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围攻川军108小时未获一俘，原因何在？

1937年8月26日，刘湘在成都发表《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其中提到了这样一段话：

很难想象当时已经不闻川外事20余年的四川老兵们，在听到刘湘这篇慷慨激昂的“请战书”时，究竟是为出川抗战而激动？还是为承担战略后方而困扰？

要知道，自民国成立以来，四川“群雄并起”，新兴的革命派与老派军官、土豪士绅们水火不容，北洋军阀和滇、黔地方军阀纷纷趁火打劫，曾经的天府之国在大小470余战中早已是千疮百孔、遍地烽火……

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川军，升官、发财、争地盘的思想甚嚣尘上，没有哪个军阀会将心思花在养将练兵的长期工程上，兵员耗尽就再招一批，去的快来的也快。

此外，川军人数虽众，但却是出了名的“三差”：纪律差，单兵作战能力差，整体战斗力差，加之其中不乏大量爱抽大烟的“双枪兵”，莫说冲锋陷阵，平时走路都显得摇晃不稳。

这样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状态，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才得以产生质的改变……

出身于四川大邑刘氏家族的刘湘，早年先后在四川武备学堂和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由于能力出众，混迹军旅的他如鱼得水，仅用了18年时间便从一名新兵一跃而成为川军的总司令。

有野心，好名利，但却懂得左右逢源，以退为进，这也是刘湘为何能在龙蛇混杂的川军之中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关键。再加上他主政期间力推改革，整编新军，让散乱的川军第一次有了凝聚力。

西安事变期间，刘湘公开明确支持了张、杨二人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主张，而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又是第一个通电全国“请缨抗日”的地方军阀。

尽管当时的四川属于西南大后方“偏安一隅”的存在，但刘湘的态度却明确而纯粹：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站在台上的刘湘再次慷慨激昂的向川中父老和盘托出一番抗日救亡的寄语：

从这一刻起，川中往日军阀民怨，派系征伐都已不复存在，团结重义的川人开始拧成一股绳儿，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值得一提的是，报名参军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者成的老人，因年过五旬而被招募处拒之门外。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在将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去参军的同时，又亲手制作了一面带有斗大一个“死”字的军旗，旁边还有几行引人注目的小字：

一面“死”字军旗，寄托着川军的军魂，也在冥冥之中预示着抗日征途的悲壮。在明知装备和战斗力有限的情况下，川军仍主动选择了靠前做“炮灰”。

1937年8月，摒弃前嫌的各路川军汇编为14个师，组建了第22和23两个集团军出川抗日，其中的大部分都是10到18岁左右的“娃娃兵”。

而其中最精锐的部队，装备也不过是四川造的79步枪、大刀和长矛，唯一的重武器只有土造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再加上又是秋凉天气，这群单兵的后勤只有两套布军装、一副绑腿，远远望去像是十足的“乞丐”队伍。

更尴尬的是，由于没有配发军费，刘湘只得与其他川军高级将领解囊筹集了近 50万元，加上民众募捐的50万元，才勉强凑齐了出川的路资。

自己造武器，自己凑军费，这样的抗日奇闻确属罕见。但即便川军上下众志成城，慷慨赴国难，首次走出四川的他们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任何赞誉，反而口碑急转直下。

出川抗日前，刘湘曾提出提出能将川军和滇军、桂军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方面军使用，实在不行，至少也要让川军保存完整编制的请求。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国军上层的重视，川军抵达正面战场后，很快被以军和师甚至团和营为单位分散到各个战区。

化整为零，没有依靠，使得川军瞬间失去了主心骨。22集团军被调往山西时又适逢太原失守，川军遭遇日军机动快速部队的冲击后灰头土脸，匆忙后撤。沿途经过晋绥军军备库时，几个川军师长、团长就命人破门而入，先解决川军的草鞋和单衣问题。

这么一来，又无疑触怒了本就精打细算的阎锡山。获悉川军私抢军备的阎锡山顿时火冒三丈：

另一路的第23集团军日子也不好过，原定到达武汉后被划归一战区程潜指挥的他们，又被程潜连连拒绝：“阎老西不要，你给我？这种烂部队我不要。”

即便面临着被赶回四川的尴尬局面，但刘湘出川抗日的态度依旧坚决：

随后，作为首支出川抗战队伍的第20军赶赴淞沪战场，在大场与日军血战5个昼夜，土枪土炮硬是挡住了日军主力的轮番进攻，撑到了友军接防时刻。但此战过后，20军伤亡惨重，全军撤至嘉定整编时只能缩编为两个旅。

1937年11月，日军主力直趋安徽，威胁南京侧背。川军145师苦守广德3昼夜，终因弹尽粮绝丢失一线阵地，师长饶国华率仅剩的一营战士进行反攻，却遭遇日军三面合围。绝境之下，饶国华留下了最后遗言：

写下这封绝笔书后，饶国华将军举枪自尽殉国。而伴随着淞沪、广德两战下来，川军也以一身“蛮性”打掉了所有质疑声音。1938年1月20日，48岁的刘湘在汉口病逝，年仅48岁。部下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从他的遗嘱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不多时，徐州会战的大幕缓缓拉开，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主动站出来为川军解围，将他们调至自己麾下。殊不知，正是这个在当时饱受争议的决定，成就了日后川军抗日的赫赫威名。

1938年3月，为打通津浦路一线，日军派出精锐部队第33旅团进攻战略要地滕县。

一旦滕县有失，徐州北面将门户大开，在二线防御尚未来得及部署的情况下，日军即可就此长驱直入，一路南下。

形势危急，来不及集结优势兵力组织防御的李宗仁，一面亲自赶往徐州坐镇指挥，一面急调刚从山西战场撤下来的川军第22集团军赶赴滕县驻防，并下达了“严防死守、以待增援”的命令。

话虽如此，但这也是李宗仁的无奈之举。毕竟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援军何时能到，只盼能拖一天是一天。

3月9日，日军对滕县发动了总攻，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滕县外围阵地反复易手。川军虽拼尽全力打退了日军多方位的数次进攻，但自身防御消耗也很明显，一个不起眼的小阵地失守，往往都意味着守军的全部阵亡。

有人曾劝说时任川军一线总指挥的122师师长王铭章，滕县聚拢的各部队总共不过3000余人，除去伤员后，有战斗力的更是不足2000人，与其以卵击石，倒不如撤到城外去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

但王铭章态度坚决，在明知援军可能无望的情况下依旧下决心坚守滕县。他深知川军一旦撤出滕县，日军便会以最快的速度直扑台儿庄，趁守军防线尚未构筑完备集中全力突破，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此，王铭章在最后的作战会议上说了这样一段话：

另一边的日军怎么都不会想到，他们优势的机械化兵团会被装备简陋的川军死死拖在滕县寸步难进。日军最终决定孤注一掷，企图动用炮火攻势将滕县化为一片焦土。

很快，滕县城墙的几侧都被日军撕开了口子。战况越发危急，城墙失守，被逼入巷战的川军几乎已无险可守，王铭章亲临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作战，不幸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战至最后，守城的川军除200人突围外，剩余3000余人全部殉难，最后的300名重伤员亦与日军肉搏至死，或用手榴弹自尽，无一俘虏。

直至3月18日午前，滕县的枪炮声才停了下来。一个小小的县城，竟然顶住了108小时的围攻，憋了一肚子气的日军不敢再耽搁，南下直扑台儿庄，却在那里吃到了全面侵华以来最大的一次败仗。

战后，李宗仁曾不无感慨的说出这样一段话：

350多万川军出川抗战，伤亡者高达64万多人，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一双草鞋奔驰全国千万里路的川军，连日军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旁系之有力部队”，一再避免与之交战，毕竟这样不怕苦，不怕死，不后撤的强大对手，即便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武士道”精神，怕是也难与之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