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延续去年婚姻生育“双回升”，韩国人口趋势似乎迎来了持续“回暖”。日前，韩国统计厅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新生儿数量同比上升8.7%，为1991年以来单月最大增幅，这已是韩国婚育数据连续第10个月回升。不少舆论将这一连贯走势解读为人口政策见效、生育形势向好的积极信号。
然而，这一轮反弹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人口结构的“时间差效应”。事实上，韩国统计厅在2019年就曾预测，1991年至1995年出生的“回声婴儿潮”一代（韩国1968至1974年的二次婴儿潮的子代）将于2022年前后陆续进入婚育高峰期，带动阶段性的婚育双增，并预计持续到2028年前后。由于受疫情冲击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一代年轻人的婚育计划有所推迟。去年韩国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已上升至33.7岁，比2019年的32.8岁推迟近一年。从这个角度看，当前韩国的婚育“回暖”恰恰是“迟来的必然”。
韩国人口学界曾提醒，2024至2029年是韩国扭转生育趋势的“最后窗口期”。借着这波“迟到的高峰”，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曾在去年6月宣布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态”，将低生育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的危机，设立副总理级的“人口战略企划部”，集中协调财政资源，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婚育的政策，包括提高生育补贴、延长育儿假、扩大带薪陪产假、鼓励弹性工作制等，以求抓住最后的机会。但政策还没来得及落地见效，韩国政局便突生波折。政治动荡、经济下行、社会失序、外交停摆，低生育议题再次被边缘化。
当然，韩国在应对少子化方面并非毫无作为。过去20年间，韩国共投入约380万亿韩元应对少子化趋势，相关预算规模扩大了25倍。但投入与产出明显失衡，问题出在哪里？
不久前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口现状报告》显示，韩国是14个调查国中，回答“因经济负担选择不生孩子”比例最高的国家。普遍出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政府补贴的增长幅度似乎永远赶不上相关消费的上涨。在韩国，无论是月子中心、产后护理、婴儿用品，还是早教课程，政府一出台补贴政策，商家往往就同步抬价。补贴成了“涨价信号”。“育儿通胀”随之而来，父母的经济焦虑常常有增无减。
另一个问题是地方人口流动失衡也正形成恶性循环。截至目前，韩国已有超过130个市郡被列为“人口消亡风险地区”，占全国市郡总数一半以上，且蔓延趋势已从乡村扩展至广域市（相当于直辖市）。为提振生育率，地方政府竞相出台高额补贴以吸引年轻家庭迁入。例如韩国南部的康津郡，就为每胎提供最长7年、累计近26万元人民币的经济补贴。
但这些地方多数面临严重的老龄化，社会福利资源配置高度倾斜于老年群体。托育机构、小学、妇幼医疗设施等却因新生儿数量减少“没有客源”而相继关闭，年轻家庭择居和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不少家庭在领取补贴后又迁回城市，使地方人口“虚增而不实”。中央政府虽然设立了“地方消亡对策特别基金”，但在政绩决定预算的情况下，基金常流向地标、雕塑等短期工程，托育、教育和医疗等长效公共服务反被挤压。
更深层看，还包括两个长期未解的结构性问题：一是社会撕裂加剧带来的共识缺失。低生育及相关政策往往因性别、代际、阶层等多维度矛盾而陷入争议。在不久前的总统选举中，围绕是否废除女性家族部、谁来承担托育责任等议题，就曾引发社会争论。政策稍有倾向就容易被贴上“偏袒某方”的标签，难以形成广泛共识。
二是政权更替频繁带来的政策连贯性差。韩国实行总统五年单任制，人口政策容易在换届中“断档”或“转向”。尽管目前韩国新政府延续了“人口国家紧急状态”的基调，并将推进以财政补贴、公共托育、税收减免和工作方式改革为核心的结构性治理，但在实际操作上，已将原本独立且直通总统的“低生育对策首席秘书官”并入“未来战略室”，与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前沿科技等议题统筹。部分观点认为这削弱了人口议题的独立性与优先级，但也有人期待，新政府或许会尝试将人口问题与科技发展融合，探索“用技术适应人口结构”的新治理路径。但不论如何，都说明韩国在人口议题上的治理正在进入新阶段——不仅是撒钱，还要面对体制和社会结构上的硬核挑战。（作者是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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