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法问道丨3则答问入选法答网精选答问

开栏的话

法院学术研讨是强化审判研究、促进审判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更高层次、更有质量、更显水平的审判活动。即日起，福建高院新媒体开设《研法问道》专栏，邀请法院干警提笔凝思——或从疑难案件中抽丝剥茧，解构法律适用的精微要义；或在类案审理间寻踪觅径，勾勒司法裁判的精益求精；更在情与法的碰撞中，剖白职业信仰的坚守与超越。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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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则来自福建法院的法答网精选答问

问题1：权利行使存在竞合的案件中，当事人撤回前案诉讼，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答疑意见：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第十条作了进一步细化，即“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如果权利人向义务人提起民事诉讼后又撤回起诉，而起诉状副本已经送达对方当事人的，一般仍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权利人再就该义务人提起该案由诉讼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准许撤回起诉裁定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起诉后又撤诉的情况比较复杂，对相关情形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要根据撤诉原因等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审判实践中，权利竞合的情形时有发生，此时权利人撤回前案诉讼是否对后案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果，需要进一步分析：一是基于同一事实之间产生的不同请求权存在竞合，权利人选择一个请求权起诉后撤回该诉，转而以另一个请求权提起后案之诉，应当认为其仍然在积极行使权利。故权利人提起前案之诉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比如，就同一计算机软件，权利人就同一义务人提起商业侵权之诉后撤回起诉，另行提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之诉，鉴于两案所涉权利系基于同一事实产生，存在竞合关系，权利人就案涉软件选择撤回商业侵权之诉转向另行提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之诉，仍然在积极行使权利，故权利人提起商业侵权之诉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2023）最高法知民终337号判决书即持此种观点。又如，在侵权与违约竞合的诉讼中，权利人就同一义务人提起侵权之诉后撤回起诉，又另行提起违约之诉，鉴于两案所涉权利的竞合关系，权利人选择撤回侵权之诉转向提起违约之诉，仍然在积极行使权利，故权利人提起侵权之诉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重新起算。

二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存在竞合关系的情形。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权利人可以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权利人在刑事案件中主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撤回，后又就同一事实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仍然在向同一义务人积极行使权利，故权利人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

三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存在竞合关系的情形。一般而言，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所提起的诉讼，与民事诉讼主张权利的对象不同，不能导致后续民事上的诉讼时效中断。但如果仅是因权利人对纠纷性质系行政纠纷还是民事纠纷认识错误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也应认定当事人提起此行政诉讼的行为系在积极行使权利，此后即使当事人撤诉，也应当认为其提起行政诉讼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咨询人：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 傅家谋

答疑专家：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曹慧敏

入选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二十批）——诉讼时效专题

问题2：如何把握《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关于当事人无行为能力的认定问题？

答疑意见：《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为《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中的“行为能力”，不完全等同于我国国内法下的行为能力，还包括缔约人是否具有缔约能力在内。判断缔约人是否具有缔约能力，应当依对其适用之法律，即按照冲突规范确定相关准据法。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第二条所称“无行为能力”（under some incapacity）应理解为缺乏契约能力（lacking the power to contract）。在具体适用中，应当审查的范围包括是否缺乏代表权或代理权、超越代理权等情形。审查应当依据对其适用之准据法进行。比如：1.关于当事人能否代表公司的判断。何人能代表公司属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组织机构等事项，应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适用登记地法律。被代表的公司登记地若在中国境内，应当适用中国法判断。2.关于当事人能否代理公司的判断。何人能代理公司的认定，应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适用代理关系发生地法律。例如：当事人在法国签订的代理协议，应适用代理关系发生地法律即法国法律来判断。依据法国民法典关于代理关系的规定，公司有义务提供公证书、私署文书、信件、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委托代理关系成立。

综上，《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第二条所称“无行为能力”包括缺乏代表权或代理权、超越代理权等情形。经审查，如认定当事人无权代表或代理公司签订仲裁协议，则仲裁裁决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网站于2024年12月刊载的第1916号案例——I某有限责任公司、北某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仲裁程序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1协外认2号）亦阐释了这一规则。

咨询人：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 陈 石

答疑专家：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四庭 黄 曦

入选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二十二批）

问题3：串通投标犯罪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答疑意见：根据《标准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损害招标人、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该条关于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是指因串通投标行为直接导致的财产损毁、消耗、减少的直接价值。司法实践中，主要包括：（1）因串通投标行为造成中标价降低或升高而给国家、集体或者他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因串通投标而使招标活动失败，因此给国家、集体或者他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招标而支付的招标文件制作费、咨询费、招标代理费、评标费等各项正常支出；（3）因串通投标而使其他投标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参加投标活动而支出的标书制作费、咨询费、调查费等各项正常支出；（4）因串通投标而使招标项目误期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述经济损失，应当合计计算。

咨询人：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肖 凌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黄明刚

入选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二十二批）——串通投标罪专题

来源| 福建高院微信公众号

编辑 | 王丹婷

初审 | 郭欣娴

复审 | 黄瑞芳

终审 | 刘鸿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