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黄应生｜曾任最高法院法官
我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当法官、办案件，判过一些投机倒把、非法经营类案件。现在回头一看，当年被判刑的企业家，如果根据现在的法律、政策，好多都不构成犯罪了。
可是，他们最宝贵的年华，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或许有的人现在都还没有出狱，真是造孽啊！
不仅我经办的案件，看当年其他的经济犯罪案件，多少企业家是无罪的，最后却被判刑入狱了，真是悲剧啊！
这不仅是企业家的悲剧，也是全社会的悲剧。
我有时甚至想，其实不是企业家在犯罪，而是机械执法的办案人员在“犯罪”，是他们无意中将最具开拓精神、最有创新能力的创业者、企业家送进了监狱！
假如马斯克、乔布斯生在中国，他们还能有现在的成就吗？是不是也将在监狱里了却残生？大家不妨扪心想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每年查办、抓捕这么多企业家，以至于民间调侃“企业家不是在监狱里，就是走在监狱的路上”？！
说实话，当时年轻气盛、一身正气的我，不仅不知道自己是在“造孽”，还洋洋自得以为立了大功。现在下海创业，身份转换了，真正实现了换位思考，才知道当年的自己是多么无知、肤浅！
当然，我也可以自我安慰，这是无心之过。因为当年的法律政策就是规定这些行为可以定罪的，虽然觉得有违人性、不近情理，但本着“恶法亦法”的原则，就随大流判决有罪了。
幸好，当年能轻判的尽量都轻判了，且没有判一个企业家死刑，这是我至今还可以原谅自己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平庸之恶。我永远记住，自己是“作恶”过的人，余生要努力为法治进步、个案公正鼓与呼，为曾经的过错“赎罪”。
当我到最高法院以后才发现，外地同期同类不少诈骗数额更大的案件，好多都没有顶格判处无期徒刑。难怪个别当事人家属听到判决结果后，一出法庭就当面诅咒我。
分析原因，主要是自己少见多怪，没有见过大世面，或许是自己穷怕了，没有物质上富裕过，才会把钱看得太重，以为两三百万元就是天大的数字，所以才理直气壮地对被告人下了狠手！
正所谓无知者无畏，有了偏见就更加心狠。痛定思痛，我逐渐跨越学科界限，更多地涉猎史学、经济学、心理学甚至佛学方面的知识，以克服无知和偏见。
见多识广后，确实比较中正平和了。比如，对诈骗犯罪就不再有偏见，而是相当客观理性，会更加认真地倾听诈骗犯罪被告人的辩解，也会更加审慎评估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在全面把握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作出让各方都基本满意的判决。
横向对比，成熟法治国家，一般要40岁，且有丰富的律师从业经验后，才能当法官。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到了这个年龄，有了丰富的阅历、富足的生活、淡定的心态、足够的智慧之后，才能洞察人性、深谙法理、驾驭案件、平衡利益。
而一些法治欠发达国家，让初出校门、尚无社会经验、定力不足的穷书生承办重大刑事案件，不仅承办法官，而且司法体系，甚至整个社会都要为此承担不可预知的风险。
现在的司法改革，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已经遴选出来的员额法官都是专业化、精英化，且比较资深的法官，他们的地位和待遇也有了一定提高，假以时日，比如十年二十年，当法官们真正备受尊荣、衣食无忧、充满智慧、心平如水时，司法公正和权威就不再是一句口号了。
总结办案的那些年，虽然自己年轻气盛、无知偏见时办的个别案件略有遗憾，比如量刑重了一些，判的非监禁刑少了一些，但始终怀着“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之心，没有办冤假错案，也没有以案谋私，总体表现，差强人意，自评合格！同时，也对个别案件中可能偏重的判决，向有关被告人及其家属致歉。
如今，下海创业多年，其中甘苦自知。再次呼吁全社会宽容创业者、善待企业家，真正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修改完善我们的体制机制、法律政策，营造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环境！如果没人创业了，企业家都躺平甚至外逃了，请问每年一千多万大学生到哪里就业？
希望法律人都具前瞻眼光、怀悲悯之心，拒绝平庸之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现状、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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