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诫子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诫子书

东汉·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子书》是诸葛亮晚年（234年）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家训，时值他北伐前夕，自知时日无多。全文仅86字，却凝聚其一生智慧，以“静”为核心，强调修身、立志、惜时三者的辩证关系，被后世奉为“千古家训之首”。

诸葛瞻生于建兴五年（227年），是诸葛亮46岁时所得的独子。诸葛亮曾评价他“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担忧其过早成熟反而难成大器。诸葛亮去世后，他袭爵“武乡侯”，成为诸葛家族在蜀汉的象征。17岁，也就是延熙六年（243年），娶刘禅之女为妻，授骑都尉，跻身皇亲。历任羽林中郎将、射声校尉、侍中，后升至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景耀四年（261年）任行都护卫将军、卫将军，与董厥共掌尚书台政务，统领国事。

执政期间，宦官黄皓专权弄政，诸葛瞻虽身居高位却“无能匡矫”，未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黄皓，被后世批评为政治软弱。学者王应麟甚至指责他“谏而不听，又不能奉身而退”。

景耀六年（263年），邓艾偷渡阴平直逼成都。诸葛瞻率军阻击，至涪县后犹豫不决，未采纳尚书郎黄崇“速占险要”的建议，错失战机，致使邓艾长驱直入平原。

邓艾以“琅邪王”爵位诱降，诸葛瞻怒斩来使，列阵绵竹关。初战击败邓艾部将邓忠、师纂，但终因兵力悬殊兵败。他临终悲叹：“于内不能除黄皓，于外不能制姜维，进不守江油，有何面目复返！”遂战死，时年37岁。其长子诸葛尚（时年18岁）亦冲入敌阵殉国，高呼“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用生何为！”

干宝称其“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毛宗岗评“战死绵竹之心，亦秋风五丈原之心”，认为他继承了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精神。诸葛瞻的成就更多体现为精神层面的忠烈而非军政才能。他受父辈光环所累，在政治与军事上显露局限，却以死节诠释了“武侯家风”的精髓。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君子的行为操守，以宁静专一修养身心，以节俭朴素培养品德。

静，摒除杂念、专注内省。俭，克制物欲，避免奢靡腐蚀心志。开篇点明君子立身之本——内在宁静与外在简朴互为表里，共同构筑道德根基，也就是孔子讲的“据于德”也。

也与《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形成呼应。两者共同揭示：心静是认知与行动的前提——唯有静定，方能明晰志向，进而达成“虑而后能得”的智慧。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不淡泊名利无法明确志向，不宁静专一无法达成远大目标。淡泊是志向的土壤，摆脱功利干扰，方能看清人生方向；宁静是远行的动力，专注深耕，方能厚积薄发。“淡泊”指剥离对名利的外在执念，如诸葛亮告诫儿子“俭以养德”的物质节制，“明志”则是内在志向的澄明。

“宁静”非指逃避尘嚣，而是“静以修身”的心境专注力，如治学需“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致远”强调长期主义的成果。静是动的蓄能阶段，诸葛亮北伐前屯田练兵、抚民蓄力，恰是“宁静致远”的实践。

诸葛亮在蜀汉危局中写《诫子书》，以“淡泊宁静”对抗东汉末年的浮华清谈之风，为士人提供精神避险策略。其子诸葛瞻绵竹殉国时叹“不早斩黄皓”，恰是未能践行父训“险躁不能治性”的悲剧。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学习须宁静专一，才干来自勤学；不学无法增长才干，无志无法成就学问。

这四句是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关于“学习、才能、志向”关系的核心论述，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修身治学的关键逻辑，堪称“成长方法论”的经典总结。

“静”是学习的前提：这里的“静”并非单纯的环境安静，更指内心的专注、沉稳与安宁。学习需要沉下心来，摒弃浮躁、杂念和外界干扰，才能深入思考、吸收知识。若心性浮躁（如急于求成、三心二意），便无法专注于所学，知识只能停留在表面，难以内化为自身能力。就像一杯浑浊的水，唯有静置才能澄清，学习也需“静”的状态才能真正入味。

“学”是才能的根基：“才”指才能、本领，但才能并非天生或凭空而来，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无论是知识储备、思维能力还是实践技能，都需要通过持续的学习（读书、观察、实践等）逐步培养。没有学习的积累，所谓的“天赋”也会因缺乏滋养而枯萎，最终一事无成。这一句打破了“天才无需努力”的误区，强调“学”是成就才能的必经之路。

非学无以广才。“学”是拓展才能的途径，“广才”意为扩大才能的广度与深度。若不坚持学习，才能就会局限在原有水平，甚至因时代发展而落伍；唯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接触新领域、吸收新知识，让才能像树木扎根一样日益深厚，像枝叶一样不断伸展。比如，一个人最初可能只懂一门技艺，但通过持续学习，能逐渐掌握相关技能，最终成为复合型人才——这正是“学”对“才”的拓展作用。

非志无以成学，“志”是完成学习的动力。“志”指志向、目标、决心。学习是一个长期且需要付出艰辛的过程，若无明确的志向支撑，很容易在遇到困难时退缩、在枯燥中懈怠。志向如同学习路上的灯塔：有了志向，就有了坚持的动力（为何而学）、明确的方向（学什么），才能在漫长的积累中保持热情，最终学有所成。反之，若“志不立”，学习就会沦为漫无目的的敷衍，难以坚持到底。

学习不仅是积累知识的过程，更是以志向为动力、以静心为方法、以成才为目标的系统性成长。没有志向，学习难成；没有静心，学习无效；没有学习，才能无源——这既是诸葛亮对子女的治学教诲，也是穿越千年的成长智慧。

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放纵、懈怠就不能振奋精神，冒险、浮躁就不能修养性情。

“淫”并非狭义的放纵，而是指过度沉溺、无节制的懈怠，比如沉迷安逸、拖延度日、放纵欲望（如享乐、虚荣等）；“慢”则是散漫、懈怠、缺乏紧迫感，对待事情敷衍了事，不愿付出持续努力。二者结合，本质是一种“躺平式”的心态——满足于现状，逃避挑战，任由自己在舒适区中沉沦。

“励精”意为振奋精神、集中精力，是成就事业的核心动力。当人陷入“淫慢”，会逐渐丧失对目标的热情：沉迷安逸会让人贪图轻松，不愿承受学习或奋斗的辛苦；拖延懈怠会让人在“明日复明日”中消耗斗志，最终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劲。就像久不打磨的刀刃会生锈，长期“淫慢”的人，精神会变得萎靡，锐气会被消磨，自然无法凝聚力量去追求目标、突破自我。

“险”指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做事缺乏沉稳规划，总想走捷径、求速效；“躁”则是心性浮躁、难以专注，容易被外界干扰，情绪波动大，缺乏耐心和定力。二者本质是一种“焦虑式”的心态——既渴望成功，又不愿沉下心积累，试图用表面的忙碌或激进的方式掩盖内心的浮躁。

“治性”意为修养性情、磨练心性，让内心变得沉稳、平和、有韧性。“险躁”的人往往被短期利益或情绪裹挟：急于求成会让人忽略基础，做事流于表面，甚至因急功近利而犯错；心性浮躁会让人无法专注深耕，遇到挫折就容易放弃，或因他人的评价、外界的诱惑而动摇初心。久而久之，性情会变得偏激、脆弱，既无法沉淀自我，也难以在长期的挑战中保持稳定的心态，自然谈不上修养心性、成就大事。

诸葛亮在告诫儿子，要以“静”为核心（静以修身、学须静也），而“淫慢”和“险躁”正是“静”的反面。

“淫慢”是“静”的“松弛过度”，因缺乏自律而失去方向；“险躁”是“静”的“躁动失序”，因缺乏定力而偏离轨道。二者看似相反，却殊途同归：都会让人脱离“修身治学”的正道，最终一事无成。这两句不仅是对儿子的告诫，更提醒后人：真正的成长需要“张弛有度”——既不能放纵懈怠，也不能急躁冒进，唯有以“静”制“躁”、以“勤”克“慢”，才能保持精神振奋、心性平和，在长期积累中实现目标。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年华随着时光流逝，意志随着日子一天天消磨，最终像枯枝落叶般衰老零落，大多对社会没有贡献，只能悲哀地守着破旧的屋子，到时再后悔又来得及吗？

“穷庐”指破旧的居所，象征贫困、潦倒的生活状态，更暗含精神上的孤独与悔恨。当人年老力衰、一事无成时，只能困守在简陋的环境中，回望一生：曾经的志向化为泡影，年轻时的机会悉数错过，身边的人或许已实现价值，而自己却两手空空。此时的“悲”，是对虚度光阴的追悔，是对未竟理想的遗憾，更是对无力改变现状的绝望。

“复”是再、又之意，“及”是来得及。这句以反问收尾，强调悔恨的无意义——时光无法倒流，人生不能重来，当衰老与遗憾已成定局，再后悔“当初为何不努力”，早已无济于事。诸葛亮用最沉痛的语气点出：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这几句并非单纯的消极感慨，而是通过描绘“虚度光阴的悲剧”，反向激励子女珍惜当下。诸葛亮深知，人性中总有惰性与侥幸心理，唯有让子女看清“不努力”的后果有多沉重——不仅会失去青春与志向，更会沦为无价值、无归宿的“枯落者”，才能从根本上唤醒他们的紧迫感。

时间的价值在于“被利用”，意志的意义在于“被践行”。若想避免“悲守穷庐”的结局，就必须在“年未驰、意未去”之时，以“静”修身、以“学”广才、以“志”成学，让每一寸光阴都转化为生命的养分，最终实现“接世”的价值，不留遗憾。这既是对子女的叮嘱，更是对我们的生命启示：人生最宝贵的不是时间本身，而是如何用时间浇灌出有价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