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德传：改变战争艺术的战斗机飞行员

序言：追忆

1997 年 3 月 20 日，一群神情肃穆的人聚集在与华盛顿特区隔波托马克河相望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老教堂，参加美国空军退役上校约翰·理查德·博伊德（Colonel John Richard Boyd）的追悼仪式。

弗吉尼亚北部丘陵地区冬季特别漫长。那个星期四的清晨，天色阴郁，冷雨阵阵，人们不得不竖起衣领，匆匆走进教堂大门。

博伊德的下葬伴随着最隆重的军队礼仪—礼兵、军乐队、步兵班、由 6 匹灰色挽马牵引的覆盖国旗的炮兵弹药车组成的仪仗队。战斗机飞行员博伊德在美国空军服役 24 年，在战斗机战术、设计和空战领域作出了空军历史上无人能媲美的贡献。然而，在安放博伊德骨灰的伤感悲凉的日子，美国空军近乎无视了他的辞世。只有两名身着制服的空军军官到场参加仪式。一位是代表空军参谋长的中将，他局促不安地独自坐在第一排。另一位是了解博伊德其人其事的少校，他只是过来表达自己的敬意。

两个人都与约翰·博伊德未曾谋面。

牧师开始了新教仪式。然后，3 位与博伊德相识最久的友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走到教堂前面。

托马斯·菲利普·克里斯蒂（Tomas Philip Christie），一个白发高个子，神情庄重地诵读了《圣经·诗篇》第 23 篇。

博伊德以前的学生和飞行员战友罗纳德·卡顿（Ronald Catton）宣读了第一份悼词。他引述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话：“直到夜幕降临，人们才知道白昼的辉煌。”想起与博伊德共同飞行的昔日时光，他双唇颤抖，几乎无法念完悼词。在场的人群中，很多人若有所思地把目光转向博伊德覆盖着亚麻布的骨灰盒，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值得回忆的东西太多了，很少有人能像博伊德一样度过如此异彩纷呈的一生。

想起博伊德手舞足蹈、情绪高涨的样子时，友人们脸上不禁浮出了笑容，有人甚至咯咯地笑起来。这笑声让牧师困惑了，军队葬礼应该是庄严肃穆的气氛。缓慢从容的仪式和缅怀往事的环节使人们满怀敬畏地平静下来。这是一个神圣的场合，是对一个为报效国家贡献一生的人的最后追念。在这个场合，轻佻浮浪是不合时宜的。

然而，博伊德的友人不是来伤心沮丧的。他们之所以来这里，是要向一段奔腾咆哮、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表示钦佩和赞美。神气十足、白发背头的皮埃尔·斯普雷（Pierre Sprey）开始宣读第二份悼词。当他提到“少有人像他那样由于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和多次调查而鹤立鸡群”的时候，听众们哄堂大笑。斯普雷追述了博伊德如何飞掉 F—86 的尾翼，如何进入螺旋而摔了一架 F—100，他如何盗得价值 100 万美元的计算机的上机时间，之后的多次调查也拿他没有办法。长着一张娃娃脸、与博伊德情同父子的五角大楼分析员富兰克林·“查克”·斯平尼（Franklin “Chuck” Spinney）笑得最响，他的声音在教堂外面都听得见。当听到博伊德由于向媒体泄露消息受到十几次调查，而他的 his guerilla tactics for successful leaking 游击战术至今仍行之有效的时候，即使人群中不熟悉博伊德的人也咧着嘴笑起来。

博伊德的职业生涯跨越20世纪后50年，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 1991 年海湾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遇袭事件后，媒体普遍报道的“第四代战争”理论就源自博伊德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成果，博伊德生前最看重的是他进入空军时获得的那个简单头衔，他首先、最后、永远都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叼着雪茄、粗门大嗓、引人注目的战斗机飞行员。不要再说什么“前战斗机飞行员”，只要一个年轻人曾经跨进座舱，飞上万里云天去奋勇拼杀，头脑中就会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飞行员终究会挂起飞行服—所有飞行员最后都得这么做—在人生暮年，他可能老眼昏花、龙钟佝偻，但是当被问到人生经历，他立刻两眼放光，挺起腰板，手掌比划起空中态势，反复地说着：“我那时的位置是在……”他又一次回到风华正茂的年纪、尽情驰骋天空的日子。他扣动扳机，唤起闪电雷鸣之力，他是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霸主。回想自己辉煌的过往，他又一次焕发了青春活力。

在悼念仪式上，友人们回想起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博伊德成长为优秀战斗机飞行员的历程。他从朝鲜战争战场回来，任教于战斗机武器学校（FWS）——美国空军首屈一指的空战格斗训练机构——赢得了“40 秒博伊德”的美名：他在空战训练中可以在40秒之内击败任何越南飞行员。像所有名声大噪的西部快枪手一样，很快就有人向博伊德发起了挑战。空军飞行高手不断找他约阵，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顶尖飞行员接踵而至。然而，没有人能比博伊德更出色，他一次也未输过阵。

博伊德不只擅长使用一杆两舵，他也是极其罕见的一种人——有头脑的战斗机飞行员。了解美国空军的人都认同以下两个事实：第一，飞行员向来以男性荷尔蒙而非思想深刻而闻名；第二，军队条令是肩扛星徽的将军们的专属品。但 1959 年，年轻的上尉博伊德成了第一个全面系统地分析神秘难测的空对空作战的人。他的《空中攻击研究》（Aerial Attack Study）被纳入空军正式条令，并作为空中作战权威文献—首先传遍美国空军，然后经过解密传授给外国空军。就是说，虽然博伊德彼时不过一个下级军官，他却改变了世界各国空军训练和作战的方式。

但是，创立空对空作战新范式只是博伊德对空军所作的初次理论贡献。皮埃尔·斯普雷回忆，美国空军 1961 年派博伊德进大学攻读第二学位，博伊德选择了在全美州立理工大学中以治学严谨闻名的佐治亚理工学院。一天晚上，在准备热力学考试时，博伊德在聊天中兴之所至，谈起在朝鲜战争中作为战斗机飞行员，驾驶 F—86 穿越“米格走廊”的往事。霎那间，热力学课上所学的知识与驾驶战斗机所获得的经验发生了接触和交融，于是博伊德有了灵感，“能量—机动理论”（Energy-Maneuverability，E—M）产生了。

汤姆·克里斯蒂想起往事，不觉微笑颔首。在让美国空军认识和接受能量— 机动理论的坎坷动荡的日子里，当博伊德被称为“疯子少校”的时候，是克里斯蒂为桀骜不驯、争强好胜的博伊德扶稳根基、保驾护航。能量— 机动理论问世以后，航空领域的面貌焕然一新了。能量-机动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旧时代的转换，就像人类社会从哥白尼时代进入牛顿时代。以能量-机动理论为引导，F—15和 F—16 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战斗机。人们认为，博伊德是这两型飞机的奠基人。

《空中攻击研究》和“能量—机动理论”无论哪一个都能使博伊德在航空史上永久地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影响最大的成果仍有待问世。1975 年，从空军退役的博伊德发起了“军事改革运动”并成为其精神上的领袖人物。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向五角大楼这个貌似全能的庞然大物发起进攻的游击战式运动。在很多年里，博伊德一直是华盛顿最势焰熏天的人物之一。

之后，博伊德进入自我流放状态，全心投入对哲学、工程学、军事历史、心理学等十几种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理论的坚毅刻苦的钻研。他从一名斗士成长为一名斗士兼工程师，准备进入更高层次的纯理论研究。他将各门学科知识与空战感悟融会贯通，思考人类的冲突现象，创作了引人瞩目的《冲突的类型》（Patterns of Conflict）简报。

讲到这里，斯普雷停下来，目光扫过教堂，看到了人群中的克里斯蒂、斯平尼和另外两个人—雷蒙德·利奥波德（Raymond Leopold）和詹姆斯·伯顿（James Burton）。他们是博伊德的门徒和最热诚的追随者。他们与博伊德一起经历了人生中至为关键的岁月，在博伊德的率领下与体制官僚展开了几十场斗争，他们的职业生涯因此发生重大转变，也有人说是惨败。这些人相信，博伊德后期的研究成就使他成为自 2400 年前的孙子以来影响最大的军事思想家。正像圣经《旧约》里的摩西因为在沙漠中的跋涉而心灵得到净化，博伊德的流放使他获得了全新的视野。这种视野的确惊人和深刻，于是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决定立即推倒重来，从头打造新版作战条令。这似乎有些奇特和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名老飞行员的确指导过地面部队如何打赢战争。他教导的硕果在海湾战争的熔炉中大放异彩。美军在战争中惊人的机动速度和扭转战局的胜利，既不应归功于新闻中的战地英雄们，也不归功于那些自负而浮夸的将军，而应归功于一位在佛罗里达南部的自以为被世人遗忘的落寞老者。

博伊德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里最重要的隐士之一。他有幸做到了很少人做到的事情：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或者因此造成的影响，要么至今仍未解密，要么囿于军事领域。他公开发表的作品仅有几篇刊登在美国空军内部杂志上的文章和一份11页的研究报告，他最主要的成果是一份时长6小时的简报稿。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后世学者精研细读、阐释发扬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博伊德及其成就在军队以外的世界基本上默默无闻。

门徒们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努力唤起对博伊德的鲜活记忆，使他的思想融入美国社会的主流体系。30 年来，他们每周三晚上在迈尔堡（Fort Myer）军官俱乐部举行聚会。聚会所在的地下房间有个恰如其分的名称：“老卫队酒吧”。他们畅谈博伊德其人，重温以往战斗经历，笑谈博伊德独创的“斗篷戏法”“火热大拼盘”和“热狗”。然而，他们谈论的更多的是博伊德的个性和正直品德。他不是高大完美的模范人物，远非如此。和许多战斗机飞行员一样，他相当自得于自己的鄙俗、缺乏教养和粗野的幽默感。他不讲究个人形象，总是待人苛刻、生硬暴躁、不可理喻。尽管他在职业生涯中取得的成就受到人们景仰，但在个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却常常为人侧目。

博伊德的门徒们竭力掩饰他的缺点。他们说，重要的是博伊德的核心观念坚不可摧，他道德取向端正公允，而且他从不胡作非为。他的人生动机非常简单：尽可能地接近真理。只不过，他不断追求着某种始终在召引着他，却始终无法触及的东西，在追求的过程中，他比大部分人更接近不可能达到的绝对真理。

博伊德从未得到他最希望得到的东西。他去世时，认为家乡人永远不会理解他对国家安全的贡献。即使有人记起他，也可能只是一个怪人和失败者、一个永远当不了将军的人、一个思想晦涩难懂而成就不值一提的人。

博伊德终其一生都在遭受现实与想象中敌人的迫害。他用自己所擅长的唯一方法来应对：进攻。敌人的军衔、地位、体制性威吓或气势，他都不在乎。他进攻了。博伊德发起进攻时，从不对敌人手下留情。他一次又一次巧妙地智胜敌人，使他们灰溜溜地败下阵来。

博伊德身边的人，还有与他长期相处并深知其个性的人，都说他成功抵御了大把金钱的诱惑。这个粗卑的清教徒强迫自己和他人恪守最高道德标准。他生活在非黑即白、非正即邪、非善即恶的世界中，从未背弃自己的信仰，绝不宽恕背信弃义之人。他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在众人皆污的地方保持着清白。在需要人们清白做人，却很少人愿意这么做的时代里，他就是那个纯朴清白的人。

在这个阴郁的日子里，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教堂里，约翰·博伊德的友人追忆往昔、浮想联翩。悼念仪式结束了，人们相互扶持着，在凄风冷雨中缓缓走出教堂，心中无不对美国空军满怀怨愤。对这个做了如此巨大贡献的人物，空军做得太少了。

如果说，美国空军惹人注目地缺席了悼念仪式，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则由于出现在悼念仪式现场而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如果一个了解军事文化却不知道博伊德的人从这里路过，会由于在一名空军飞行员的悼念仪式上见到成群结队的海军陆战队员而有点摸不清头脑。特别显眼的是一群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尉官—来自匡蒂科（Quantico）海军陆战队基地初级军官班神情严肃、身材高大的锅盖头青年。他们是正在接受训练的斗士，海军陆战队未来的领导人将从他们中间产生。还有一个资深的海军陆战队上校，从他胸前的勋表和奖章来看，他身经百战。上校的出场镇住了年轻尉官们，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上校威严的仪态使他看起来与众不同，而且当众人沿着雨中泛着光亮的小路，在无数整齐排列的墓碑间行进的时候，他与所有人保持着距离。湿润的空气中，只能隐约听到马蹄有节奏的“踢嗒”声和礼兵锃亮的皮鞋的金属后跟发出的清脆落地声。

在一处绿油油的迎风山坡前，送葬队伍停住了。草木润泽，空气清新，人们围聚在第60区第3660号墓址前。上校取出一枚刻着鹰、地球与船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徽章，走出人群，单膝跪地，把徽章放在博伊德骨灰盒边。有人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场面。在这定格的一瞬间，鹰、地球和船锚在闪光灯下熠熠生辉，在古铜色骨灰盒和清翠欲滴的草木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黑色徽章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尉官们不约而同地齐刷刷立正行注目礼。将海军陆战队标志置于墓前，是海军陆战队员表达敬意的最高形式，即使在战功卓著的海军陆战队员的葬礼上也很少见到。这或许是史上第一次有空军飞行员得到这个荣誉。这一举动虽然简单，却表现了深切的挚爱—对逝者的挚爱，对真理的挚爱，对国家的挚爱，对海军陆战队的挚爱，全都凝聚在这一举动之中。它意味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已经离开队列，回归故乡。

7 人步兵班对空 3 次致鸣枪礼，司号兵吹起了忧郁的“熄灯号”。悼念仪式结束了。参加葬礼的人们开始转身离开。但是，海军陆战队年轻军官们依然保持立正，最后一次表达对逝者的不舍和敬意。博伊德的友人和海军陆战队员一样，迟迟不愿与他告别，他们流连在细雨中，互诉心曲。在头顶的高空，他们能听到一小队F—15 正在看不见的地方来回逡巡，试图寻机穿过云隙下降，在博伊德墓地上空完成一次低空飞越仪式。但是，天公不作美，云层太厚了。友人们在雨中蜷起肩膀。在他们周围，是美国最崇高、最庄严的地址之一，是成千上万为信仰而战的牺牲者的墓地。这里是适合博伊德安息的地方。但是，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他的墓地应当与其他人的墓地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尽管美利坚合众国不断自诩能产生博伊德这样的人物，然而事实是，将斗士精神与全方位、持久的理论成就汇集于一身的人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任何国家都极其罕见。他们极少出现在我们中间，只在时势的变迁发出迫切呼唤的时候，才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