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惨无人道的杀人景象：日军对新加坡华人大屠杀真相揭秘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悍然大举南进，突袭夏威夷珍珠港，同时进犯菲律宾和马来亚。新加坡是英国重要军港，日本空军轮番轰炸，整天机声嗡嗡，炸弹声隆隆，新加坡进入了战时状态。

不久，英军远东分舰队的两艘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被炸沉，马来半岛上的防线一道道崩溃。在这危急的时刻，新加坡人民(主要是华人)纷纷组织起来，要求英殖民政府发给枪支，武装起来，保卫新加坡。陈嘉庚被选为“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国民党员林谋盛任劳工服务团主任；马来亚共产党员林江石任民众武装部主任；当时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任社长的胡愈之任宣传部主任；在《星洲日报》工作的郁达夫是执行委员，同时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他们领导新加坡人民进行抗敌，不畏艰险，不怕辛苦。但是，由于英军缺少斗志，节节败退，日军很快进到新加坡对岸的柔佛，并在海上封锁了新加坡，沦陷已成不可避免的了。

为从长远计，陈嘉庚、郁达夫、胡愈之等于1942年4月2日先后撤离了新加坡。陈嘉庚深知日军残暴，行前对新加坡华人的处境极为忧虑，曾说:“敌人侵入后必杀许多华侨!”陈老先生果然说中了，日军攻陷新加坡后没过几天，就兽性大发，发动所谓“大检证”，对新加坡华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清洗华人的“大检证”

1942年2月18日，即日军占领新加坡的第三天，街头贴出了“大日本司令官”名义的布告，命令:“凡住在昭南岛(日军把占领后的新加坡改称昭南)的华侨，年龄在18岁以上，50岁以下者，应于2月21日中午以前，各自携带饮用水和食物，到指定地点集中，如有违犯规定者，必受严厉处罚!”

日军指定的六处集中地点如下:

爪哇街及惹兰勿刹广场；里峇峇里律南端广场；诺勿里芝律及水仙门附近；加兰及牙垄交界处橡胶园；丹绒百葛警察局附近；巴爷礼峇律及漳宜律交叉处。

群众看到布告以后，猜测纷纭，人心惶惶，有的说是分片开会，可是开会为什么要带足三天的食粮和饮水?有的说是登记、颁发“良民证”；有的说是要发给救济金，因为原新加坡币已被日本军用券代替，居民陷入一贫如洗境地。群众太善良了，所有猜测，都是一厢情愿；他们哪里知道，阴险毒辣的日本法西斯，正在导演一幕血腥惨剧!

忧心忡忡的50万华人，惶惑不安地挨过了三天，留下老人和孩子，遵照占领者的安排，携带干粮和饮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各自的家门。头顶是赤道上空的骄阳，脚下是滚烫的柏油马路，眼前是叫人胆战心惊的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什么开会，什么登记领“良民证”，什么发放救济金，哪有这样的事。一到集中地点，人们无不为自己的命运捏一把汗!

原来，日军事先已把六个集中地点周围用沙袋筑起围障，仅留一道出入口，设岗派兵把守，人们进去以后，不准再出来；对徘徊不敢进去的人，日军立即过来驱赶入内，不听的就用刺刀威胁，或用枪柄殴打。从21日早晨起，集中地点陆续进人。挤在围障里面的人们，个个晒得满身臭汗，两眼昏花。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人们不得已而就地便溺，气味难闻。日军布告虽说是集中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华人，许多家庭扶老携幼前往，也有抱着吃奶的婴儿，拉着五六岁孩子的，婴儿固然离不开母亲，母亲把孩子们抛在家中也不放心。半天曝晒之后，婴孩的哭声、老弱者的呻吟声混成一片，数以万计的人，挤在狭窄的圈子里，焦灼地等待着。

中午过后，布告发出的限期到了，日军派出一队队兵士，到每一条华人聚居的街上，恶狠狠地闯入住宅搜索，把所有留在家中的人，不论老的、小的、残废的、生病的，一律强行赶到附近的集中点去。有些马来人站在马路旁边看“热闹”，也被日本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强行赶了进去。这时，集中地点呈现出一片恐怖的气氛，令人战栗!

离奇古怪的“审问”

日本宪兵进场了。宪兵头子在桌子前坐下，旁边站着翻译官和两名持着长枪上装有刺刀的士兵，法西斯“大检证”开始了。

首先受“检证”的是中青年男子。“检证”要过好几关，每一关都象是鬼门关一样，生死大权就掌握在日本占领者手上。日军强迫人们蹲在地上，一声令下，挨个匍匐前行，来到宪兵头子面前，接受“审问”。宪兵头子随心所欲，通过翻译，问道:

“蒋介石、汪精卫谁好?”

如果回答“汪精卫好”，他就哼一声，挥手放行；可是，人们明明知道汪精卫是卖国大汉奸，民族败类，怎么能昧着良心说他“好”呢?如果迟疑不答，宪兵头子就怒气冲冲，举手一指，命令受审者站到另一边去，那便是被划为“不良分子”了。

“你知道陈嘉庚吗?”

“你认识陈嘉庚吗?”

这是宪兵头子发出的又一问话。如果回答不知道，他马上拍着桌子骂：“说谎!”如果回答“知道，但不认识”。他就吼叫:“不老实!”还叫日本兵拳打脚踢。有人看见回答不认识要挨打，心里害怕，就说认识，没料到竟被用麻绳捆绑起来。拴在军车后面，开出去活活拖死!日军是在发泄对爱国侨领陈嘉庚的仇恨。

阴险狡猾的日本宪兵，对参加过保卫新加坡的抗日华人，更部肯放过；他们知道对这些人硬来不行，就用诱骗方法，让翻译官用普通话、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分别高喊：“有参加过义勇军和防空队的吗?参加过的举手，皇军一律宽大，还要雇用，免受审查。”

人们听了，多数不相信，有的将信将疑，也有头脑简单、对日本侵略者认识不足的，贸然举起手来，结果被押上卡车，由日本兵严加监视，驶离集中地点，惨遭杀害!日军对善良无辜的平民尚且大肆屠杀，对义勇军和防空队员当然更不能放过了。

问话继续在六个集中点进行。日本宪兵有时凶神恶煞，有时脸露狞笑，有时假仁假义，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对新加坡华人进行一次大清洗。有的宪兵头子，甚至诓骗说：“你们中谁是头家(老板)?举起手来，是头家都以出去。”可怜那些举手的头家，尽管他们一生只知道经商赚钱，在日军眼中，也是可杀的人，结果也逃不出日本军人的屠刀，成了惨死鬼。

最不肯放过的是抗日分子

法西斯最不肯放过的，当然是抗日分子，他们从“七·七”事变以后，即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对团结华侨、支援祖国抗战，起过很大作用。日本侵略者知道，抗日分子中，知识分子和工人最多，所以视为“检证”的重点对象。他们特别注意戴眼镜的、相貌斯文的、身体健壮的、公用英文书写的……他们从对话中观察，稍有可疑之处，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人，马上叫到一边，用车集中运走。日军头目还走到人群中间，睁大贼眼，一片一片地寻找，要认为是嫌疑分子，便用皮鞭一指，这个人的命运也就决定了。日本宪兵还利用汉奸告发，抓出抗日分子。

在“大检证”中遭毒手的，有《星洲日报》记者、南侨中学教师、中学生、工人……

一些逃过日本法西斯鬼门关的幸存者，在饱受恐吓、殴打、辱骂以后，口干唇焦，饥肠辘辘，最后由日本兵在身上(脸上、手臂上、大腿上、胸膛上)盖上一个“检”字，才能从集中地的出口，再经岗哨复验，获得允许，拖妻带儿回家去。

在几天的“检证”过程中，丧心病狂的日军还从集中地强拉了许多青年妇女，押送到侵略者的兵营去“慰劳”日军，任其践踏。失去了母亲的幼童，无人照管，在烈日下烤晒，在大雨中水淋，又缺少食粮，几天中死亡不少。老年人经不住折磨，含恨死去的事，天天都在发生。

从2月21日起，“大检证”持续了七八天，这是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七八天，这是新加坡华人在日军屠刀下惨杀和凌虐的七八天。日本法西斯在南进中犯下的种种罪行，其惨景与1937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无异。

惨无人道的杀人景象

根据在新加坡“大检证”后幸存者的回忆与其他材料，可以看到日军杀人手段何等毒辣。例如，在漳宜律，一车一车的华人被赶下来，押送到野外沟渠边上，那里已堆放着铁镐、锄头、丁字镐等。日军迫令人们挖掘土坑，挖完以后，又迫令人们跳下坑去，排列成行，等待日军用刺刀刺死。日军把手无寸铁的人当靶子。规定宪兵每人只刺一刀，一声号令，刺刀寒光闪闪，日本兵野兽般嚎叫着，用刺刀向坑里的人刺去，顿时坑内鲜血喷流。许多一刀未被刺死的，倒卧坑内，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挣扎竟日才断气。在裕廊律，被害者也是先自挖坑，列队站于坑内，日军端出毒药，强迫人们服下，实行毒杀；遇到不肯饮的，就开枪或用刺刀将其杀死。

最大的屠杀是在海滨和大海上，这里的被害者连尸骨也找不到了。在加东海滨，数以万计的华人，遭到机关枪的射杀；在不拉干马蒂海边，在大屠杀的日子里，昼夜都有船将双手反缚的华人载到海上，再把两人背靠背绑紧，推入大海波涛中，其数目无法统计。

一位死里逃生的人对灭绝人性的日本法西斯暴行，有力地控诉道：

……我们下车后，列成一队，日军再将十个八个人缚成一串，押向海滨，一直到涉入水中，机关枪便响了。我那一串里有人中弹倒下，牵动着一串的人都倒下了。我的身体向后倾倒，还未倒地时，一弹穿过我的鼻子，我平躺在海滩上，满脸流血……

枪声停了，刽子手们从岸上跑来，拿刺刀向被难的人乱刺，悲惨的呼号、哀痛的啼哭、愤怒的咒骂，夹杂着一声两声日军的狞笑声，如同人间地狱，又象是屠宰场一般。

我闭着双眼，连呼吸都不敢，伪装已死。如果稍有转动，或是呻吟，马上就会丧命于刺刀之下。

突然，有一个日本兵向我跑来，吓得我魂飞天外，只等刺刀穿透我的身体。我清晰地听到自己心房的跳动声。大概日本兵见我满脸是血，以为已死，便踏上我的胸部，用刺刀戳刺躺在我身旁的人；我竭力忍受这沉重而坚硬的践踏，直到他离开，才偷偷地舒了一口气。我能留下一条命，全靠那恰到好处的子弹。

天黑了，一钩新月，斜挂天空，万籁俱寂，有许多人还在呻吟着。我双手被捆，动弹不得；凑巧我是被缚在由末的一个，还可以移动一点，更凑巧身旁不远处，有一块石头露在沙滩上，如能把绳子在石头上磨断，就有活路。

经过一番挣扎，从能移动一点，离那石头还远，又被身旁尸体拖着，不能再前进；幸而这一串里还有一人未死，他低声问我干什么，我说明我的意图，他便尽力帮助我，我终于靠近石头，把手上的绳子往石头上擦，皮肤擦破了，也顾不得，一直到擦断了绳子，又去帮助那未死的人。他腿部中了一弹，肩尙又挨了一刺刀，我想帮他走，他走不动。他说他没有活命的希望，谢绝我的好意，还劝我快点离开。最后，我含着眼泪离开了他……

记住这一页历史

新加坡被日军占领时，人口约70多万，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华人。七八天中，进日军杀害的就有3至4万人!战后，新加坡发现集体掩埋尸体的坑道有几十处，尸骨到处都是；至于被抛入大海之中的，那就更多了。

日军对华人的屠杀，绝不止新加坡一地。在马来亚的柔佛、哥打丁宜、马六甲、森美兰、文律等地，也相继发生惨案，其疯狂程度，与新加坡的日军暴行并无两样。

参与杀人的凶犯，1947年有7名被送上了战犯法庭：西林琢磨(中将)、河村三郎(中将)、大石正行(中佐)、横日吉隆(中佐)、城朝龙(中佐)、大西觉(少佐)、久松春活(大尉)，其中河村三郎和大石正行被判绞刑，其余五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国有句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终于受到正义的惩处。

如今，新加坡海滨公园里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庄严地耸立着，时时在提醒人们：记住这一页历史，不要忘记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杀人罪行，任何时候都要对军国主义分子保持警惕!