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在历史的褶皱之处发力 呈现战争横截面

苏州大学教授房伟既是一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高校教授，也是一代批评家中的佼佼者，同时还是一名相当高产的文学创作者，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谈及同事房伟，苏州大学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尧很佩服他，“我的感觉是，‘小说家’房伟，大有压过‘批评家’房伟的趋势。房伟既批评又创作，是我理想中的现代文人的最佳状态。我曾期待自己像现代史上许多文人那样，在大学里教书、写作，写论文、写小说，或写其他。房伟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房伟的写作状态远比我想象的要好，他从容不迫，热情而不失冷静。教学、研究的任务已经很重，但他还能不时发表小说新作。疲惫的我每次见到毫无倦容的房伟，都要感慨他浑身散发的‘正能量’。”

房伟的三部中短篇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最新结集推出，抗战系列《猎舌师》、高校知识分子系列《狩猎时间》和中国式情感系列《小陶然》，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分别有着各自独立的主题风格和写作风格。

其中，《猎舌师》犹如一套独特的文学“组合拳”，通过具体历史场景的“横截面”，对抗战历史作“全景式”重新理解。

房伟如同一位“蜘蛛侠”，在《猎舌师》《中国野人》《副领事》《幽灵军》等小说中跳跃、穿梭，用文字结成“历史之网”，用特色各异的短篇小说集合体，构成一种长篇小说效应，但又能保存每个短篇的独立艺术和思想价值，从而捕获那个飘荡的“历史蝴蝶”的精魂。近日，房伟教授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想写出超越战争和爱恨情仇的东西

北青报：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题材小说集《猎舌师》修订再版，请问您做了哪些具体的修订？

房伟：出版社对封面装帧进行了新的设计，更能体现历史的厚重感；在具体内容上，增加了《异生》这一篇，写日本伤兵被中国河南农民收留的故事。其实，这个事件早就被新闻报道过，相关作家也写过长篇报告文学，我感兴趣的，是中国人民博大的胸怀和朴素的人道情感。河南农民对于被同伴抛弃的伤兵，选择了包容与怜悯的态度，这既是对战争本身的谴责，也是两国人民共同反省战争、抚慰创伤、实现和解的契机。这组作品，一方面，是在历史的“褶皱”处发力，发掘历史的幽微之处，另一方面，则是注重历史真实性、细节性和想象性的结合。

北青报：请介绍一下您创作《猎舌师》的创作初衷。

房伟：《猎舌师》这个系列开始于2016年年初，恰好我在东吴大学访学，住在幽静的阳明山下，无人打扰。日常就是在图书馆、教室和宿舍之间活动。写论文之余，当我在那些历史的尘埃之间飞扬思绪，就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也就一口气写出了一组长长短短的战争历史小说。《中国野人》取材于北海道的中国劳工的原型，《幽灵军》取材于南京大屠杀后失踪的川军部队的故事，《副领事》《起义》《花火》《猎舌师》《鬼子妮》都有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原型。有的小说只有一点历史的影子，如《红龙》；有的小说则完全虚构，和现实发生着某种程度的“互文性”，如《白光》。

我的笔下，有大人物，也有八路军战士、国民党士兵，还有日本军官、随军僧侣，也有伪军军官、维持会的灰色人物，更有很多大历史下的普通中日民众。有英雄、汉奸，也有战俘、逃亡者。我试图展示一些战争的横截面，有些是决定历史的时刻，有些则是普通人的生命瞬间，最终整合串联，表现战争给民族国家、生命个体带来的创痛，揭示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冲突，探究历史幽微深处的种种可能性。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成功，但诚实地说，在对历史氛围的复原之中，我曾幻想带领笔下的几个小人物，真正回到历史时空，体验那些别样的氛围。这给我带来了很多隐秘的激情与快乐。我并没有什么小说名家的野心，只是在学术研究之际，接触了大量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让我不得不慨叹：中国近代史的文学书写资源是如此丰厚。

北青报：《中国野人》和《异生》这两篇比照阅读很有意思，书中一首一尾，前者写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劳工如何在日本像野人一样苦度十几年，经历千辛万苦回到祖国；后者写曾经神志不清的日本士兵在中国农村怎样经历保护、质疑等，最终回到日本。这两部作品是否都有人物和事件的原型？您在创作中有哪些思考？

房伟：这两部作品都有原型。一个是被日本强征的山东高密劳工刘连仁，一个是被河南农民家庭收留的日本伤兵石田东四郎。两个人都曾流落异国，在他们的经历中，我想写出那些人性基本层面的、超越战争和爱恨情仇的东西。这些东西或许会让我们弥补战争创伤，走向真正的理解与交流。

北青报：《猎舌师》中您的几篇小说都有历史原型，请问您如何平衡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关系？怎样确保虚构情节既符合历史逻辑，又能展现文学的想象力？

房伟：历史事实与虚构，其实是历史小说的双翼，这里一定要有一个平衡。太过拘泥于事实，故事就呆板了；太过想象，则让人觉得失真。比如，《五三》讲的是一个失业在家的中年人追寻五三惨案的经历。这个大故事是假的，但有些历史回忆，却出自我的家族记忆——我的爷爷就是一个亲历者，他当时正在济南开小饭铺。另外，《中国野人》故事虽然是真的，但很多细节需要想象，比如一个人在北海道生活多年，他的吃喝拉撒睡如何解决？这需要考证，但心灵的孤独如何煎熬、度过，这就需要将心比心的、体贴的想象。

史料中有人性的闪光也有丰富的故事

北青报：您在学术研究之余，为何会一直对研究抗战史料保持兴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历史文献或者亲历者的口述历史，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影响了您的历史小说创作？

房伟：抗战小说，其实是个冷门。很多作家不愿写，因为历史创作本身就有很多禁忌，发表和出版都有很多困难。另一方面，写这类小说花费的精力很大，因为要研究史料。但由于学术研究的关系，我恰恰认为，史料也是活的历史，在史料的缝隙之处，有人性的闪光，也有丰富的故事。当然，我的历史小说，并不是以考据为特点的。我认为，对于史料的小说化，最好是将之化为细节，融入历史氛围、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的构造之中，单纯的“掉书袋”，是让人讨厌的。

我想，对我的历史小说创作影响最深的，可能是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史料，以及各地图书馆的民国抗战时期的报纸。

北青报：有人评价说，您的抗战小说里那些令人赞叹的细节，涉及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足以构成抗战时期中日两方的小百科全书。细节在您的历史小说中至关重要（如食物、器物、日常场景），您认为这些细节在营造历史真实感和深化主题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

房伟：细节的成败，决定了历史小说的成败，我想，这方面，还是要严谨一些。

北青报：在《猎舌师》的十几篇作品中，您个人比较偏爱的是哪部作品，为什么？

房伟：是《中国野人》《异生》这两篇。它们都是战争之中人在异国的故事，特别能体现我的很多想法。《杀胡》也是我喜欢的，有聊斋之气，从《梁漱溟日记》的史料中生发出来的故事，但却和原本的故事没什么关系了，完全以想象奇诡见长，这篇作品也受到了井上靖的影响。

北青报：您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塑造这些身处战争漩涡、面临道德困境的人物时，您最关注的是什么？如何让人物既真实可信又能承载您对历史的思考？

房伟：人生总是有太多矛盾。战争之中的人，更是这样。呈现出这种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可能是这类小说成败的关键。中国历史小说，往往比较类型化，好人与坏人，都泾渭分明。而新历史小说反弹琵琶，又有些矫枉过正，失去了真实感。

近些年，在历史小说之中，我发现一些网络小说是有所突破的。比如，蒋胜男的《天圣令》等作品，我读后就很吃惊，颇有高阳的历史小说风范，又多了女性的细腻。其他诸如天使奥斯卡、阿越、酒徒、月关等，都是我比较佩服的网络历史小说家。他们在表现历史复杂性和人物复杂性以及对历史细节的还原度上，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常警惕自己不要“掉书袋”

北青报：作为学者型作家，您的学术背景是否会影响您的写作风格？例如，在小说中是否会不自觉地融入一些学术性的思考或表达方式？

房伟：有些思考，可能会不自觉地流露吧。但我经常警惕自己，不要“掉书袋”，让作品变得“不好看”。学者写历史小说，更要写得好看才行。

北青报：有评论认为您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抗战叙事的二元对立模式，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您希望通过这种突破带给读者怎样的阅读体验和思考？

房伟：我比较认同，也希望读者能更深层地思考战争，谴责战争的残忍和不义，也弘扬人类高贵的牺牲和勇气。

北青报：您如何评价当下抗战题材文学和影视剧创作的现状？有哪些值得肯定的新探索？又存在哪些值得警惕的问题或局限？

房伟：我国的抗战文学和影视剧作品，已经形成了一种崇高美与悲壮美的风格，也取得了很多成功。比如，我个人非常喜欢《血战台儿庄》这部作品。另一方面，战争传奇化，我们做得也很好，比如，《我的兄弟叫顺溜》等。

当然，问题也有很多，比如对于战争的残酷往往比较回避，以风格化审美掩盖；二是对于战争历史中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往往揭示不够；三是有些作品格调不高，戏谑与解构的东西太多；四是对战争中的生活形态揭示不够。

我个人比较推崇的抗战影视作品是《潜伏》《悬崖》和《我的团长我的团》，特别是最后一部，堪称热血、残酷与真实的结合体。我的长篇抗战小说《石头城》，写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其实也是在《猎舌师》基础上的推进，希望能在上面说的这几点上有所突破。

北青报：您认为历史小说写作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房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在新世纪也正发生着批评家们认为的“新转向”，即后现代性退隐、现代性重现。全球化的冲击下，人类没有走向大同。地球上的人类，远远还不是躺在沙滩晒太阳的“最后的人”。那些人类为之流血牺牲的概念，那些寄托人类爱恨情仇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民族优越感，是否会随着物质极大丰富走向消亡？没有了战争、冲突、政权更替，历史是不是会变成无聊的数字图表、枯燥的流水账？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对历史的文学书写，就显得格外重要起来。因为正是对历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正是那些历史的褶皱和可能性，会给人类的存在提供更多的选择维度、生存勇气与时空智慧。

人工智能不能教我们如何更感性地认知世界

北青报：您长期沉浸于这段沉重的历史中进行创作，这对您个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历史苦难的深刻体察，与保持创作热情和心理健康，您如何平衡？

房伟：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特别是《石头城》的创作，感觉耗费了我很多心血。人接触这些史料多了，精神上也有很多负担。

北青报：您的抗战小说创作还会继续下去吗？有什么具体的写作计划吗？

房伟：将来我也许还会就抗战历史写一些中短篇，但长篇的计划暂时没有。目前有几个篇目的计划，大纲都有，大概还有三四个故事，但现在还不想写，等一段时间吧，灵感来了再写。

北青报：您的三本小说集此次整体亮相，有点中短篇吹响集结号的感觉，类似个人的小型文集。三本书分别有各自独立集中的主题，抗战系列《猎舌师》、中国式情感系列《小陶然》、高校知识分子系列。这是创作之初就有的长远规划吗？

房伟：这是我第一次出版中短篇小说作品集的合集，非常高兴，感谢作家出版社的认可，感谢编辑老师们的热情付出。当时创作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按照一个系列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写多了，不经意间就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北青报：日常生活中需要兼顾教学、研究、写作，您是如何做到游刃有余的？

房伟：其实，很难做到游刃有余。且做且看吧。最近一段时间，刚写了两个中篇和两篇短篇，今年不打算写小说了，写写论文，读读理论书。还有就是休息——休养生息，听听评弹、在太湖边上养养生。

北青报：目前关于人工智能的热议不断，在您的教学和写作中，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房伟：我平时也用DEEPSEEK，但文科教学与其他有很大不同，尤其是文学，我想还是要保持一点个人化感悟，以及师徒相授的传承意识。人工智能的确加快了我们利用资料的速度，但它不能教给我们如何更感性地认知世界。

北青报：您的下一本小说集会聚焦什么主题或者方向？

房伟：下本小说集，想写个都市怪谈系列，或者写一个有赛博朋克风格的科幻历史小说，还只是在设计中。

本版文/本报记者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