年轻一代人的真实处境，却又在长时间的苦大仇深中浸泡太久，渴望喘息。所以，当“经济上行”的回忆被再次唤起，人们便不假思索地投身其中。

一直都在经济上行

翻阅最近的时尚博主社交媒体，经常出现“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个标签。只见画面中的女孩笑容灿烂、精神饱满，她们浑身充满干劲与活力，仿佛对一切都势在必得。

从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10年代，“小妞电影（Chick Flick）”成为好莱坞电影的流行类型之一。彼时，世界经济整体向好，文娱产业迅速发展，在记忆里，大家不自觉地将“小妞电影”里的经典形象与经济上行这个标签画上了等号。

在当时的电影中，体现经济上行的女孩可能是成功逆袭的励志主角，也可能是颇具风格的迷人反派。《律政俏佳人》（《Legally Blonde》）的主角艾丽在被男友抛弃后，以赌气的心态考入哈佛大学法律系。却在之后的学习与实践中，发现了自己以独特视角看待案件的优势。法院门口的艾丽以一袭耀眼的粉裙在黑压压的西装中划出一道裂隙，带着她引以为傲的穿衣品味在保守严肃的律师届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与艾丽前期的分手窘境不同，《贱女孩》（Mean Girl）中的瑞吉娜出场即众星捧月，她是校园里的女生校霸，在团体中享有绝对的尊贵地位。她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并将其品牌化符号化，以卓越的领导能力成为整个学校崇拜的对象。即便是带有坏心思的反派角色，瑞吉娜身上仍有无法忽视的闪光点，这也让她成为整部电影乃至“小妞电影”史上最出名的角色之一。

不难发现，这样的剧情或多或少都带着些许童话色彩，因此也常被批判情节悬浮、内涵不足，但这些充斥着强烈自信与高配得感的心态正是青春期成长所缺失的能量，它不常发生在我们周围，却无数次地出现在少女对于未来的遐想之中。

艾丽与瑞吉娜天性都是爱美同时家境优渥，每次出场的服装都是精心搭配，电影在无形中将都市时髦女孩与消费主义深深绑定，这样的公式放在现在年轻人群中也同样适用。

电影借精致生活和浪漫爱情的外壳探讨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都市人的生活困境，消费行为在不知不觉间被难以觉察的外力所操控，甚至放在今日也仍具警示作用。

风格轮流转，时尚饶过谁

近几年，全球经济受到冲击，经济增长逐渐放缓，中产及富裕阶层在预算相同的前提下更愿意购买风格隽永、价值持久的品牌。Loro Piana、Brunello Cucinelli、Zegna、Ralph Laurent……等一系列以“老钱风”为代表的品牌获得关注，这种风格起源于上层社会的精英教育，款式上奉行极简主义，颜色以黑白灰为主，将奢华隐匿于内行人才能看懂的珍稀面料中。

随着美剧《继承之战》（《Succession》）的热播，“老钱风”“静奢风”等衣着风格成为现象级话题，进一步带动各个阶层的人向极简主义靠拢。对于正处于财务压力下的年轻人来说，模仿“老钱”，就是在模仿后者所创造的安全状态，借用可控的衣着在难以掌控的经济环境中求得精神慰藉。

与此同时，基础简约的设计更易复制，相比于刺绣、钉珠等繁复工艺，“老钱风”反而更具有低成本、易操作的可行性。低调的款式、克制的配色，与人们在经济低迷时期的保守心理互为镜像，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妥却略显被动的防御状态。

反观千禧年间，互联网科技崭露头角、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对未来充满幻想，似乎全世界都在等着新千年的到来。

在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影响下，年轻人偏爱色彩鲜艳、款式独特、露肤度高的服装。千禧年的流行巨星布兰妮（Britney）、华语乐坛的传奇天后王菲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偶像，她们朝气蓬勃、鬼马可爱，在媒体面前大方认可自己的成功，在舞台之下勇敢地享受生活。

时至今日，我们翻开王菲在2000年前后的舞台影像，仍会被其先锋大胆的造型所震撼，摇滚朋克的Vivienne Westwood、反叛另类的Raf Simons以及处于巅峰时期的Dior by John Galliano……都是她钟爱的品牌，如今所有明星小花争抢的时尚资源对30年前的她就已不再新鲜。

除了服装风格大胆前卫，社会对于未来世界的幻想也同样难以抑制，那时的他们有着不逊于今日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好奇与狂热，一系列关于未来科技的想象也融入了彼时偶像的作品之中。

如1998年王菲释出的专辑《唱游》，这张唱片除了收录《红豆》《半途而废》等单曲以外，其内页的平面设计在电影《第五元素》和《侏罗纪公园》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与恐龙嬉戏、畅游宇宙、飞跃地平线等画面。音乐之外，这张千禧年的传奇专辑还在国际上取得了PSTH设计大奖，成为永恒的经典和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

渴望和得到

对比千禧年间的幻想与今日的现实生活，许多天马行空的想象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得以实现，世界的尽头不再“遥远”，知识的壁垒不再“森严”，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有了更多现实可行的路径。

社会的发展是不断积累的过程，论生活水平与发达程度，现在的积累成果是过去远远不能企及的，那为何我们还是如此怀念过去，怀念“经济上行”的美好？

2014年，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为了宣传最新专辑《1989》登上了纽约帝国大厦的顶端，她站在顶楼俯瞰整个城市，未来的千万条道路正在她的眼前铺平展开。专辑序列的第一首歌曲《Welcome To New York》，以4/4节拍的恢弘曲风和振奋人心的鼓点宣告着她向流行音乐全面进发。

这首歌，或许就是对经济上行最好的诠释。一句“Welcome”不仅是陌生城市对外来游客的友好欢迎，更意味着繁荣发展中创造出的包容环境与广阔机遇。

我们怀念经济上行的时期，其实更像是在怀念那个付出就有收获、偶尔停顿也不会被抛弃的宽容环境，那个即便刚刚开始也充满干劲、时刻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乐观心态。

对于时代浪潮中的个人而言，GDP报告的数据太过庞大，商业帝国的腾飞也太过遥远，我们只得在预期与实际中摸索，探寻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的把手。

回望过去，经济上行时期自信张扬、无所拘束的精神状态吸引着我们，它拒绝向宿命论低头，拒绝向任何挫折妥协让步，疯狂、盲目却也朝气蓬勃。

很难说，这种顽强勇敢充满韧劲的精神也许一直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大家千年形成的谦逊美德将其低调地归功在了经济上行的外在环境上，只在记忆里空余几张容光焕发、气血充足的美丽面庞。

“你可以回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

随着“y2k”（year 2000 kilo）风格的复兴，千禧年生产的数码产品也在二手市场水涨船高，热门的ccd相机从几十元上涨至几千元不等，被网友笑称为新时代的理财产品和投资硬货。就像ccd呈现的复古画面一样，回忆会给已然逝去的日子加上一层美化的朦胧滤镜。

在1925年出版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中，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到，“人们通常在社会中获得记忆，也在社会中回忆、识别并定位他们的记忆。”换言之，在浩如烟海的记忆片段中，人们被集体情感和社会风向所影响，选择性地记住那些声势浩大的高光时刻并打上“经济上行”的烙印，在网络传播中一遍遍强化。

然而真实的“经济上行”，也许并不如回忆般纯粹。如今的经济低迷也可能意味着绝地反击的机会，或许它像一面镜子，残酷地照出生活的本质：没有永无止境的增长，只有起伏不定的周期；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只有脚踏实地的积累。

经济低迷不是终点，而是一个重新校准方向的机会，在逐步放缓的节奏中，我们得以留出时间，认真思考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剥离虚空浮华的泡沫，从盲目追逐的惯性中跳出来，稍作整顿再重新出发，从自我的认知与认同中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

限定盲盒手办、网红店下午茶、精致可口的“漂亮饭”，这些提供情绪价值的花销其实是当今年轻人在面对经济风浪时抛出的锚点。大家用可控的成本买下即时的情绪价值，用有限的投入换取一次集中的、高浓度的愉悦体验，这些精心设下的节点为他们创造了喘息的机会，借此从长期的压抑与焦虑中抽离出来。

所以，消费降级并不等同于生活降级。实际上，它的本质是剔除冗余的支出，把资源集中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你可以回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这句简短的文案在互联网中赢得了广泛共鸣，一张张朦胧柔和的记忆在脑中闪过，蓝色玻璃、报刊亭、紫藤萝瀑布……这些千禧一代的童年记忆已在经济上行的繁荣里，被高速发展的城市建筑取代。

熟悉的场景里出现了模糊的噪点，泛起的彩色光晕让它变得陌生，成为睡梦中偶尔浮现的“中式梦核”。我们怀念过去，可怀旧的意义不在于沉溺，而在以回忆之力滋养我们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