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一个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国物理学家突然消失了。
所有人都在预测,他将是下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但就在这时,这个叫王淦昌的人从地球上蒸发了,17年后,人们才知道真相。
孤儿的逆袭路
1907年,江苏常熟枫塘湾,王淦昌4岁时,父亲病死,13岁那年,母亲也走了,一个孤儿,和外婆放羊维生,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农村娃将来会改写中国核物理的历史。
但王淦昌不甘心,他白天放羊,晚上读书。
外婆心疼,劝他别折腾了,王淦昌摇头:"我要上学。"1925年8月,王淦昌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是清华物理系第一届本科生。
同班只有4个人:王淦昌、施士元、周同庆、钟问。
4个人,撑起了中国物理学的未来,叶企孙是他的老师,这个瘦弱的教授,有一天激动地对学生们说:"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王淦昌记住了这句话,一辈子都没忘。
1929年,王淦昌交出了中国第一篇大气放射性研究论文,题目很长:《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吴有训教授看完,决定留他当助教。
1930年,王淦昌拿到江苏省官费留学名额。
目标是德国柏林大学,导师是莉泽·迈特纳,这个女人被爱因斯坦称为"德国的居里夫人",她是核物理界的传奇,也是王淦昌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
迈特纳很快发现,这个中国学生比她还拼命。
王淦昌常常工作到深夜,经常被锁在研究所里,保安第二天开门,发现他还在实验台前,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改变了一切。
三次错过改变世界的机会
1931年,柏林大学讨论会,玻特教授报告了一个奇怪现象:用α粒子轰击铍核,产生了强贯穿辐射,玻特说这是γ射线,王淦昌听完,心里犯嘀咕。
γ射线真的有这么强的贯穿能力吗?他想到了一个新方法:用云雾室重复实验。
王淦昌兴奋地找到迈特纳,"不行。"迈特纳直接拒绝,王淦昌不死心,又找了一次,"还是不行。"年轻的中国学生不敢违背权威导师的意见。
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用了相同的实验思路,他发现了中子。
1935年,查德威克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迈特纳后来对王淦昌说:"这是个运气问题。"王淦昌苦笑,运气?1934年,王淦昌博士毕业,决定回国。
同事们不理解:"科学没有国界,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干什么?"
王淦昌的回答很简单:"科学家有祖国,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去服务。"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被迫西迁。
从杭州到建德,从江西到广西,最后到贵州遵义,王淦昌跟着学校四处逃难。
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但他没停止思考,1940年,王淦昌在油灯下研究一个世界难题:中微子存在吗?这个假想粒子困扰了物理学界十多年。
敌机轰炸的间隙,王淦昌埋头计算,1941年,他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法。
1942年1月,美国《物理评论》发表了这篇论文,美国物理学家艾伦看到了,他按照王淦昌的方法做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
这个方法被命名为"王淦昌-艾伦实验"。
1995年,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王淦昌再次错过,1956年,王淦昌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他是中国代表,也是副所长。
王淦昌带领12个国家的科学家,在世界最强大的加速器前工作。
1959年,奇迹出现了,王淦昌从4万对照片中,找到了一个特殊事例,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人类首次发现的超子反粒子,消息传出,国际学术界震惊。
来自全球100多个研究所的贺电雪片般飞来。
所有人都在预测:王淦昌这次肯定能拿诺贝尔奖,但是,1960年12月,王淦昌突然收到一封密电:"停止手中工作,立即回国。"
世界物理学界的明星,就这样消失了。
化名王京的消失之谜
1961年,北京,刘杰部长把王淦昌叫到办公室,"核武器研制,绝对保密,你不能再用王淦昌这个名字。"王淦昌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两个字:王京。
"王是祖宗给的姓,京代表我的祖国。"从这一刻起,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死了,活下来的,是无名英雄王京,核试验基地,青海荒原。
王淦昌是基地里年纪最大的科学家,但他也是最能吃苦的。
每次试验,他都要亲自到现场,一个馒头,一杯水,吃完就继续工作,工人们喜欢叫他"王老头",这个"王老头"有个习惯:喜欢到浇铸现场跟工人聊天。
不是检查工作,就是想给大家鼓鼓劲。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王淦昌站在指挥所里,眼含热泪,北京,王淦昌的家,妻子吴月琴每天都有人问:"你丈夫去哪了?"
吴月琴只能说:"他在单位里工作。"什么单位?没人知道。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王淦昌又立了一功,但他的家人,还是不知道他在哪里,1964年,王淦昌提出一个大胆设想: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
这个想法,比美国同行还要早。
苏联科学家巴索夫几乎同时提出了相同概念,但王淦昌的理论更完整,这项研究,让中国在激光核聚变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17年过去了,1978年,王淦昌调回北京,重新使用真实姓名。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研究核武器的"王京",就是消失了17年的王淦昌。
最后的冲刺
1986年2月,北京中关村,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王大珩家里来了客人,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四个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聚在一起商量一件大事。
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日本有科技立国战略,中国怎么办?
王淦昌说得很直接:"再不搞高科技,中国就彻底落后了。"一个月后,一份建议书完成,题目:《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为了让建议尽快送达领导人手中,四位科学家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走后门。
他们请张宏,直接把信交给组织,3月5日,组织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11月18日,863计划正式启动,国家拨款100亿元,在当时,这是天文数字。
王淦昌在会上被问要多少钱时,他沉默了很久:"能省就省吧,一年给两个亿就行。"
最后给了100亿,王淦昌有个新身份: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他要做一件更难的事:让老百姓接受核能,那时候,谈核色变,普通人一听到"核"字就害怕。
王淦昌到处作报告:"核确实有危险,但完全可以控制。"
1983年,全国首届核科学技术应用展览会在军事博物馆举办,国家领导人都来参观,这个展览后来在全国巡回,接待观众50万人次。
王淦昌用科普的方式,改变了公众对核能的认知。
1997年8月7日,王淦昌在北京散步时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导致右腿股骨骨折住院,1998年,王淦昌被诊断为胃癌晚期,病情迅速恶化。
1998年12月10日,21时48分,王淦昌因病在北京逝世。
1999年9月18日,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淦昌的一生,充满了选择,为了国家需要,他放弃了个人荣誉,17年隐姓埋名,他失去了学术地位,失去了与家人的相聚时光。
但他得到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得到了国家的安全保障,得到了民族的尊严。
这是一个科学家的选择,也是一个时代的选择,在个人成就与国家利益之间,王淦昌选择了后者,在国家荣誉与民族尊严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我们应该记住王淦昌,记住那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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