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异类难以安心活着

郑州人民公园打人视频截图

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已落幕，17人被捕，其中11人刑拘，6人行政拘留（其中有5人未成年）。在喧嚣的舆论场上，这事想来很快就会被人遗忘，更没什么人会去深究这意味着什么，然而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时代一个令人悚惧的征兆。

这不是普通的暴力犯罪，而是针对特定边缘群体的：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暴徒，以“猎gay行动”为名，举着甩棍、木棒，见到独行男性就进行侮辱性盘问“你是1还是0？”，将男同性恋视为可以任意施暴的对象，还把受害者的痛苦变成流量，在短视频平台上炫耀“战绩”，自视为捍卫性道德原则的“好男儿”。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施暴的目的并非图财，只是为了将自己扭曲的攻击欲宣泄在那些边缘化的群体身上，把暴力正当化、娱乐化，通过进而获得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

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精心计划的：早在2019年，这群人就开始在公园勒索老头，但从2024年起专挑男同性恋者下手，受害者作为性少数群体，挨打后也不敢报警，加上施暴者中有些还是未成年人，打人也不用担责，也就是说，这群自居“正义”的暴徒其实非常鸡贼，在不用担责、欺负不能还手的弱者时最“勇敢”，那是不折不扣的“伪正义”。

当然，他们真正的兴趣并不是维护什么道德原则，而就是暴力本身。一名劝架的公园保安被打断肋骨（轻伤二级），连夜跑的初中生都被他们群殴，就因为对方“没及时回答性取向问题”。不夸张地说，性取向仿佛成了他们“合法施暴”的执照。

别看他们现在被抓了，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正是因为其施暴的底层逻辑与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

编剧汪海林在一番引发激烈争议的发言中，曾毫不掩饰地说，90年代北京爷儿们把“打兔子”（“兔儿爷”是男同性恋的暗语）当作“娱乐活动”，他在那些人挨打的时候倒还同情，但现在看到他们“牛逼”、“招摇”，就忍不住反感。

也就是说，在他心目中，同性恋是低人一等的，就应该乖乖呆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的男子气概让他觉得“欺负弱者是不对的”，但又觉得“弱者就不该和我平起平坐”。这充分体现出一个老直男对当下多元文化的不适，那是对他支配地位的威胁，因而情不自禁怀念起以往能以暴力打压边缘群体的时代。

在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中，虽然网上舆论一边倒地谴责暴力，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官方通报和主流媒体上，几乎都无一字提及这些人的施暴对象是同性恋者。这种避而不谈的暧昧态度意味着受害者无法得到公开、正面的支持。

事实上，如果说“同性恋者拥有同样的权利”，很可能会引发争议。因为现在舆论的反应建立在“暴力是不对的”这一抽象原则之上，但如果大众得知施暴对象是谁之后，态度就可能动摇乃至转变，我在讨论这一事件的帖子底下就看到有人评论：“虽然但是……同性恋这个群体，群P、约炮、乱伦、无下限、传播艾滋病，真的该被下油锅。”

也就是说，有的是人觉得“尽管施暴不对，但那些挨打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就是暴力的庇护所，因为这种逻辑会让他们觉得“同性恋者就是有意追求不健康、不道德的生活，挨打也不值得同情。

当然，这就是歧视，歧视不仅是维持不平等体系的策略，为暴力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而且本身就是产生暴力的源泉，因为当某种意识形态证明异类所遭遇不平等待遇的正当性时，暴力又会反过来维护并强化这一意识形态。

在一个价值观单一的社会里，任何异类都很难活得安心自在。在文革时期的上海，有位 年轻年轻姑娘跌倒在街头，被一群红卫兵肆意羞辱，她木木地坐在泥地里哀哭着说：“我不是资产阶级。”——她遭此凌辱，只是因为她穿了窄管裤，就被视为走资派，也就使得那群暴徒自认有权这样对待她。

成都的gay吧

为什么这次的事件出现在郑州，恐怕也是因为这座城市缺乏多元宽容的城市文化传统，它向来是以工人运动、极左激进和平民主义著称。相比起来，在号称“gay都”的成都就极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因为成都的城市文化向来以包容著称，“哪怕看不惯，但那是别人的活法，管不着”。

通常来说，大城市都比乡村更为包容，因为大城市势必容纳许多异质化的群体，不可能像小型社区那样同质化。从这一意义上说，郑州人民公园的打人事件意味着，当地自发涌现出一些激进的群体，将社会偏见武器化，极力压缩异类的生存空间，阻止社会朝向让他们不悦的多元化方向演进。

越是那些歧视严重的地方，越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规律性现象：“公开的同性恋者愿意从事社会地位低下的职业；秘密的同性恋者则常常从事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理由很简单：如果这一身份遭受歧视，那么有身份的人当然不敢暴露这一秘密。

可想而知，这些异类会比常人更乐于流向一个能让他们更自由呼吸的地方。就此而言，异类能否安心活着，堪称当地价值多元、包容的可靠指针，而这些遭排斥的少数派，往往正是文化创造力的前沿力量。

同性恋者由于其隐秘的性取向，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感受力。他们是天生的跨界者，身为男性却更能了解女性（所以才有“gay蜜”的说法），对不同的体会都能兼容，或许正因此，无论在哪里，艺术圈子都是同性恋者的集中地。

后现代主义赞颂这种跨越边界的现象，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文化杂交”还是性别多元，都被欢呼为为一种去中心化的现代胜利。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一种文化、一个环境，但像流亡者、移民、同性恋者却出入于不同类别之中，并因为其多重视野而具有一种特殊的觉知。那不仅对一元价值观具有批判认识，也通向人的自我解放。

然而，对于仍强调身份边界清晰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模糊边界的任何行为，都是需要打压的危险迹象。从这一意义上，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不宽容的意识形态渗透之下，多元文化随时可能遭到压制、诋毁和污蔑，而那势必伴随着社会活力的退潮。

从这意义上说，之所以要为异类争取空间，说到底与其说是为了他们，不如说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因为只有当异类都能安心活着，我们才有可能拓展边界，看到更丰富多彩的世界而不至于被质疑忠诚，也才不至于变得越来越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