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墟到笔端：汉学家顾立雅的中国岁月

《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是20世纪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对中国早期文明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早期海外中国研究最早在西方风行的权威之作。近日，《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中译本上市，这是原书问世近九十年后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

20世纪30年代，顾立雅到访中国，实地考察殷墟等考古遗址和亲手检视众多文物，根据当时最新考古发掘成果、结合中国思想和历史文献撰写了《中国之诞生》，此书是西方第一部利用甲骨文、金文及考古遗址和文物对商周文明进行综合性论述的著作。顾立雅的写作饱含着对中国伟大文明的温情与敬意，以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白人种族优越性”，阐述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独有特性，对西方中国研究和大众读者认识了解中国产生了重要且持久的影响。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顾立雅伉俪早期中国研究杰出贡献教授）为顾立雅《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中译本所作的序言，原题为“顾立雅与我”。

作者｜夏含夷

译者｜于歆砚

《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

作者：[美]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 著

译者：于歆砚 译

版本: 时刻人文｜东方出版中心

2025年6月

人们往往有一个误会，即我是顾立雅的学生。这或许情有可原，但实际上当顾立雅教授1974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时，我还在圣母大学攻读本科，刚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直到1984年，我已经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后，才第一次见到顾立雅。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芝加哥大学雷根斯坦图书馆的复印机旁，时间非常短暂，印象并不太好，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不久后，我受聘为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关于这次聘任也同样有一个误解：大家都以为我接任的是顾立雅的教职，但其实在那些年里，芝加哥大学的远东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for F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现称东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有两个传统中国领域的职位：一个是思想史方面的，另一个则是制度史方面的。顾立雅曾经担任的职位是前者，而我受聘的是后者——这一教职之前长期由研究中国唐代的历史学家柯睿格教授（Edward Kracke，1908—1976）担任。

我开始在大学任教后，顾立雅仍会定期来校园用图书馆，并去当时远东系所在教学楼二楼的办公室拜访他的前同事芮效卫教授（David T. Roy，1933—2016）。顾立雅还会经常爬楼梯上到阁楼间我的办公室和我聊天，内容大体是关于1930年代他在北京的日子。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我们的谈话大约隔几个月进行一次，一开始是在我办公室里，后来当他无法再开车时便通过电话进行。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他，是在1989年一场举办于大卫与阿尔弗雷德·斯马特画廊（David and Alfred Smart Gallery）——现称大卫与阿尔弗雷德·斯马特艺术博物馆（David and Alfred Smart Museum of Art）—的特展开幕式上，展览的主题为“礼仪与崇敬：芝加哥大学所藏中国艺术品”（Ritual and Reverence：Chinese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顾立雅将其个人藏品捐赠给了博物馆，包括商代骨甲、商周青铜器及武器，还有一些骨制饰品。所有这些藏品都著录于展览目录，其中大多都是首次刊登。

顾立雅1905年出生于芝加哥。除了在坎布里奇（Cambridge，MA）、北平以及华盛顿特区等地短暂任职外，他的一生都在芝加哥度过。顾立雅整个高中以后的教育都在芝加哥大学完成：1926年，他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并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连续获得了三个不同的研究生学位。第一个学位是1927年他在教会史系获得的文学硕士学位，论文题为《保禄的耶稣复活教义论》（“Paul’s Doctrine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1928年，他的兴趣从基督教教会史转向中国宗教与文化，便在基督教神学与伦理学系攻读神学学士学位，论文题为《〈论衡〉所见之中国卜筮》（“Chinese Divination as Indicated by the Lun Heng”）。1929年，他从比较宗教学系获得博士学位，论文于同年出版，题为《中华主义：中国世界观的演变》。在这篇论文里，顾立雅将他对在硕士论文中研究过的《论衡》的兴趣扩展到了其他许多章节，包括中华主义的起源——此处他指的是后来普遍被称为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oughts）的概念、孔子和儒家、老子和道家（Lao Tse and Taoism，sic）、墨子和民间宗教。尽管对中国宗教很感兴趣，但顾立雅当时几乎不懂中文；在书中的致谢部分，他感谢了一位名叫S. Y. Chan（陈受颐，1899—1978），“如今在岭南大学”的中文导师。他还对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伟大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博士提供的帮助表达了谢意—他从后者那里得以借阅到一些书籍。

顾立雅（Herrlee G. Creel1905–1994），美国汉学元老、东方学会会长、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1929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32－1936年赴中国访学，结识诸多中国名家，并曾赴殷墟考察。回国后致力于汉学研究推广，著有《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之诞生》《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孔子与中国之道》《中国思想》《中国治道之源》《何为道家》《申不害》等。

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顾立雅先是在芝加哥郊区的隆巴德学院 （Lombard College）教了一年书，随后获得当时新成立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资助——劳费尔是该理事会的第一任主席——前往哈佛大学。在那里，他师从梅光迪（1890—1945）开始研修中文。梅光迪1919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自1924年起在哈佛任教。顾立雅在哈佛度过了两年时间，后来他回忆道：“那两年里，我们快速而广泛地涉猎了大量的文献。这样的节奏没有把我整崩溃。”在这段经历结束后，凭借着基本的中文知识，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或许最重要的是，带着梅光迪写给许多中国朋友和同事的介绍信，顾立雅启程前往中国：在那里，他将度过1932年至1936年四年间的大部分时光。

在北京（或者说按当年的叫法，北平）期间，顾立雅继续研习，定期与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1901—1977）会面。顾立雅主要随刘节学习研读青铜器铭文。除了这些定期的辅导外，在他后来的描述中起了同样甚至更为重要作用的，是他与当时住在京城的大学者们的接触。这些学人的名字堪称一份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名人录：徐中舒（1898—1991）、陈寅恪（1890—1969）、顾颉刚（1893—1980）、容庚（1894—1983）、孙海波（1911—1972）、唐兰（1901—1979）、汤用彤（1893—1964）和袁同礼（1895—1965）。他与顾颉刚会面尤为频繁，顾颉刚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几次往来。在日记中，顾颉刚提到阅读顾立雅用中文写的一篇论文，题为《释天》，并就此致函顾立雅。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顾立雅个人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信件之一（除了他捐赠给芝加哥大学雷根斯坦图书馆档案的信件之外）。有一次，顾立雅向我坦陈，这篇《释天》是他最为自豪的论著之一，甚至在其晚年的著作《中国治国之道的起源·卷一：西周帝国》中也提及过它。

顾立雅也曾深情地回忆起同其他住在北京的学者的交往。他后来描述了当年跟他们在每周的午餐或晚餐上持续四个小时的“疾如烈火”的交谈：

这些晚餐通常持续约四个小时。八名——很少超过十二名——学者围坐在一张大桌边，其中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艺术专家、文献学家，甚至偶尔还会有诗人。实际上，这些晚餐就像是重要的研讨会，但外面听的人可能只注意到频繁的笑声。交谈从家长里短开始，然后四处发散：最近出土的青铜器、对经籍中某段的新解读、女性（也许是某位特定的女性）、某人为什么要发表那篇毁掉自己声誉的最新论文，甚至偶尔也会提到政治，不过不常有——他们对此兴趣不大，以及总是有绍兴酒这种最为温和的佳酿润和着交流。

顾立雅承认起初他并不理解这些对话中的大部分内容。然而，他充分利用了在这些社交场合建立起的人脉。他提到，如果对某个古史话题有疑问，只需骑着自行车去到某个朋友家中，而这些朋友们会腾出一切必要的时间为他答疑解惑。

插图1：1934年春，殷墟第九次发掘，侯家庄南地发掘工作中合影。前排右起：石璋如、刘燿、顾立雅、董作宾、方策、张曹、苏孔章。

在北京的日子快要结束时，顾立雅开始着手整理出版其研究成果。1936年，顾立雅在两份西方顶尖期刊上发表了两篇关于青铜器铭文的文章：《作为历史文献的西周铜器铭文》和《高本汉教授中国铜器断代系统的注解》。顾立雅在第一篇文章里重点指出，青铜器铭文基于的是周朝王廷在册封仪式上给予器主的“命书”，因此应当被视为二手历史文献。在后一篇文章里，年轻的顾立雅竟敢于批评高本汉（1889—197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断代中使用的一些方法，这立刻招致了这位学术巨匠的敌意。后来的发现表明，这两篇文章都颇有远见，而顾立雅之后的职业生涯也证明了高本汉对他的驳斥是错误的。

同样在1936年，顾立雅在权威期刊《通报》（T’oung Pao）上还发表了一篇更具争议性的文章：《关于中国表意文字的性质》。次年，另一位年轻的汉学家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 在 新 创 刊 的《哈佛亚洲研究期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简论古代汉语的演变》的论文，对其提出尖锐质疑。学界经常引用这两篇文章来概述关于汉字性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顾立雅凭借其对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了解，主张汉字的象形起源，而卜弼德则认为所有的文字都必然是语音性的。顾立雅和卜弼德在随后的一年里又你来我往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直到伟大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叫停了这场辩论。语言学家通常认为卜弼德对顾立雅的批评已使这一问题盖棺论定，但古文字学家对此仍不敢断言。

在北京生活期间，顾立雅曾至少两次前往安阳，观摩当地正在进行的对商朝最后一座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访问过程中，顾立雅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傅斯年（1896—1950）、董作宾（1895—1963）、 李济（1896—1979）、 梁思永（1904—1954）和郭宝钧（1893—1971），他们都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员，深入参与了发掘工作。顾立雅的第一次访问似乎是在1934年春；中央研究院的档案里有一张照片，拍摄于侯家庄南地第九次发掘现场，照片里顾立雅站在董作宾旁边（插图1），边上还有其他几名考古学家。顾立雅与董作宾的友情尤为深厚；后来在1947年到1949年的两年间里，顾立雅在芝加哥大学招待了董作宾。顾立雅第二次访问安阳是在1935年5月，当时对位于西北冈的HPKM1002号大墓展开再次发掘；在一张览之尤为令人伤怀往事的照片里，顾立雅与他的夫人顾乐贞（Lorraine Johnson Creel，1915—1995），还有梁思永一起站在墓葬坑中（插图2）。这些对安阳的访问也奠定了顾立雅《中国之诞生》的基础，而此书的中译本也终于在近九十年后得以面世。

插图2：1935年5月2日，殷墟第十一次发掘，西北冈第二次发掘，顾立雅与夫人顾乐贞、梁思永在HPKM1002号大墓内合影。

在一篇名为《〈中国之诞生〉的诞生》的短文里——这篇短文同时也是一篇演讲稿，发表于纪念这部伟大作品出版五十周年的会议上——顾立雅提到，自己在第二次访问安阳时收到了来自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的电报，邀请他回到母校建设中国研究的学科项目。当时，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学术文章外，顾立雅还在撰写一系列研究文章，打算将其出版为一本名为《中国早期文化研究》的书，内容主要是有关古文字学和文本历史的考订性讨论。在《〈中国之诞生〉的诞生》中，他回忆道，当他把这本书的稿件拿给北京的朋友们看时，他们对他说：“这无疑有学术价值，但没人读得下去。”他还回忆起自己少年时曾担任记者，并“在报纸上发表过洋洋数百万言”的经历。顾立雅并没有因朋友们对他学术写作的否定而感到气馁，而是决定回归自己新闻写作的根基，并开始描述正在安阳开展的发掘工作。这就是《中国之诞生》。他说这本书从他的脑海中“喷涌而出”泄诸纸端，六周内就完成了。它的出版也同样迅速，首版1936年便面世，而顾立雅当时只有31岁。

同年，顾立雅开始担任芝加哥大学的“中国历史与语言讲师”（Instructor in Chinese History and Language）一职；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的几年外，他一直留在大学工作，直至以马丁·A.瑞尔森杰出贡献名誉教授（Martin A. Ryer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meritus）的身份从远东语言与文明系及历史系退休。他的确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研究的学科建设，芝加哥大学后来也成为西方世界该领域的重镇之一。战后回到大学，他的研究越来越侧重于中国思想史。他在短时间内连续出版了两本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书：1949年出版的《孔子：其人与神话》，以及1953年出版的《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不过，在职业生涯晚期，他重拾早年对青铜器铭文的兴趣，出版了研究西周时期官僚制度的《中国治国之道的起源》。该书当年荣获戈登·J.莱恩奖（Gordon J. Laing Award），该奖旨在表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优秀图书。

顾立雅只在1939年回过一次北京。在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慷慨资助下，他在那里度过了一年时光，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购置了约75 000册书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继续从好友顾子刚（1899—1984）处购买书籍，顾子刚是大同书店和《图书季刊》的创始人。在1945年11月25日给顾子刚的一封信中，顾立雅写道：“我现在看北平，就如同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看天堂一样——那是一个我可能永远也看不到，但心怀渴望向往着未来可以到达的地方。”

顾立雅于1994年6月1日在芝加哥郊区帕洛斯公园（Palos Park）的家中去世。同年11月3日，我在芝加哥大学邦德礼拜堂（Bond Chapel）主持了一场追悼会向他致敬。追悼会上，我，顾立雅的前同事余国藩（1938—2015），顾立雅的学生、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的钱存训（1910—2015），顾立雅的另一位学生西德尼·罗森（Sydney Rosen，1925—2006），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早期中国》（Early China）期刊创始人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1932—2017），还有剑桥大学中文讲师鲁惟一（Michael Loewe）发表了致辞。我在追悼会结束时，引用了顾立雅钟爱的《论语》中的一句名言：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 《论语·学而》

正如我在本序开篇所言，我并不是顾立雅的学生，因此甚至无法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自称嫡传。然而，如今我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已近四十年，时间上甚至已超过了顾立雅三十八年的教职，而且在近三十年里，我的学术头衔里一直带有他的名字。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我可以称顾立雅为“学术继父”（scholarly stepfather）。无论我在努力光大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研究领域中成就有多少，我希望至少能称得上是一名“孝顺继子”（filial stepson）。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夏含夷；译者：于歆砚；摘编：李永博；导语校对：张彦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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