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东：学术札记与中国古代学术

本文转自“古籍”，原载《光明日报》（2022年7月13日 第11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札记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著述形式，又称杂识、杂录、笔记、笔谈、丛谈、随笔、随录、漫录等，今人常以“笔记”一名统之。古代札记的内容涉及广泛，包罗宏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至人事，无所不赅。在种类多样的札记体著述中，有一种是以学术问题探讨为主要内容，可称之为学术札记，其间多有真知灼见，是古代学术园地中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

札记是古代学术的重要载体

古人普遍重视札记在读书治学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撰写札记可以督策学人勤读深思、力学进业。如宋朱熹训诫其子说“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札记，候见质问”，以防怠学。清章学诚说：“札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今使日逐以所读之书与文，作何领会，札而记之，则不致于漫不经心”。此外，札记写作还有利于学人存稿备忘、交流心得、练笔习文等。如明杨爵说：“或有所得，则随笔之，以备遗忘。”清段玉裁说：“学者记所心得，无忘所能，可以自课，可以持赠同人，莫善于是。”章学诚说：“（札记）毕竟要从义理讨论一番，则文字亦必易于长进。”

正因为认识到了札记撰写对于进学修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古代很多学者将札记作为重要的为学之具，在平时的学习、研究中常以札记来记载感悟、辑录见闻、考究原委等。如宋张载倡言“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且常常“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洪迈“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元陶宗仪在外劳作，辍耕休息时则探究学问，并摘树叶记其所得，贮存于盎中，“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后据此编成《辍耕录》；清翟灏研究文史，“考所由来，有所得辄札记之……自壮至老，手搦翰一管，撰述无倦”。

札记为古人求知修学所倚用，在其学术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故古代的学术札记十分发达，成为传统学术的重要载体，为数甚夥，精品亦多。清梁章钜说：“子书杂家最多，而有数部不可磨灭之书，必须专读者。如班固之《白虎通义》、颜之推之《家训》、王应麟之《困学纪闻》、顾炎武之《日知录》，皆当家有其书。”清徐养原说：“杂家者流，自古有之，至唐宋而寖盛”，出现了李匡乂《资暇集》、苏鹗《苏氏演义》、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等一大批学术札记名著，“足为考镜之资”。清桂馥说：“宋之《梦溪笔谈》《容斋五笔》《学林新编》《困学纪闻》，元之《辍耕录》，其说多有根据；即我朝之《日知录》《钝吟杂录》《潜邱札记》，皆能沾溉后学。”

以清代训诂学研究为例略作考察，即可知札记是清代学者训诂研究成果常见的载体形态。清代（尤其是乾嘉两朝）是训诂学的鼎盛时期，此时学者在训诂研究上的所闻、所思、所得，有很多是以札记来承载和呈现的。如阎若璩《潜邱札记》、臧琳《经义杂记》、王鸣盛《蛾术编》、赵翼《陔余丛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桂馥《札朴》、孙志祖《读书脞录》、李惇《群经识小》、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陈鳣《简庄疏记》、洪颐煊《读书丛录》、严元照《娱亲雅言》、俞正燮《癸巳类稿》、陈澧《东塾读书记》、孙诒让《札迻》等学术札记，其中就多有训诂探究的内容，借此能窥见当时训诂学研究实绩之大略，甚至可以粗知清代学术的内涵、特点等。所以梁启超说：“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

学术札记多有精妙之见

顾炎武写作《日知录》，一年之中“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积30年之功才写成此书，可见其札记乃苦心致思之所得。古代学术札记多类此，是学者们在学术兴趣的驱动下潜心钻研、深造精诣而获得的成果，或记下了学者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时乍现的灵光，或载录了学者经久探索某一学术问题所得的结果……其中多有新创之见、精粹之论，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清汪远孙说：“唐以后往往不注一书，而偶有所得，杂见于笔录丛说者，其中不乏精邃之论。”

以乾嘉学术札记的训诂研究为例，其中无论是微观的具体训释，还是宏观的理论探讨，多有精义妙论。清胡培翚说：“（乾嘉）有札记之书，所释非一经，每经不数条，顾较通释全经者时有创获。”清凌扬藻也有相近看法：“盖传注之文，全释一经，或不免敷衍以足篇目。杂家之言，偶举一义，大抵有所独得，乃特笔于书，说多可取。”可见，乾嘉学术札记所载者，多有作者在经义训诂上的创新自得之言，其价值有时甚至超过通释全经之书。札记的理论阐述也同样富有学术价值，如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集中反映了他的训诂理论，“其中批评前人望文生训和增字解经的弊病以及论经文假借各条，尤为明白剀切，为研究训诂学和注释学者所不可不反复细读的重要文献”（郭在贻语）。

由一些实例即可见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研究的见解之精。例如，《尚书·洪范》：“汝则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伪《孔传》以其中“逢吉”连读，解为遇吉。李惇不以为然，在《群经识小》中辩曰：“此节通体用韵，当读至‘逢’字句绝，与上文五‘从’字、一‘同’字音韵正叶；‘吉’字另作一句……‘逢’训为‘大’，《释文》引马融云：‘逢，大也。’犹言其后必大耳。”对此，清代大儒王念孙赞赏不已，称其为“至当不易之论，可谓独有千古”。又如，倪思宽《二初斋读书记》：“（经文）先后参观，无异圣贤自为注辞。”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古人著书简而有法，好学深思之士，当寻其义例所在，不可轻下雌黄。”王念孙《读书杂志》：“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王引之《经义述闻》：“大氐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上引札记材料，均是对训诂实践的理论性总结，见解颇精辟。再如，严元照《娱亲雅言》：“《释诂》篇首训‘始’，篇末训‘死’，两端具矣。”梁玉绳《瞥记》：“《释训》自‘子子孙孙引无极’以下十六句，皆用韵语，如七言古诗。此训诂之创格也。”此类札记材料，昭揭了古代训诂著作的高妙精微之处，可谓独具只眼、识见洞达。

学术札记不乏内在系统性

古代札记在写作上的显著特点是：有感而发，信笔所至，了无拘束。正如洪迈所说：“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也如吕叔湘所言：“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因此，古代札记在形式上显得自由洒落、散漫无制。学术札记也当然如此，随意抒写，不事雕琢，更不措意于体系形式的建构，通常没有规整的结构框架和绵密的显性体系。

古代学术札记缺乏形式上的系统，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内在的思想理路。事实上，不少学术札记含有隐性的知识体系，即有如当下学者论析古代文论特点时所说的“潜体系”：“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体系是一种‘潜体系’……古代各种理论体系，包括文学理论体系和文学范畴体系，其深邃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弥漫和洋溢在一个立体网状的动态构造之中，而其平面静态的结构图式，则并不十分分明”（汪涌豪语）。学术札记的情形正似此。对一部学术札记或若干相类的学术札记进行总体性观照就会发现，尽管其中的论述文字显得零碎散杂，漫无统纪，但实际上往往是围绕特定的学术论题或论域来展开研讨的，彼此关联，暗含着立体化的、动态生成的隐性系统。比如，乾嘉时代众多学术札记中的训诂理论材料，零珠碎玑般地散见于各处，羼杂于考据性文字之中，缺乏独立的显性体系，但如果从论题或论域的视角进行宏观审视，整体把握和解读这些分散的碎片化理论材料，则知其中蕴含着相通的思想因素，潜藏着内在的知识构架及其逻辑秩序，有其隐性体系。其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实际上包括训诂条件论、训诂对象论、训诂体式论、训诂方法论、训诂弊病论、训诂发展论等部分；其每个部分又包括若干方面，如其中训诂方法论包括因声求义、依形解义、考求故训、循文求义、旁通互证、以图解经、方言证古、名字证发等方面。

总之，学术札记是我国古代学术的重要载体，凝结着前人的学术精髓和学术智慧，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我们应予珍视，并善加借鉴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