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金耀基為王賡武新作《陸海之間》作序

今年三月下旬，我們收到了一封來自王賡武教授的電郵，邀請金耀基教授為他的新書《陸海之間：東南亞與世界文明》作序。當我們將這個邀請轉告金教授時，他充滿驚喜，對王賡武教授在九五之齡出版新作表示由衷敬重。

然而，金教授當時正處於繁忙的寫作階段，手頭「文債」堆積如山，不久後還要出門辦書法展和參加會議。他坦言，若倉促動筆，未能盡心完成，「對不起賡武大兄」。

思忖間，金教授還開玩笑說「不妨讓DeepSeek試試」，我們當真實驗了一稿，金教授看後評價，「想不到 AI 如此世故！」

就在我們商量如果序言來不及就約短評時，收到金耀基教授的新消息——這次，他直接約定了序言交稿時間。

不久後，金教授手寫的序言準時出現在編輯桌上。金教授盛讚王賡武教授的《陸海之間》是「歷史學想像力的學術精製」，認為它以「由遠至近、由小見大」的視角，不僅為東南亞譜寫了一部可以傳世的「微觀區域文明史」，更將世界四大文明與東南亞千年互動的歷史長卷，呈現為一部「文明互動」的大歷史。

如今，《陸海之間》已與讀者見面。這部著作既是王賡武教授多年間對東南亞文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因金耀基教授的序言，更添了一份學術佳話。兩位學者的君子之交，跨越數十年的學術對話與相互砥礪，成就了這本書的完美呈現。

新書出版之際，我們特邀王賡武教授和金耀基教授線上對談，探討在東西方激盪交鋒的當代，華夏文明如何回應挑戰，開創未來？對談將於今晚7:30將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視頻號播出，點擊下方預約。

《陸海之間：東南亞與世界文明》

金耀基序

一

月前，王賡武教授通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囑我為其新著《陸海之間：東南亞與世界文明》作序，我第一反應是「驚喜」。賡武大兄（他長我五歲）在九五之齡，竟還有如此史學鴻篇的問世。我與王賡武教授結識已近半個世紀，猶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澳大利亞參加他主持的國際學術會議，並在他堪培拉家中歡敘，往事歷歷，轉瞬白首。此後數十年，我們在香港（他任香港大學校長）、台灣（多次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新加坡（他任東南亞研究所所長，結束了他的「漂泊」時代）曾數數晤聚。我們雖不是親密學友，卻也是學術上的君子之交。 2020 年通過視訊，我祝賀他九秩壽辰及榮膺「唐獎 ・ 漢學獎」。我曾說：「你我是真正的『老朋友』了」（我們都已登耄耋之年），並稱其得獎是「為漢學範疇做了更好、 更完整的定義」。怎能想到他在得獎五年之後，竟又寫出《陸海之間》這樣充滿歷史學想像力的學術精製？真的，王賡武這位老學者所展現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非凡」的史學與史識，令人擊節稱賞。他的研究已遠遠逸出了傳統漢學 的範疇，進入到廣闊的世界文明史的領域。慶幸的是，我多年研究「現代化」與「現代性」及「多元現代性」問題。所以，雖然我們專業不同，卻也有不少共同的語言。

2020年月，王賡武 教授獲得「唐獎」漢學獎

二

《陸海之間：東南亞與世界文明》是王賡武教授擔任第十二屆納丹訪問學者（ S R Nathan Fellow ）所做四講的演講集。「陸海之間」是東南亞的地理意象，「東南亞與世界文明」則是東南亞作為一個千年文明互動的文化場域。 東南亞是一個沒有自己「文明」的區域（王賡武語），二次大戰前，連「東南亞」這個名稱也不存在。但二戰後七十年來，東南亞這個中南半島與馬來群島陸海聯繫的區域已興起十個生機蓬勃的民族國家，新加坡更成為登入「第一世界」的新興國家中的耀眼明星。 如何書寫東南亞？如何書寫東南亞的過去與未來？這就成為王賡武帶領我們進入東南亞的「發現之旅」。在這裡，王賡武教授展顯了史學家充滿慧見的歷史學的想像力。他一開卷就提出「文化」與「文明」這一對概念，特別是「文化」與「文明」二者的區分。在他的定義下，「文明」是一種昇華的、有普世意義的道德性的價值觀，它具有無國界的超越性，而文化則是多民族（或族群）認為屬於自己的東西，是生存的經驗的具體化。它具有「地方性」與強烈的身份認同感。我必須說， 王賡武的「文化」與「文明」的區分為他宏觀的歷史敘事提供了 一個有力的概念框架。而他的概念框架之所以有學術意義， 就在於它為我們理解東南亞的歷史發展提供了強大而有說服性的「解釋力」。通讀本書四講，你會覺得王賡武對東南亞繁雜而豐富的文明史論述，有清晰的歷史邏輯，是獨一無二的。

三

王賡武教授首先把東南亞，一個沒有「文明」的地方，置於全球四大文明的核心位置。他指出，自十三世紀起，東南亞是一個四大文明交匯共生的區域。印度文明、中華文明、 伊斯蘭文明及十五世紀後的歐洲基督教文明，通過貿易、宗教傳播、戰爭與殖民等方式，先後進入東南亞的陸地和海洋 地區。整體上說，這些古文明都展示了「文明惠眾」的作用， 而東南亞各地方的民族精英對外來文明都持「開放」、「包容」的姿態，採取一種「融合主義」（ syncretism ），他們大都能按本身需要，選擇地將外來文明的元素融入本地文化，而塑造了豐富多樣的「地方文化」。這些「地方文化」在二戰之後成為東南亞各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民族文化」。應特別指出，這些「地方文化」正是東南亞民族在現代化的「國家建設」中的深層文化資源，並且也是他們民族「身份認同」的文化底色。

四

在第二講〈向全球海洋開放〉中，王賡武教授特別談到從西方來到東南亞的地中海的基督教文明，也是進入這個區域的「第四種文明」。從世界史的觀點看，這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開啟的「發現新世界」的大航海時代，也是西方開啟的第一 波全球化商業時代。對東南亞而言，這是首次在三大古文明外，遇到的「第四種文明」。本區域的各民各族對於歐洲的基督文明，反應不盡一致，譬如孟族、緬族對葡萄牙的武器表示歡迎，但對基督教則興趣索然；暹羅的統治者對歐洲的思想、制度感興趣，但對耶穌會無動於衷。至於東南亞群島民，則以對待三大古文明的態度對待「第四種文明」，他們自信「新文明」不會對其基本信仰構成威脅。王賡武特別指出， 本區域的各族群在與不斷擴大的文明互動時，都懷著對地方文化的信心，並以「高超的技巧」處理彼此的關係。他認為， 對於早期來的印度、中華或伊斯蘭的合作夥伴或競爭對手， 各族精英並未將其視為對地方文化的威脅。王賡武說「這正是他們保持韌性的關鍵因素」（頁 47 ）。有一點很值得一提，東南亞的文化精英階層，在十七、十八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並不認為這個來自歐洲的第四種文明比他們長久以來面對的三大古老文明更為優越」（頁 55 ）。顯然，「四種文明在東南亞各有互動，在『商業時代』中被視為同等重要」（頁 56 ）。這一歷史事實對於歐洲、日本曾鼓吹的「文明優劣論」無疑是一帖清涼劑，而對於東南亞各國，尤其是新加坡，在謀求建構「多元社會」時更提供了深透的歷史智慧。

金耀基教授序言手稿

五

經歷了科學革命、宗教改革、基督教脫離天主教，科學受到鼓勵，理性抬頭。歐洲在十八世紀進入「啟蒙的現代」。 在第三講中，王賡武指出，當時流行「單一文明將取代所有古 代文明」的看法，這表示西方的啟蒙文明對東南亞、對東方、 對全世界會發生史無前有的影響與挑戰。這裡我要直接引用書中的一段話：

直到十八世紀，齊聚亞洲的四大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和歐洲基督教文明）著重在各自佔領控制的領土之內與領土之間進行商業競爭。在文明差異方面，主要參與者之間仍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 一個世紀之後，在啟蒙運動中誕生的民族帝國則帶有更強的批判性。他們開始剷除一切他們視為落後而低效的東西。他們堅持，在歐洲人控制的土地上，必須推行現代文明的標準。（頁 80 ）

歐洲這種明露或暗藏的「文明優劣論」或「文明使命觀」注定會發生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帝國」向世界三大古文明發起的災難性戰爭與掠奪。王賡武洞察到啟蒙的進步觀展現出的是「兩副面孔」。（最代表啟蒙的法國，對內是民主，對外是帝國。）十九、二十世紀歐洲向亞洲推動新文明之時，往往變成一種 「野蠻」的民族或國家行為，二次世界大戰更暴露了啟蒙現代的黑暗面。誠然，國聯和聯合國的創立是啟蒙文明的世界性體現（王賡武認為，聯合國的成立證明啟蒙的現代可以獲得拯救，重新定義）。但二戰後，美國與蘇聯將世界分裂為兩大集團的對立（北約與華沙公約）說明二十世紀並沒有出現「單一的啟蒙文明」，出現的是王賡武所說的「分裂的啟蒙」。如實地說，美蘇的競爭是兩種「現代性」的競爭（美蘇的現代性各自都有承繼啟蒙文明觀的元素）。 1991 年蘇聯崩解，弗朗西斯 ・ 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宣稱「歷史之終結」，意即自由主義的民主體制將是人類唯一的終極的選擇。當然，蘇聯崩潰，歷史並未終結，美國「單極」主宰的局面已經移向「多極」的世界格局。王賡武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國經由現代化（包括大量的西化）的努力，已快速地升起，並已從百年前淪為世界的「邊陲」重新在多極世界佔一席位。但是王賡武指出，在美國的眼中，「任何被視為挑戰美國霸權的國家，都被刻畫為對世界秩序乃至文明本身的威脅」，「儘管中國可能滿足於在多極世界中佔一席位，但他們的成功卻被視為不祥之兆。因此，美國及其盟國決定將中國描述成對單極世界的威脅。」（頁 xxii ）

王賡武冷靜地指出，「眼看著中國以文明國家的姿態起並重塑為黨國體制，美國開始意識到其全球霸權和文明世界的領導地位或將遭到挑戰。在此可能性的刺激下，美國召集各方盟友企圖遏制中國，甚至如有必要，徹底摧毀這一模式。」（頁 131 ）他更在南海與台海觀察到中美對立，瀕臨衝突邊緣的「不確定性」，不禁感嘆地說：「我唯一的遺憾是，相關超級大國已經偏離了文明可以光彩迷人、超越邊界的理念， 轉向了可能威脅世界和平的民族主義文化。」（頁 131 ）

書寫至此，我們應該理解為何王賡武這位東南亞的老學者，一開始就提出區分「文化」與「文明」的概念框架，作為他歷史敘事的中心觀點。

《陸海之間》

王賡武 著

萬芷均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六

第四講〈生生文明與民族文化〉，是納丹系列講座的最後一講。王賡武教授著重講述的不是他「心之所屬」的新加坡的「身份認同」的歷史，而是新加坡「心之所屬」的東南亞這個區域的「身份認同」的歷史。他無意討論東南亞人民發展各自民族文化的路徑，而只集中討論兩項發展，其一是東南亞領導人在 1955 年萬隆會議上的經歷，其二是領導人們成功將半東盟（ ASEAN ）擴展至現在的東盟十國時，他們從中所學到的經驗。

1955 年萬隆會議的宗旨是團結那些反對華沙公約組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兩大對立集團分割世界的聯合國成員國。 換言之，萬隆會議是希望從「分裂的啟蒙現代」中解脫出來， 也是希望在美蘇二集團之外，尋求一個獨立的集體的區域身份，王賡武說的對，「這種保護集體利益的共同努力象徵著地區自我意識的轉折點。」（頁 125 ）他還注意到，「東盟五國還有一共同點，各國都致力於以多種方式實現現代化，同時捍衛多種多樣的地方文化。」（頁 126 ）

1999 年，東盟吸收了東南亞的全部十個國家。東盟之所以能夠成立，原因之一是美蘇冷戰已經結束；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全球化日益加劇的情形下，東南亞領導精英自覺到有必要建立一個區域聯盟的方式，共同面對全球經濟競爭的局面，當然也意識到區域安全的需要。

王賡武教授有一個堅定不移的觀點，就是東盟（東南亞的整體身份）要想以一個「整體」在全球發揮作用，只有保持團結 一途，唯有團結一致，東南亞作為一個整體，才能在全球所作為（頁 147 ）。基於這個觀點，他特別關注到他「安身立命」 的新加坡這個全新的共和國與東盟的關係。在他看來，新加坡作為東盟的核心成員國，對內必須建立一個真實的「多元社會」。這是以中華、印度、伊斯蘭三種文明為文化底色的多民族的社會（王賡武對新加坡曾有「一幅充滿本土生機的絢麗畫卷，同時也是一塊交織著世界歷史不同脈絡的厚重氈毯」的浪漫想像〔頁 2 〕）。對外，新加坡應與區域內各民族一樣，也即以與三種生生不息古文明並存共處的共同經驗為行事準則。 這是說，新加坡應該與東盟保持一致，「無論來自何處，其國民都應只響應無國界的文明訴求，而不是民族主義（文化）的呼籲」（頁 134–135 ），他強調「這就是新加坡所奉行的理念」（頁 135 ）。最後，容我錄一段王賡武以「東南亞人」身份所講的話：

我們的地區得天獨厚，兼具海洋性與大陸性，更位於關乎全球繁榮的兩大洋之間。如果東盟能團結一致，與各大活躍文明和諧共存，或許就能幫助我們這個嚮往和平的多元文明世界，避免陷入當前威脅著我們的民族主義文化衝突。（頁 135 ）

七

王賡武教授的《陸海之間》一書由遠至近、由小見大，不止為東南亞，這個二戰前沒有名稱的地方，譜寫了一部可以傳世的「微觀區域文明史」，更將世界四大文明（印度、中華、 伊斯蘭與歐洲基督教文明，如果把「啟蒙文明」也算進去，那就是五大文明）與東南亞的千年互動的絢麗長卷，譜寫了一部生生不息的「文明互動」的大歷史。抬眼雲天，我以「年方九十」之人向這位新加坡的九五之齡的「老朋友」，表達我的問候與敬佩之意，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