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提出援外要量力而行，却被迫搬出中南海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失败了。

“1961年的元旦社论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篇幅增加，而且也务实得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在其文《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中的引述。

王稼祥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1962年，中苏关系的惊天大事，则是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的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中国的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也就王稼祥一个人反对。”

1950年，毛泽东与王稼祥交谈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

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

与此同时，王稼祥还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三和一少”

王稼祥1962年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

“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她认为丈夫是一个富于思考的人，看见一些事情对党和人民不利，他认为自己不说话，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1959年毛泽东、邓小平、王稼祥在一起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

但就是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

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这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说过的话。在该文中，王稼祥首次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毛泽东曾经屡次挽救过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是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实上终结了。

王稼祥不久便被实际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并搬离了中南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软禁，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三降一灭”制造厂。王稼祥难以承受和应对，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他不断地喊：“我没有罪！”朱仲丽记述说：“入夜，他仍不时地惊叫。”

1974年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

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为所谓 “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通报指出：“建国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中联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门一样，执行的是中央的路线，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定的。工作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

针对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非凡勇气，《王稼祥传》作者、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徐则浩，在采访结束后又特地给记者打来电话，复述了当年胡耀邦的一句评语：“总的说来，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